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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见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所写的备忘录，本书将在第六十一章中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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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科尔文，《任职于政府的范西塔特》，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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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洛赫·莫厄特写道：“张伯伦严重依赖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给了他一间办公室，而且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天与他一起去公园散步。”（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98页和注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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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9页。在《一九一四年以来的英国》一书关于英国内阁档案的一章里，查尔斯·洛赫·莫厄特指出，历史学家的困难之一是“文件消失造成的”，消失的文件包括“希特勒和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当晚签署的友好声明”。“这并不意味着移交到公共档案馆并且符合三十年规定的文件必然会对研究开放；”他接着写道，“任何与‘敏感’问题有关的文件可能封闭五十年、七十年甚至一百年。”（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一九一四年以来的英国》，第76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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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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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A.J.P.泰勒，《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英国史》，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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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戴维·欧文，《战争之路：希特勒的德国，1933—1939》，第156和191页。该书还有对被缴获的里宾特洛甫与英国要人会谈的谈话记录消失不见的描述，见第56页。这部引起争议的著作是在一千五百页资料笔记（见序言，第xiii页）的基础上并且利用以前的历史学家未曾利用过的原始资料（见序言，第ix—xviii页）进行的非凡研究的成果。禁止公众查阅与温莎公爵（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其亲德观点被人们作了翔实的描述（实例见弗朗西丝·唐纳森所著《爱德华八世》）——有关的所有文件的事实进一步妨碍了对绥靖主义时期的深入研究。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九四五年决定与英国人合作，命令他的情报负责人埃德温·L.赛伯特少将把在美军缴获的档案中发现的关于温莎公爵的文件所有交给他。根据赛伯特本人的证词，他后来交出了在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家里发现的一部分文件，结果，这些文件“或者被销毁了，或者不知藏在了何处”（安东尼·C.凯夫·布朗和查尔斯·B.麦克唐纳，《关于一个红色领域：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第554页）。据欧文说，“里宾特洛甫在温莎公爵身上发现了‘某种类似于一个英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东西’。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会谈的记录从缴获的档案中消失了。”（欧文，《战争之路》，第59页）值得注意的是，当英美两国的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商谈如何对待被俘的纳粹领导人时，丘吉尔战时内阁的大法官、前张伯伦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约翰·西蒙爵士坚决主张简单处理，反对进行全面的审判。他认为，全面的审判将会产生无休止的辩论并且打开一个法律和政治问题的潘多拉盒子，“引起我们难以预测的反应”（布拉德利·F.史密斯，《通向纽伦堡之路》，第179页）。与英国主张有关的其他内容，见史密斯《通向纽伦堡之路》，第45—46、64、171—175、178—179、185—188、192—193和219页。据史密斯记述，在英美进行协商期间，约翰·西蒙爵士曾经出示过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以下面这一段话结尾：“如果在希特勒被捕时向他出示一份记录着其罪行的文件将是‘非常必要的’，只要这被理解为不会进行以这份文件为基础的听证或审判。”（同上，第197页）人们从史密斯这部不同凡响的著作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是美国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和副部长约翰·J麦克罗伊的坚持，可能根本不会有纽伦堡审判。英国反对进行审判、赞成简单处理的主张在亨利·L.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所著《在和平和战争中服役》一书中得到证实：“让史汀生深感意外的是，对法律审判的反对主要来自英国，它一直极力主张代之以直接军事处决。但是，由于法国和苏联的坚定支持，美国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伦敦签订了一份四国协议，特别批准当年十一月成立设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第587页）尽管如此，如同没有揭示苏联外交政策针对西方的策略一样，纽伦堡审判也没有澄清英国战前的外交政策。“由于检察官团队选择当庭出示的证据的方法，由于随后公布的印刷工整、编制了索引的经过筛选的文件集，由于在巴伐利亚森林的一个大坑里烧毁了被认为可能破坏盟国起诉效果的一些文件，”戴维·欧文写道，“一九四五年以来的历史深受纽伦堡审判的影响。选择当庭出示的证据与其说是因为它们的代表性，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显示了轴心国的犯罪。”（《战争之路》，第xi页）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持有类似的观点：“文件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证明受到审判的那些人的战争罪行，而且是为了掩盖起诉他们的那些国家的战争罪行。如果组成纽伦堡法庭的四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处理这件事的话，它将更广泛地揭露罪行。西方国家将会指控纳粹—苏联条约；苏联则将用慕尼黑会议以及更多暗中的交易以牙还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3页）关于这一时期可以利用的档案文件多么不完整以及这种不足给历史学家带来的烦恼见T.德斯蒙德·威廉斯的文章，收入埃斯蒙德·M.罗伯逊所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3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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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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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六日《观察家报》（《外交大臣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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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费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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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费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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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费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03页。