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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36—37页）和《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30页）两本书中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还在前一本书中透露，右派“通过各种方法试图劝说我们不去投票，就像加的斯的情况一样……，在那里，[右派]向我们提供了五十万比塞塔以进行我们通常的反大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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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面这条发自巴塞罗那的新闻刊登在二月十七日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上：“昨天下午四点，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的普遍印象是，[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大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左派阵线肯定将以巨大的优势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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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语出圣经，意为希望中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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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九章［196］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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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关系同样被始终不变的敌意打上了印记。在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独裁统治或官方所谓的军事委员会时期（1923—1930），部分是为了保护并且壮大自己的工会组织，部分是希望得到其工会组织被独裁者取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地盘，卡瓦列罗作为工人代表任职于国务委员会。杰拉尔德·布雷南在他那部经典著作中写道，最初几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迅速增加。“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工会以及组织大罢工的声望，它不仅在安达卢西亚草原遏制了所有竞争对手最近的发展势头，而且侵入了社会党人在中北部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它夺取了劳动者总工会最早的据点之一马德里建筑工人工会的半壁江山，它还使许多铁路工人改换门庭并且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希洪港以及萨马和拉费尔格拉的那些大型铸造厂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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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掌控着整个劳动者总工会的卡瓦列罗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几乎无法摆脱地盘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夺走的恐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绝对重要性。于是他发现，独裁统治为在这方面取得某种进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劳动者总工会也许可以完全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这个意图并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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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南继续写道，利用独裁政府的仲裁机构作为依托，劳动者总工会在农村地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格拉纳达、阿拉贡和新卡斯蒂利亚地区，但是，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彻底失败而且没有在工业无产者中取得进展。“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更愿意加入保守的自由工会，他们知道，随着独裁政府的垮台，工会将发生分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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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总工会与军事委员会的合作引起了一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谓［197］“几乎从未经历过的侮辱诽谤运动”。[2]社会党人竭尽全力与诽谤攻击进行斗争。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社会主义者》上的一份正式公告说，“[他们]参加政府的各个部门是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和决策机构决定的。这既不包含也不涉及政治合作或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3]另外，在一九二四年十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一致认为他的行为“完全正确”而且“问心无愧”，因为他“限定自己”只能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份声明提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国务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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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劳动者总工会没有明显地侵蚀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队伍，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军事委员会从它所得到的社会党工会组织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在保安总局局长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写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继任者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的一份报告中，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出来；“社会党人过去六年的所作所为是对政府的公开支持。社会党工人之所以不顾劳工危机抵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些诱人的呼吁和建议，社会党领导人之所以拒绝参加别人极力劝说他们参加的政治煽动和反抗活动，劳工立法和仲裁机构是主要原因，尤其是后者。”这份报告最后说，保安总局认为，社会党人积极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目前对于公共秩序并无危险”，反而成为维护秩序的一种“保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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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尔戈·卡瓦列罗真的以为劳动者总工会有可能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同样曾经真的打算完全控制整个工会运动。一九一九年举行的一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限西班牙工人在三个月内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逾期没有加入者将被斥为工贼。[6]但是，这种吞并与之竞争的工会运动的尝试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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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任职于普里莫的国务委员会并且利用仲裁机构增强劳动者总工会的实力时，他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情攻击的目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随着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建立而有所改善，因为，当时担任劳工部长的卡瓦列罗再次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损害竞争对手的方式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而且还因他为国家干预劳动纠纷所做的辩护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生了冲突。布雷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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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一系列法案规定了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打交道时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所有合同为了生效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裁定涉嫌违规的行为。另外一项《混合陪审团法》设立了一些强制解决劳动纠纷的［198］法庭。……还有一项法案要求每次罢工必须提前八天发出通知。这些法案除了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雇主直接进行谈判的原则背道而驰并且违背突然举行罢工的惯例之外，它们显然意味着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权力大大增强。大批政府官员——主要是社会党人——出庭推动这些法律的实施，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尽力利用它们在损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情况下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这当然是制定它们的那些人的目的。事实上，劳动者总工会迅速成为国家本身的一个机构并且利用刚刚得到的权力削弱它的竞争对手。假如一个纯粹的社会党政府上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可能对自己的命运抱任何幻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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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者总工会不同，全国劳工联合会抵制共和国的劳动法庭或者混合陪审团，不仅因为它们在劳资间的纠纷中强化了国家的权力，而且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阶级调和’阉割西班牙无产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就是这样认为的。[8]全国劳工联合会希望的不是阶级调和而是劳资双方无法缓和的持续斗争，它的方法是直接行动：激烈地罢工、破坏和抵制。[9]直接行动不仅是工人改善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激励并且保持为起义之日做准备的反叛精神的鼓动手段。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AIT）宣称：“直接行动以总罢工达到其最高境界，这应当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前奏。”