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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66 根据查阅了第一海事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的私人文件的劳伦斯·R.普拉特的叙述，这位大臣及其部门人员与汉基具有同样的想法，而且还有证据证明，英国基地舰队司令、查特菲尔德的继任者罗杰·巴克豪斯海军上将曾于一九三六年提议，英国应与德国和意大利联合“镇压西班牙革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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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68 至此，我们在本章以及前面的一些章节里已经列举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言之有据：英法两国的权势人物将德国视为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并且不愿卷入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因为只有苏联可能从中受益。当伦敦《观察家报》的编辑、保守党观点有影响的传播者J.R.加文写下下面这段话时，他表达的显然不只是个人观点：“推翻德国政权从而使苏联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并且成为未来无法遏制的力量绝不可能符合英国和大英帝国的利益，这也将使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39]正如我们［176］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国右派以及温和的法国激进社会党成员持有类似的观点，尽管后者没有公开表达过。因此，强调下述看法并不为过：英法两国不会不顾陷入一个可能被意大利和德国控制的西班牙的危险，改变它们的不干涉政策；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形式和本质上改变西班牙革命特征的努力也不可能诱使英法两国政府在西班牙向德国政府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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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70 尽管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党人总理莱昂·布鲁姆据说是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采取中立立场的，[40]但是，布鲁姆本人始终否认这些传言并且承担全部责任。[41]不过，当内战爆发时，应西班牙总理何塞·希拉尔的吁请，他最初准备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战争物资，[42]但是，在去伦敦参加了因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而召开的关于洛迦诺公约前途问题的会议后，他改变了主意。尽管西班牙问题不在议事日程上，但仍被间接提了出来。乔尔·科尔顿在他那部资料充分翔实的莱昂·布鲁姆传记中写道：“[英国]政府成员纷纷就援助西班牙共和派的政策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布鲁姆后来把这些意见形容为‘严重的忧虑’。‘要说那是反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多年以后他在回忆这次会谈时说，‘他们不过是在给予小心翼翼的忠告并且表示严重的忧虑而已。’[43]在一次午餐交谈中，一些保守党人表示，他们希望法西斯分子与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一场极端分子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是暗示，西班牙可以成为这样一场大决战的合适地方。[44]布鲁姆、德尔博斯[伊冯·德尔博斯，法国外交部长]和莱热[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法国外交部秘书长]清楚地知道了英国保守党人的消极态度，他们不想在这场西班牙‘内部斗争’中支持任何一方；他们希望西班牙内战不要转化成为一场欧洲战争。[45]不过，布鲁姆本人证实，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没有受到要他采取不干涉政策的直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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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72 尽管如此，英国人仍然间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承认受到这种压力然后坚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是布鲁姆典型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由于英国官方的舆论环境，他离开伦敦时非常烦恼，因此，即使他还不准备放弃最初的打算，援助西班牙的决心也有所动摇。不过，他在巴黎意外地遭到坚决的反对。”[46]这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在那里，他是人们直接施压的对象，这些压力来自内阁中的某些激进社会党成员，来自共和国总统，[47]来自联合起来的法国右翼势力，来自强大的激进社会党，[48]后者代表了人民阵线联盟内部的大部分中产阶级。据莱昂·布鲁姆的法文传记作者让·拉库蒂尔说，中产阶级“胆战心惊地拒绝承担外交事务方面的任何风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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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74 ［177］对法苏互助条约的敌视同样表明英法两国的权势人物反对任何可能使它们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军事承诺。当部分重要的法国舆论毫不掩饰这种敌视而官方人士公开表示他们的反感时，[50]权威的英国报纸竟别出心裁。英国政府的非正式喉舌《泰晤士报》写道：“英国舆论不准备接受……法国在整个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也不准备承认它对所有义务负有责任，它正在以结成反德联盟的方式……不断积累这种义务。……此间并不认为法苏条约是一项积极有益的外交成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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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76 “法国为了势力范围在东欧结盟——其目的仍然在于势力范围，即使没有侵略的意图只是为了自卫。”“观察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它正确或者错误地——我国有些人认为是错误地——相信，因与苏联和小协约国（26）结盟而得到的好处超过了卷入某些实际上与它无关的争端所带来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政策与我国的不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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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78 “这些条约[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意味着战争而且不可能意味着别的事情。”J.L.加文在《观察家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支持它们，它们意味着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而且不可能意味着别的事情。如果英国打算支持或者赞成使用那些致命的手段；如果我们打算全面或者部分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打算支持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德国——那么，必将导致对和平局面的致命破坏而且再说什么也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左右逢源。如果我们准备在东方与德国冲突，最终它必定在西方攻击我们。没有别的可能性。”[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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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80 尽管从来没有任何官方声明像这些极具影响力的一流报纸一样如此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意见大致相当于政府的立场。