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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任职于普里莫的国务委员会并且利用仲裁机构增强劳动者总工会的实力时，他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情攻击的目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随着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建立而有所改善，因为，当时担任劳工部长的卡瓦列罗再次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损害竞争对手的方式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而且还因他为国家干预劳动纠纷所做的辩护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生了冲突。布雷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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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一系列法案规定了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打交道时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所有合同为了生效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裁定涉嫌违规的行为。另外一项《混合陪审团法》设立了一些强制解决劳动纠纷的［198］法庭。……还有一项法案要求每次罢工必须提前八天发出通知。这些法案除了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雇主直接进行谈判的原则背道而驰并且违背突然举行罢工的惯例之外，它们显然意味着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权力大大增强。大批政府官员——主要是社会党人——出庭推动这些法律的实施，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尽力利用它们在损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情况下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这当然是制定它们的那些人的目的。事实上，劳动者总工会迅速成为国家本身的一个机构并且利用刚刚得到的权力削弱它的竞争对手。假如一个纯粹的社会党政府上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可能对自己的命运抱任何幻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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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者总工会不同，全国劳工联合会抵制共和国的劳动法庭或者混合陪审团，不仅因为它们在劳资间的纠纷中强化了国家的权力，而且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阶级调和’阉割西班牙无产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就是这样认为的。[8]全国劳工联合会希望的不是阶级调和而是劳资双方无法缓和的持续斗争，它的方法是直接行动：激烈地罢工、破坏和抵制。[9]直接行动不仅是工人改善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激励并且保持为起义之日做准备的反叛精神的鼓动手段。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AIT）宣称：“直接行动以总罢工达到其最高境界，这应当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前奏。”[10]在军事叛乱之前那几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经常起义而著称，他们是西班牙标准的造反势力。无论这些总是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起义是否因为缺乏其他地方的支持而失败，重要的是，它们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今天他们可能失败，但是明天他们将获胜。“假如昨天十个村庄揭竿而起，”伊萨克·普恩特写道，“明天肯定有一千个村庄举起义旗，即使我们必须坐满一百条‘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那种[押解]船只的底舱。起义受挫并不总是意味着失败。未来并非永远属于胜利者。我们绝没有山穷水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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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三年的左转并没有使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的尖锐分歧在任何方面有所缓和，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续对他怀有丝毫不减的敌意。他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所提出的通过社会党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的联合[12]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也没有减轻这种敌意；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跃跃欲试的独裁者”，希望“社会党在工人阶级的起义胜利后取得绝对的支配权”，[13]并且［199］以联合为幌子，掩盖其在劳动者总工会占优势的地方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14]不曾为联合进行过实质性的磋商，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层还在发动武装起义前夕对开展罢工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15]这使得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意进一步加剧，后者正在一些地方把劳动者总工会的人马吸引到它那一边去。“工人群众不顾一切，”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写道，“因此他们准备追随最激进的领导人。”[16]“在马德里，”《太阳报》报道说：“我们正在目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惊人壮举……宣布举行总罢工，不断组织局部罢工，还有其令人振奋的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这使政府陷入绝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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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内战和革命爆发了，这在两大工会组织之间制造了新的摩擦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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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组阁时，就像他的喉舌《光明报》不久之后指出的那样，不顾双方的这种不和，不顾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传统的反政府立场以及对他个人的不信任，他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将会感到自己有义务接受政府措施和权力的约束”。[19]但是，尽管需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分担政府的责任以防他们对政府的法令说三道四，卡瓦列罗并未对他们势必公然违背自己的原则给予足够的回报，只向他们提供了一个部长职位。[20]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在几周之后评论道，政府提出的条件“既不慷慨也不诱人”，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国内的实力和影响毫不相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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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虽然在马德里省规模不如劳动者总工会，但是，在左派控制区的大部分省份，例如阿尔瓦塞特、瓜达拉哈拉、哈恩和托莱多（这里提到的只是两大工会的追随者人数大致相同的几个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实力丝毫不逊于劳动者总工会，而且，除了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等地区实力比劳动者总工会更强大之外，在整个左派控制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数很可能超过其社会党竞争对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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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接受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的条件，但还须经过地方联合会批准。[23]全国地方联合会会议于九月三日召开，然而，代表们拒绝了这个条件。[24]两天后，当卡瓦列罗已经完成组阁时，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文章宣称：“许多人可能感到奇怪，全国劳工联合会这一支在前线和后方准备为人民的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力量怎么……没有参加本届政府。毫无疑问，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被政治观念所驱使，它在本届政府中的职位至少应当与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人一样多。”