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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战刚一爆发起，共产党人就在努力争取获得英法两国的支持并且确保它们继续承认最初的希拉尔政府和后来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是合法政府，对于革命的进程来说，这种努力肯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想使这种努力对英法两国产生哪怕是极其微弱的作用，西班牙政府就得修复遭到破坏的国家机器，不是根据革命的方针新建，而是按照灭亡的共和国的形象复原。此外，如果卡瓦列罗政府还是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而不是徒有其名的话，它就必须夺回内战初期被革命委员会夺走的对所有国家权力部门的控制权。[1]全体内阁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这样做完全不必顾虑对于外国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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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极端革命派不加入政府的情况下，无法完成恢复国家权力的工作，或者说，至少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极端革命派指的是强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它也经常被人们称为自由主义运动，其代表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向导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前者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思想，后者的任务是保护前者免受偏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2]同时引导工会组织把自由共产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为一个秘密组织成立于一九二七年，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小组组成，它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进行反对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独裁（1923—1930）的斗争，因为成立于一九一〇年[3]并被普里莫取缔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当时实际上已失去了功能。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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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一九二九年初，当全国劳工联合会部分重组时，[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才开始变得有名了。……它在平均十人左右的独立小组[小组成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或者居住的所谓“爱好”小组，与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情况一样]的基础上非常松散地组织起来，有一个半岛委员会……作为联络机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真正凝［192］聚力来自其成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妥协态度，他们是权力、等级、政治、国家、法律和妥协的凶猛敌人。这些“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用他们的激进主义、极端表达方式、无休止的批评指责以及不断预言明天就将爆发社会革命征服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予以强调的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际上只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发展迅猛的派别；它不是一股诸如共产党——尽管其渗透的努力没有立即取得成效——之类的企图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来势力，而是一种附带的结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自身发展的一种产物，由已在工会内部组织起来的激进分子所组成。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真正的活动中心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摇篮和曾经汹涌澎湃的地方加泰罗尼亚。不久之前，它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的“国中之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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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重要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由最忠诚和最有活力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建，正是因为这种活力和忠诚，它把工人阶级吸引了过来。……同时，人们不应忘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没有使自己被其他政治组织所控制，那正是因为……工会队伍中的那些[无政府主义]同志们的时刻警惕和不懈努力。就这样，在俄国革命之后的那个时期，它防止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涌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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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试图凭借以下事实完成它的指导任务：其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并且担任着诸多重要的职务。属于某个政党的个人不应当在工会组织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6]此外，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工会始终进行着严密的监督，在争论失败之后经常威胁要用武力反对偏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当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并不总是公开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这种控制——或者至少是试图控制，实际上，有时它们对此坚决予以否认，[7]但是，内战结束以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8]不过，确如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密切注意那些不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异端邪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反过来也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施加了有力的影响。[9]不过，佩拉特斯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际上”受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挥的说法与其他人的说法大相径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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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阁在从外国舆论的角度看允许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是否明智这一点上存在意见分歧，[11]但是，此举的好处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可以使他们为政府的措施分担责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进入现在的内阁肯定将给国家管理部门带来新的活力和威信，”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写道，“因为相当一部分政府目前没有考虑到的工人阶级将会受到它的措施和权力的约束。”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193］者愿意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并且参与国家的重建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不久以前他们违反古老的原则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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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是“人压迫人的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奴役人民的最有力工具”[12]——同样反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所有政府，包括在俄国革命初期消灭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内战爆发两周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写道：“苏联政府的整个官方辩证法抹杀不了与俄国的实验有关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国家的路线就是反革命路线。我们始终坚持认为事实如此，而且，对俄国最近十九年发展过程的研究为我们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相应地，随着苏维埃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革命在法令、官僚、镇压机器和税收的无情限制之下夭折了。革命是人民的事情，是大众的创造；反革命是国家的事情。它过去一直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无论是在俄国、西班牙还是在中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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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以后，一位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写道：“苏维埃国家的演变、无政府主义在其统治下的命运以及苏联的工会堕落成为一个纯粹的官僚附庸对于坚定广大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特别是其领导干部疏离政治、反对国家的观点起了重要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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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巴枯宁与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中得到了强烈的表达。巴枯宁是伟大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著作对西班牙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用巴枯宁的话说，马克思提出的“人民政府”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统治。“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个少数将由工人所组成。是的，我想是由以前的工人所组成，只不过他们立即变成了统治者和人民的代表，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而且将要从他们占据的政治制高点上俯视所有工人群众。他们不再代表人民；他们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对此表示怀疑的人肯定完全不了解人性。”[15]另外，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阐述道：“所有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确保自己继续掌权，不论组成政府的是什么人。如果他们是恶人坏蛋，那么，他们继续掌权为的是使自己发财致富并且满足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如果他们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相信为了人民的利益继续掌权是他们的责任。……只要不是自相矛盾并且否定其所有信条，无政府主［194］义者……绝不可能组成一个政府，即使他们足够强大；而且，万一他们这样做了，这个政府与其他政府将不会有任何区别；甚至可能更加糟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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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革命发生六年前的一九三〇年撰文强调，“从中央集权向无政府主义过渡需要一种新人，一种具有道德优势的新型个人”，造就这种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使命。“只有成功地造就出有资格生活于其中的人，我们才能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应许之地（28）。