根据二战之后公布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会议记录，这一点显而易见。这次会议“详细研究了法国[因其在中欧和东欧承担的义务]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危险，因为，正如[张伯伦首相]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眼看着法国灭亡’。”[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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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82 同样表示关切的还有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它在一九三七年报告说：“如果法国因为与我们无关的抉择受到牵连，我们可能被卷入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即使到时候对我们来说这场战争非常危险。”[55]“尽管受到先决条件和各种因素的限制，”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写道，“英国实际上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一基本原则并且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沦陷之后不久由参谋长联席会议阐明了它。当法国‘陷入险境时……我们不能允许[它]被蹂躏，也不能允许把机场建在法国国土上。几百年来，英国人民为阻止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被某个敌对的大国据为己有而战斗过’。”正［178］如米德尔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张伯伦政府勉强承认，不能眼看着法国被德国打败是英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东方扩张，但是，并没有出现西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这种最后的局面。[56]因此，当张伯伦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表示“最令人不安的情况是法国部长可以决定英国是否参战”时，[57]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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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84 于是，正如英国政府所察觉的那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仅要防止因西班牙内战和法国介入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持续威胁引起一场欧洲战争，而且要防止因法国在东欧承担的义务引起一场欧洲战争。有人认为，只有在法国摆脱它与东方的种种纠葛、英德两国达成某种政治谅解以保证在西欧维持现状并且允许德国作为反苏堡垒在东方谋求霸权之后，西方的战争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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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86 尽管英国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在回避“英国的目的是把纳粹的侵略引向东方从而使两个极权国家在那里两败俱伤力量耗尽”这一论题——考虑到对共产主义的担忧，这一论题至少符合逻辑——并且强调奉行绥靖政策的其他理由，尽管公开档案中的官方文件受到监管甚至导致某些文件消失不见，但是，证据仍然不容辩驳地表明，在政界上层以及上流社会人士中，存在着强大的舆论倾向，希望德国至少起到抗衡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作用。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纳粹政权上台初期这些倾向就已存在，证据还使人们确信，直到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国入侵西欧打破力量平衡为止，这些倾向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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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88 如果我们不得不喋喋不休地详细讨论绥靖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那是因为英国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的研究状况令人非常不满意。如果不能无可辩驳地确定绥靖政策的主要动力，不仅无法理解战前的欧洲历史和英国政策——后者看上去并非一个接一个的荒唐失误，而且无法理解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期间所坚持的“温和”路线。同样无法理解的是，斯大林的努力——他企图通过曲解西班牙革命的性质诱使西方民主国家放弃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进而在西班牙与德国对抗——为什么绝不可能取得他所希望的那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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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90 不过，当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都在回避绥靖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这一问题或者将其一带而过并且企图以其他辩解来搪塞时，的确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例外。可以认为像阿诺德·J.汤因比——据（认识他的）托马斯·琼斯说，汤因比曾经“相信[希特勒]希望欧洲和平并与英国友好相处的诚意”[58]——这样的权威在一九三七年作出那么明确的表述理所当然：“应当［179］缔结一份西方条约并且应当默许希特勒先生在东方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建议将会被那些（不是因为害怕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就是因为不喜欢苏联，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认为英德友好非常必要的英国人所接受；那些坚决反对向德国提出的归还其战前殖民地的要求做出任何让步的英国人可能也会考虑这个建议。……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相当一部分英国公众——包括议会下院中的一些支持政府的议员——将认为，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应当放弃东欧任其听天由命，只要能用这种方法把重新分配殖民地的问题暂时搁置就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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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92 另外还有担任张伯伦政府陆军部长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顾问的军事战略家兼历史学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的证词，他说，在“政府的圈子里我早就听到过这样一些精明的论点：允许德国向东方扩张，逃避我国所承担的国际联盟盟约义务，让其他国家首先承受侵略的冲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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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94 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甚至更加直截了当：“然而，这种宁愿看到德国控制中欧和东欧的态度不仅仅是英国外交基本倾向的附带产物。