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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霍尔致外交部，第一海事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的附加备忘录，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W7781/62/41 FO371/20527号。感谢劳伦斯·R.普拉特的《马耳他以东，苏伊士以西：英国的地中海危机，1936—1939》让我看到这份参考资料以及其他参考资料。我亲自查阅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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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莫里斯·汉基（“机密”备忘录），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W11340/79/98 FO371/20475号。见关于劳伦斯·R.普拉特的注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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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普拉特对这段叙述的部分注释如下：“[外交部常务副大臣]范西斯塔特致查特菲尔德，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查特菲尔德私人文件。英国驻巴塞罗那领事诺曼·金谴责了‘红色西班牙’并使巴克豪斯相信，必须镇压革命。”（普拉特，《马耳他以东，苏伊士以西：英国的地中海危机》，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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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观察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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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佩蒂纳（安德烈·热罗）为E. N.捷勒皮的《西班牙阴谋》一书所写的序言，第vii页。另请参阅莫里斯·皮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法兰西行动报》上的文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西班牙共和报》上引述的樊尚·奥里奥尔的话；克劳德·鲍尔斯，《我赴西班牙的使命》，第281页；芬纳·布罗克韦，《工人阵线》，第159—160页；皮埃尔·拉扎雷夫，《最后期限》，第134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331页；亚历山大·沃思，《法国走的是哪条路？》，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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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见乔尔·科尔顿《莱昂·布鲁姆，政界的人道主义者》，第235页和第241—242页注释6。布鲁姆告诉英国工党全国执委会主席休·多尔顿，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是他的政策。“正如某些传说所言，首先提出这一政策的是他而不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休·多尔顿，《重要的年代：回忆录，1931—1945》，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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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科尔顿，《莱昂·布鲁姆》，第236页和第239页注释9。另请参阅（法国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新观察家报》上的文章；朱尔·莫克，《会见……莱昂·布鲁姆》，第191页和政治事务副主管罗贝尔·库隆德尔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写给伊冯·德尔博斯的秘密信件，见法国外交部的《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三卷，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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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科尔顿的这一段引语来源于布鲁姆一九四六年向法国社会党大会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五〇七月十九日《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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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科尔顿对这一段谈话的注释如下：“布鲁姆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餐时的私下言论，布吕梅尔[安德烈·布吕梅尔，布鲁姆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在场：备忘录打印稿，布吕梅尔私人文件。”乔治·勒弗朗的《人民阵线史》所提供的布吕梅尔备忘录关于这一段内容稍有不同，见第462页。据莱昂·布鲁姆政府的秘书长朱尔·莫克说，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发表了以下言论：“我们英国人憎恨法西斯主义。不过我们同样憎恨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如果这两种东西在某个国家互相残杀，对于人类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见约翰·E.德雷福特《伊冯·德尔博斯在凯道赛：人民阵线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1936—1938》，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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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埃冯伯爵（前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中写道：“尽管处在要求他支持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的压力下，布鲁姆仍于七月二十六日宣布法国决不可能进行干涉。他和德尔博斯非常清楚，任何其他行动方针都将立即使法国陷入分裂，而大国的公开干涉可能导致一场欧洲战争。我们赞成法国作出这种决策。”（《面对独裁者》，第450—451页）英国反对进行支持共和派的干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他曾在安东尼·艾登手下担任副外交大臣（1936—1937）并在随后担任外交部常务副大臣（1938—1946）——写了下面这份本书前面引用过的备忘录：“我要说的是，在相对正常的情况下——即，‘现政府’实际控制着国家并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即使没有两国间的协议，我们也应当最严格地遵守我们一贯奉行的常规政策，允许或者批准向公认的西班牙政府运送物资，同时对叛军实行禁运。但是，在西班牙目前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有可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不能盲目遵循常规。西班牙现政府是怎么回事？巴塞罗那的那些掌权者在多大程度上承认马德里当局？后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控制着马德里？……撇开国际方面的问题和我们想要避免‘一刀切’的愿望不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西班牙现政府’越来越不值得他们同情，甚至对于我国的工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371/205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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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科尔顿，《莱昂·布鲁姆》，第241—242页。另请参阅德雷福特《伊冯·德尔博斯在凯道赛：人民阵线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第31—54页和M.D.加拉格尔的文章，《莱昂·布鲁姆与西班牙内战》，载《当代历史季刊》，6，（一九七一年）第三期。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卡尔顿否认英国施加了任何压力，他的论点的依据是，在他查阅的英国官方档案和法国外交部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艾登，布鲁姆和不干涉政策的由来》，同上）。另一方面，英国布里斯托尔理工学院世界史讲师格林·A.斯通坚持认为，尽管“乍看起来科尔顿的反驳似乎是以对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原始资料的进一步研究……为基础的……但是，这决不表明它是最后的结论”（《英国，不干涉政策与西班牙内战》，载《欧洲研究评论》，9，[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一期）。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保守的伦敦《泰晤士报》军事记者的英国军事战略家兼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断言，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事实上的最后通牒，如果法国不立即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战争物资从而避免发生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话，英国将考虑自行解除洛迦诺公约赋予它的援助法国的义务”（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利德尔·哈特上尉回忆录》，第二卷，第128页）。不过，他没有援引任何原始资料支持这个论断，这看上去明显是复制了休·托马斯那部西班牙内战史第一版的论点，几乎一字不差，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一年版），第258页。