[10]在军事叛乱之前那几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经常起义而著称，他们是西班牙标准的造反势力。无论这些总是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起义是否因为缺乏其他地方的支持而失败，重要的是，它们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今天他们可能失败，但是明天他们将获胜。“假如昨天十个村庄揭竿而起，”伊萨克·普恩特写道，“明天肯定有一千个村庄举起义旗，即使我们必须坐满一百条‘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那种[押解]船只的底舱。起义受挫并不总是意味着失败。未来并非永远属于胜利者。我们绝没有山穷水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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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三年的左转并没有使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的尖锐分歧在任何方面有所缓和，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续对他怀有丝毫不减的敌意。他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所提出的通过社会党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的联合[12]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也没有减轻这种敌意；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跃跃欲试的独裁者”，希望“社会党在工人阶级的起义胜利后取得绝对的支配权”，[13]并且［199］以联合为幌子，掩盖其在劳动者总工会占优势的地方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14]不曾为联合进行过实质性的磋商，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层还在发动武装起义前夕对开展罢工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15]这使得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意进一步加剧，后者正在一些地方把劳动者总工会的人马吸引到它那一边去。“工人群众不顾一切，”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写道，“因此他们准备追随最激进的领导人。”[16]“在马德里，”《太阳报》报道说：“我们正在目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惊人壮举……宣布举行总罢工，不断组织局部罢工，还有其令人振奋的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这使政府陷入绝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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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内战和革命爆发了，这在两大工会组织之间制造了新的摩擦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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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组阁时，就像他的喉舌《光明报》不久之后指出的那样，不顾双方的这种不和，不顾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传统的反政府立场以及对他个人的不信任，他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将会感到自己有义务接受政府措施和权力的约束”。[19]但是，尽管需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分担政府的责任以防他们对政府的法令说三道四，卡瓦列罗并未对他们势必公然违背自己的原则给予足够的回报，只向他们提供了一个部长职位。[20]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在几周之后评论道，政府提出的条件“既不慷慨也不诱人”，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国内的实力和影响毫不相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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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虽然在马德里省规模不如劳动者总工会，但是，在左派控制区的大部分省份，例如阿尔瓦塞特、瓜达拉哈拉、哈恩和托莱多（这里提到的只是两大工会的追随者人数大致相同的几个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实力丝毫不逊于劳动者总工会，而且，除了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等地区实力比劳动者总工会更强大之外，在整个左派控制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数很可能超过其社会党竞争对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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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接受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的条件，但还须经过地方联合会批准。[23]全国地方联合会会议于九月三日召开，然而，代表们拒绝了这个条件。[24]两天后，当卡瓦列罗已经完成组阁时，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文章宣称：“许多人可能感到奇怪，全国劳工联合会这一支在前线和后方准备为人民的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力量怎么……没有参加本届政府。毫无疑问，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被政治观念所驱使，它在本届政府中的职位至少应当与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人一样多。”也就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要求与社会党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前者因控制着工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劳动者总工会，后者因控制着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社会党——同样数量的政府职位。“不过，”文章继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再次确认它毫不动摇地坚持反权力主义的要求和信念：社会的自由主义变革只有在消灭国家并由工人阶级［200］掌控经济之后才能发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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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会议的代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的一个政府职位，一些代表甚至根本反对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合作，但是，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他们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原则上同意加入政府并且为政府和国家的重建提供帮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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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项方案，政府各部应当设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人民阵线联盟的各两名代表以及一名政府代表组成的“辅助委员会”。[27]这项方案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免遭直接加入内阁的尴尬，但仍使它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拥有发言权。据洛伦索说，它被卡瓦列罗拒绝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委员会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构”，而政府部长将被贬为两大工会组织意志的“纯粹执行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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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参加政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竟然企图强制推行某种以特设政府机构为基础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事实上将使政府、共和国总统和议会名存实亡，也就是说，使共和政体不复存在。他们想让总理[即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为这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国家的总统。他答复说，他接受权力为的是尽一切可能赢得战争从而拯救共和国，并不是为了背叛它。”[29]他的态度无疑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人确信，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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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运动不可能在不违反正统信条的情况下加入内阁，但是，它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愿意让政府事务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最坚决地主张加入政府的人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这位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九月三日的方案“不切实际”并且感到“时间正在无情地流逝”，他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公开并且问心无愧地担任若干部长职务”。[30]“鉴于我们在内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多年以后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应当拒绝[加入政府]……，但是，对违反运动意识形态原则的担忧、对其思想和宗旨的尊重以及害怕承担这种责任抑制了主观能动性，结果，优柔寡断占了上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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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优柔寡断，由于担心触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禁忌，但又觉得不能任由中央政府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的代表试图采取一种新的方法。他们在九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政府应当被一个由五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五名劳动者总工会的［201］成员以及四名各共和派政党的成员组成的国防委员会所取代。[32]当然，尽管这个名称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不那么令人反感，但是，国防委员会实际上仍将是一个政府，只不过名义上不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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