它的意义应当比这大得多，在整个形势中，它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迁就’希特勒以争取和平的一般愿望背后，暗中隐藏着一种期待，即使不是隐藏在张伯伦先生本人心里，至少也是隐藏在他的某些顾问心里：如果能够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它迟早会与敌对的苏俄极权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在接着爆发的战争中，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两败俱伤力量耗尽，而且由于持有这种观点的那些人认为，对于英国来说，布尔什维克俄国比纳粹德国更危险，因此，希特勒打败斯大林并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削弱自己的前景不会不让人抱有期待。”[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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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96 [1]《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36—1937》，第二辑，第十七卷，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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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698 [2]《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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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0 [3]古斯塔夫·希尔格和阿尔弗雷德·G.迈尔，《互不相容的盟友》，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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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2 [4]约翰·W.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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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4 [5]引自（其传记作者）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273页。另请参阅基思·费林的《内维尔·张伯伦传》，该书在第十七章里引用了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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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6 [6]《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608页（科尔特向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提交的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科尔特在密信中把威尔逊（张伯伦担任首相期间他在唐宁街十号有一个房间）描述成为“张伯伦最亲密的同事”并且补充说，“[他]被普遍认为是英国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公认的事实是，内维尔·张伯伦为所有问题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这个反对一切作秀的人让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肃然起敬。他具体体现了毛奇的理念：‘真人不露相。’”（同上，第605页）关于这个能力出众但富有争议的文职官员，至今没人写过一部全面的传记，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张伯伦的幕后操纵者。在一段对威尔逊生平的简短描述中，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提供了以下信息：“官方档案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活动没有战时那本有争议的书《罪人》所说的那么重要。一九三五年，作为一名‘聪明的顾问’，他被[首相]鲍德温带到了唐宁街，多少有点身不由己。……[作为]劳工部常务副大臣，他在一九二六年的总罢工期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作为精明干练的谈判者，他在白厅享有盛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九年，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国内政策或者与其作为首相的非正式顾问的职责有关，只是渐渐地扩大到了外交政策领域。……就威尔逊而言，张伯伦从前任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另派用场的人’……资历深厚，经验丰富，具有异常清醒的头脑，……对首相应有的基本忠诚。威尔逊是执行非正式任务的理想人选。……张伯伦可以把他作为密使派往德国大使馆，传达关于英国目标的简略意见，告诉对方在对外交往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承诺；同时察觉德国人的基本想法。……当然，他的行动引起了外交部的不满。……[直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和慕尼黑会议[为止]，他似乎顶多只是一个执行首相指示的称职官员。……伍尔顿勋爵的评论也许最为公正：‘对于政府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比别人知道得更详细。他深知首相们工作的压力。……作为一名文职官员，他的洞察力及其出色的执行力难能可贵，但是我认为，他对首相最大的帮助是他给予首相的同情。……他以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力使首相们有了可以交谈和依靠的人’。”（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83—84页）关于威尔逊的另外一些信息可以在下列著作中找到：（埃冯伯爵）安东尼·艾登，《面对独裁者》；安德鲁·博伊尔，《蒙塔古·诺曼》；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和《任职于政府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绥靖主义者》；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范西塔特勋爵，《在迷雾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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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8 [7]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主义，1936—1939》，第8页（布利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致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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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0 [8]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外交文件》，第二卷，第575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报告说，布利特认为，“苏联非常希望燃起一场全面战火，这场战火几乎与它毫不相干，也许只能隐约听到远方传来的爆炸声。但是，硝烟过后它将像凤凰一样从我们的废墟上飞起，发动一场世界革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二卷，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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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2 [9]《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第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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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4 [10]英国政府办公室，《内阁会议记录，1916—1939》，23/29，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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