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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国政府办公室,《内阁会议记录,1916—1939》,23/29,,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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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C1935/95/62 FO371//21626号。感谢米德尔马斯的《外交幻觉》让我看到这份参考资料。我亲自查阅了这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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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一卷,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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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和莱奥·迪特里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56和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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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5页。在九月二日提交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一份报告中,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写道,据博内说,“苏联的愿望之一是挑起一场全面的战争,然后它趁机浑水摸鱼。他在这个问题上证实了布利特先生向我表达过的看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45》,第三辑,第二卷,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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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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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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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713页。“我真心希望不要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发生战争。”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对他的德国同行说,“你和我都知道,假如我们相互厮杀那是在为什么人卖命。”(同上,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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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莫里斯·甘末林将军,《为国效力》,第二卷,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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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89—390页。“如果发生任何战斗,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分子作战,”一九三六年七月鲍德温首相对丘吉尔这样说(见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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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哈罗德·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1930—1939》,第250页。据鲍德温首相的传记作者说,他在大约同一时期说过,“被法国和苏联打败的德国将会成为共产主义德国。”(G.M.扬,《斯坦利·鲍德温》,第223页)读者是否应当对英法两国将希特勒赶回莱茵河对岸去的能力表示怀疑,下面这些从权威性原始资料中引用的内容将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在一九三六年显示出我们决心打仗,[德国人]将撤回去,他们的整个计划可能因此受到危及,甚至危及‘元首’的威信。”(甘末林,《为国效力》,第二卷,第193页)丘吉尔写道:“[法国总理]萨罗先生和[外交部长]弗里丹情急之下希望通过总动员立即采取行动。……可是,他们似乎不经英国同意就无法行动。这是一种解释,但不能成为理由。对于法国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任何名副其实的法国政府都应作出自己的决定并且信赖条约义务。……情况可能的确是,他们没有从英国得到对抵抗德国侵略的任何鼓励。[埃冯伯爵(当时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证实了这一点。艾登写道:“尽管个人对法国友好,(鲍德温首相)心里明白,英国不会支持法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我只能对此表示同意。”(艾登,《面对独裁者》,第385页)]恰恰相反,只要他们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他们的英国盟友就会毫不犹豫地劝阻他们。……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法国军队……德军总参谋部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他的狂妄将会因此受到抑制,这对他的统治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法国始终反应迟钝,行动无力,从而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不必通过一场大战遏制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在英国的怂恿下,法国政府反而把责任推给了国际联盟。”(温斯顿·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93—195页)“[人们]不禁会想,”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写道,“西方列强在有利的时机没有采取积极的军事反击行动实在是德国人民的不幸。”(施韦彭布尔格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68页)最后,我们还有内维尔·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绥靖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塞缪尔·霍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的证言:“我现在确信,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干涉的话,我们肯定可以迫使希特勒撤退从而给他正在提高的威信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201页)不过,使英法两国在对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采取反击行动时退缩不前的正是伴随着对希特勒地位的“毁灭性打击”可能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法国没有采取行动严重损害了它在欧洲的地位。夏尔·A.米科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一九三六年三月是法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从“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变成了“英国的附庸国”(夏尔·A.米科,《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1933—1939》,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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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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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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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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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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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外交日记,1937—1940》,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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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约翰·伊夫林·伦奇,《杰弗里·道森与我们的时代》,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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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詹姆斯·拉姆齐·蒙塔古·巴特勒,《洛西恩勋爵(菲利普·克尔),1882—1940》,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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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A.L.罗斯,《绥靖主义》,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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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约翰·西蒙爵士,《回首往事》,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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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马丁·吉尔伯特,《绥靖主义的根源》,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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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一卷,第14—45页。这份谈话记录是一份苏联人译成英文的德国文件。在《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的英译本中,没有那些着重体标注,见D辑,第一卷,第55—67页。在其他方面,两个文本大致相同。哈利法克斯本人对谈话中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记述如下:“[我对希特勒说]我并不是没有看到他为德国所做的事情,也不是不了解从他的不使德国出现共产主义并且阻止其——像他感觉到的那样——向西方传播的观点来看所取得的那些成就。”(《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九卷,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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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托马斯·琼斯,《日记书信集,1931—1950》,第202和209页。对于那些有兴趣了解琼斯试图对鲍德温施加的政治影响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琼斯的熟人A.L.罗斯写道:“[他]是一个非常爱管闲事的中间人。……如果知道琼斯一直为[德国驻伦敦大使,后来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从事卑鄙的勾当,我与他应当不会多么亲近。……我知道他站在那一边,但在他的《日记书信集》发表之前,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里宾特洛甫的阴谋活动。”(A.L.罗斯,《冥冥众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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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鲍德温的传记作者扬写道:“当内阁讨论外交事务时,他总是夸张地闭上眼睛。他会说,‘你们完事以后叫醒我。’”(扬,《斯坦利·鲍德温》,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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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根据托马斯·琼斯,《日记书信集》,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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