就托马斯而言，他只引用了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党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亲共的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的证言，从而使这一指控的可信度存疑，因为至今没有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英国政府施加了这种赤裸裸的压力。关于对托马斯的论断的驳斥，见戴维·卡尔顿《艾登，布鲁姆和不干涉政策的由来》，载《当代历史季刊》，6，（一九七一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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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根据莱昂·布鲁姆的好友路易·莱维的说法，见路易·莱维《关于法国的真理》，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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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莱昂·布鲁姆向成立于一九四七年的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的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见《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和材料》，第一卷，第216—227页。一九三六年十月举行的激进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议案，赞扬政府通过提议签订不干涉公约“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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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全面展示西班牙内战期间法国不同政党和派别的态度的研究者们将会发现戴维·温盖特·派克的精心之作《法国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很有价值。基于对数千份报刊杂志的研究，派克引用的大量资料可以为研究者和历史学家免去无数单调乏味的工作。另请参阅派克早期的研究著作《猜测、宣传和欺骗与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新闻界眼中的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危机》。之后出版的另外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何塞·马利亚·博拉斯·略普的《面对西班牙内战的法国：资产阶级，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它把焦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工商金融报刊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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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让·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乔治·霍洛赫英译），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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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民阵线的外交政策因这一事实而被削弱：实际上只有共产党议员、一小部分社会党议员以及不到一半激进社会党议员赞成理应是其外交政策坚实基础的法苏条约。对于那些希望看到条约被批准的人来说，最难以拒绝的难道不是莱昂·布鲁姆本人在《人民报》的文章里所发表的论点吗？他关于集体安全的个人观点——‘从根本上说，可以合乎逻辑地要求我们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的另一场战争现在去冒战争的风险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流行。”（热纳维耶芙·塔布伊，《他们被称为灾难预言者》，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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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泰晤士报》。据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说，“《泰晤士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英国报纸。”尽管得到了“英国政府官方发言人”的名声，但它仍然是“一份具有独立见解的保守报纸，制订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针对纳粹德国的政策，这种政策碰巧与鲍德温政府和张伯伦政府所实施的政策一致，尤其是后者”（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56、70和73—74页）。它的英国政府正式或非正式喉舌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支持绥靖主义的报纸编辑杰弗里·道森与重要的保守党政治家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据甘农说，对道森的主要指责之一是，他是一个“阴险的人物，绥靖主义时期的反面角色。他在这个最顽固、最令人恼怒的统治集团喉舌中的显要地位足以使激进报纸、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把他看成这种人”（同上，第64页）。据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说，“道森对他的正当性充满自信。……他……坚定地谋求与德国和解。他把《泰晤士报》变成了一种宣传品并且毫不犹豫地封杀或者歪曲报纸自己的记者的报道”（A.J.P.泰勒，《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英国史》，第418页）。另请参阅罗斯《绥靖主义》，第5—13页。道森的传记作者写道：“杰弗里肯定受到‘纳粹德国是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方蔓延的一道屏障’这一思想……的影响。”（伦奇，《杰弗里·道森与我们的时代》，第376页）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封信中，道森写道：“我天天晚上竭尽全力务使报纸不要刊登任何可能伤害[德国人]感情的内容。现在我真的不记得过去几个月刊登过什么可能被视为不公正的评论而让他们不满的东西。”（同上，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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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据甘农说（《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第55页），《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两份一流的星期日报纸之一，另一份是《观察家报》。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观察家报》关于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是“斯克鲁泰特”（赫伯特·赛德博特姆）。赛德博特姆的继任者R.C.K.恩索尔说，当时所写的文章并没有“被权势人物更广泛、更用心地阅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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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观察家报》。关于加文和《观察家报》，甘农写道：“作为两份一流的星期日报纸之一，《观察家报》的影响肯定很大。……[加文]认为凡尔赛和约的作用不值一提：它所代表的整个国际事务体系以英国与法国在欧洲的密切合作为基础，在他看来这与英国的利益相悖而且具有危险性。尽管加文决不容忍纳粹的种族政策，但他显然认为，德国与英国之间可能而且应当达成谅解。”（《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第51页）关于加文的一些重要文章的摘要，见玛格丽特·乔治《扭曲的看法：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的英国外交政策》，第146—150页，这些文章显示了加文对共产主义的忧虑以及对纳粹德国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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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109页。科尔文的这一信息来源于（英国内阁文件）Cab. 27.623，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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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见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18页。资料来源是CID（帝国国防委员会）1385—B，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三七年战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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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18—19页。引文源于（英国内阁文件）Cab. 50—37，《关于德国面对其他欧洲大国的形势说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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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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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琼斯，《日记书信集》，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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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阿诺德·J.汤因比，《一九三六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80—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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