同时，如果我们自己迟迟不能从精神上证明，主人和暴君并非必不可少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像有资格享受自由的自由人那样生活，我们也不可能造就他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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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君主制和贝伦格尔的独裁统治后，一九三一年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使自由主义者改变他们的基本信条：“所有政府都是令人憎恶的，消灭它们是我们的任务。”[18]“所有政府毫无例外同样邪恶，同样卑鄙。”[19]“所有政府都是自由的毁灭者。”[20]“在君主制和独裁政府的统治下，工人们忍饥挨饿，严重缺乏各种生活必需品；”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三三年共和派与社会党人联合时写道，“如今，在共和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此。昨天，他们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同。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说这些并不担心任何工人反驳我们，而且我们说得更多。我们总是说，无论在哪一种政府的统治下，工人均遭受压迫并且不得不痛苦挣扎，以使他们的生存权利以及在长时间筋疲力尽地劳动之后享受生活的权利受到重视。”[21]就像自由主义者把左派的政府和右派的政府混为一谈一样，他们也不区分政治家个人之间的优劣：“在我们看来，所有政客在各个方面都一样——蛊惑人心的竞选宣传，窃取人民的各种权利，对名声的欲望，机会主义态度、批评指责的能力以及一旦执政为自己辩护时的玩世不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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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工人组织截然不同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避免参加议会活动。[23]他们不在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中任职，不提名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而且，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那场导致右派上台的至关重要的大选中，它们指示自己的成员不要投票。“我们的革命不是在议会而是在街头进行的。”《土地与自由》在大选举行前一个月宣称。[24]“我们对更换政府不感兴趣。”有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伊萨克·普恩特当时写道，“我们希望废除它们。……无论哪一方获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将是我们的敌人，都将是关押我们的狱吏和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他们都会使用突击卫队的警棍，秘密警察的恐吓，国民卫队的步枪和监狱看守的目光。工人阶级今天只有：阴森的牢房，密探，饥饿，鞭痕和伤口。”[25]在大选举行的前几天，《土地与自由》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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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工人们！不要去投票！投票是对你们的人格的一种否定。别理那些要求你们投票给他们的人。他们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打算利用你们的信任上台执政。恳求你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不要去为任何候选人投票。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所有政客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们是共和派、保王派、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奥诺里奥·毛拉就像罗德里戈·索里亚诺和[埃兰·]巴里奥维罗一样无耻。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就像巴尔沃丁及其同伙一样玩世不恭和卑鄙。……我们既不需要一个国家也不需要一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需要它们。我们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工作条件，我们不需要议会保护我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当去投票。……不要关心左派还是右派在这场闹剧中取胜。他们都是顽固的右派。唯一的左派组织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是真正的革命组织，而且正因为如此，它才对议会不感兴趣，那是一个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肮脏的妓院。撕毁选票！捣毁票箱！砸烂那些监票人和候选人的脑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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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改变了它们的态度；因为，尽管反对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它们认为这是一份与“正在从西班牙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格格不入的“极端保守的文件”，[27]它们仍然决定不再坚决要求它们的成员不去投票。这不仅是因为左派联盟承诺，如果获胜就将大赦数以千计的政治犯，[28]而且因为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就像对于支持人民阵线联盟的其他党派一样，再次采取一九三三年的不投票政策将意味着重大失败。[29]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所发生的这种变化确保了人民阵线联盟的胜利，[3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信条发生了任何根本改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所有政府和所有政客根深蒂固的敌意使人们难以想象他们会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阁，特别是因为，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他们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及其手下的工会竞争对手劳动者总工会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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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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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例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与自由》，该报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奥拉蒂奥·M.普列托，《自由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第62—64页，该书作者一九三六年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著名成员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写道：“[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目的是防止改良主义者和政治冒险家夺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控制权。”（《脚步的回声》，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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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研究的权威之一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根据阿道弗·布埃索的研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建》），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团主义组织工人团结于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号称‘美术大会’——上正式成立。它并不是像曼努埃尔·布埃纳卡萨（《西班牙工人运动，1886—1926》，第39页）和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3页）错误地记载的那样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佩拉特斯后来在《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九六四年版，第13—14页和第20页注释4）一书中纠正了他的错误。另请参阅该书一九七六年版对注释4的修订。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创建的更多信息，请特别参阅由何塞·佩拉特斯作序的《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代表大会章程》，这是当初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四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美术大会’会议活动记录全文的再版；亦请特别参阅哈维尔·夸德拉特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加泰罗尼亚，1899—1911：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诞生》，第441页以及随后的内容。”感谢乔治·埃森魏因专门为本书撰写了这一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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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6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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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七七年四月三日《希望报》。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从一九二七年成立到它在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时销声匿迹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描述见胡安·戈麦斯·卡萨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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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至十六日马德里特别代表大会记事》，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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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和五月八日的《工人团结报》以及刊登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号《历史时期》的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访谈录。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拙著《精心的伪装》墨西哥版的评论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不同意使用“控制”这个词（一九六五年一月至二月号《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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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城接受我的采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维克托·萨拉戈萨。另请参阅安东尼奥·阿尔维尼亚纳和梅塞德斯·阿兰西维亚《对加斯东·勒瓦尔最后的采访》，载一九七八年九月号《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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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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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例见《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68—70、79和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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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例见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号《左派新闻》上的信，信中谈到胡安·内格林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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