另请参阅张伯伦的核心集团成员塞缪尔·霍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所著《纷乱的九年》，第34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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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A.L.罗斯，《绥靖主义》，第83和63页。尽管没有揭示绥靖主义的主要动力，美国历史学家威廉·R.罗克仍然对内维尔·张伯伦作了某种更为可观的描述：“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曾经在伯明翰经商，一九一八年当选议员之前，他在英国中部地区的实业家中获得很高的地位并且担任各种公职，其中包括伯明翰市市长。（一九二二年）他作为邮政总局局长首次进入内阁，后来作为卫生大臣（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期作为财政大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显示出才干。他用工作效率、管理能力、献身精神以及愿意接受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任务弥补了他在想象力和个人魅力方面的不足。他的兴趣和能力主要集中于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卫生和福利问题）；作为首相，他几乎完全不关注外交政策，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他肯定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外交事务孤陋寡闻，但是，他对外交形势并没有真正‘身临其境’，不是总能理解外交政策问题的全部含义而且过于依赖自己的判断。”（威廉·R.罗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主义》，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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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363页。甚至因反对导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而从张伯伦内阁辞职的达夫·库珀（后来的诺里奇子爵）也没有看清张伯伦的策略，他把绥靖主义的整个问题归结为荒唐：“张伯伦具有许多优良的品质，但他缺乏世界的经验，同时他还缺乏可以弥补经验不足这一缺陷的想象力。他从来没有进入过政治或者金融的广阔世界[可他在成为首相之前担任过六年财政大臣！]，对于他来说，欧洲大陆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他曾经是一位成功的伯明翰市市长，在他看来，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就像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市长一样，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政党因而具有不同的兴趣，但是，他们肯定希望造福于人类，而且肯定像他本人一样，基本上是讲道理的正派人。这种根本性的错觉形成了其政策的根源并且解释了其错误的原因。”（《老者释怀：达夫·库珀自传》，第200页。着重体是我加的），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也许写出了关于张伯伦政府活动的最佳研究著作，但是并未直接触及绥靖主义真正的实质，他不同意把张伯伦首相说成一个拙劣的政治家，认为这种描述站不住脚：“他决不是用从伯明翰市政厅带来的短浅目光看待外交事务的，在众多诋毁者中，劳合·乔治以嘲笑这种目光为乐。”在后面的一段内容中，米德尔马斯写道：“把张伯伦描绘成一个没用的笨蛋、像绵羊一样在奸诈的第三帝国领导人中间坐立不安是错误的。他习惯于直接讨价还价，在过去，在英国国内政治事务中，他表现得像二十世纪任何保守党领导人一样强硬和冷酷。不幸的是，他以前仅有的外交谈判经验应当是一九三二年在洛桑相对温和的气氛中取得的，在那里，让步似乎是明智之举。”（《外交幻觉》，第47和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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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序言，第二辑，第十八卷，第ix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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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告别辞，载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议会议事录》，收入罗伯特·罗兹·詹姆斯所编《温斯顿·S.丘吉尔演讲全集，1897—1963》，第六卷，第6307页。关于张伯伦的最客观的描述也许出自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笔下：“尽管[一九四〇年时]年已七十一岁，他仍然轻松地承担着许多工作和责任，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和议会辩论，对自身使命的某种永恒的信念支持着他。他并非没有虚荣心，通常表现得自信甚至傲慢，这种自信不仅在与法国人打交道时非常明显，而且妨碍了他对自己同胞的判断。……他神秘、专横、高效。所有这些解释了他对内阁的支配地位。……另外，除了依靠长期从政的经验之外，他还可以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清晰的阐述，清醒的判断和严密的逻辑性。在最高军事会议的会议[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之间举行的会议]记录中，这些优良的品质历历在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辩论家，一个敏锐、精明、有时甚至是狡猾的质问者。”（弗朗索瓦·贝达里达，《离奇战争的秘密战略》，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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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60—61和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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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见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社会主义行动报》。关于埃尔南德斯一九四四年被开除出党的情况，见其本人所著《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家里》，第215—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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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声称，“农夫”的文章和几本书都是由内战时期反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领导人之一胡利安·戈尔金代写的。这的确是事实。“农夫”实际上是个文盲，无法书面表达他的想法和感受。内战结束以后，“农夫”躲在苏联避难，十年后他从那里逃走时，幻想完全破灭了。见“农夫”的《在苏联的生与死，1939—1949》，该书由戈尔金根据“农夫”从苏联逃出之后的口述撰写（见戈尔金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其重要性在于，它记录了内战期间“农夫”在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时所实施的众所周知的暴行（实例见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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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为英国内阁成员之一，是英国司法系统首脑和内阁法律总顾问，同时兼任上院议长和掌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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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部分 抑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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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191］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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