也就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要求与社会党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前者因控制着工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劳动者总工会，后者因控制着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社会党——同样数量的政府职位。“不过，”文章继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再次确认它毫不动摇地坚持反权力主义的要求和信念：社会的自由主义变革只有在消灭国家并由工人阶级［200］掌控经济之后才能发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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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会议的代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的一个政府职位，一些代表甚至根本反对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合作，但是，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他们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原则上同意加入政府并且为政府和国家的重建提供帮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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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项方案，政府各部应当设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人民阵线联盟的各两名代表以及一名政府代表组成的“辅助委员会”。[27]这项方案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免遭直接加入内阁的尴尬，但仍使它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拥有发言权。据洛伦索说，它被卡瓦列罗拒绝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委员会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构”，而政府部长将被贬为两大工会组织意志的“纯粹执行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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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参加政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竟然企图强制推行某种以特设政府机构为基础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事实上将使政府、共和国总统和议会名存实亡，也就是说，使共和政体不复存在。他们想让总理[即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为这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国家的总统。他答复说，他接受权力为的是尽一切可能赢得战争从而拯救共和国，并不是为了背叛它。”[29]他的态度无疑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人确信，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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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运动不可能在不违反正统信条的情况下加入内阁，但是，它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愿意让政府事务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最坚决地主张加入政府的人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这位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九月三日的方案“不切实际”并且感到“时间正在无情地流逝”，他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公开并且问心无愧地担任若干部长职务”。[30]“鉴于我们在内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多年以后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应当拒绝[加入政府]……，但是，对违反运动意识形态原则的担忧、对其思想和宗旨的尊重以及害怕承担这种责任抑制了主观能动性，结果，优柔寡断占了上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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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优柔寡断，由于担心触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禁忌，但又觉得不能任由中央政府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的代表试图采取一种新的方法。他们在九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政府应当被一个由五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五名劳动者总工会的［201］成员以及四名各共和派政党的成员组成的国防委员会所取代。[32]当然，尽管这个名称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不那么令人反感，但是，国防委员会实际上仍将是一个政府，只不过名义上不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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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肯定希望加入政府，一名自由主义者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但是，他们要求政府更名为国防委员会。这种名称的改变纯粹是为了使他们加入政府的强烈欲望与他们的反政府信条协调一致。多幼稚呀！一个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并且始终只是藐视表象的运动试图以某个名称的改变掩饰其对基本原则的放弃。……这种行为幼稚得像一个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可悲女人，要求人们把她称为交际花而不是妓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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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塞萨尔·M.洛伦索所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加入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而且非常希望加入巴斯克自治政府。那么，为什么要把地方政府与国家政府区别对待呢？……像部长一样，市政府的官员、法官或者警察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一个村庄行使权力像在一个国家行使权力一样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可以非常民主的进行治理，反之，一个地区也能以暴政来统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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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批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35]最初赞成国防委员会的主意。赫尔穆特·吕迪格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的国际工人协会驻西班牙代表和两份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德文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与《社会革命报》的负责人，他写道：“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外国]同志全都赞成由一个国防委员会领导反法西斯运动的方案。……让我们坦率地说吧，这同样是一个行使权力的方案，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名称让其他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同志更容易接受一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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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因外国温和派人士可能的反应抵制拟议中的国防委员会，参加九月十五日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代表们提议，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继续担任共和国总统。[37]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宣称：“我们在国外的地位不能由于我们提出的新体制而有所下降；因为我们必须牢记，应当保留具有小资产阶级政权特征的象征性人物，以免外国资本家产生恐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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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谋求成立国防委员会的运动没有得到政府中任何党派的支持，另外，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另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普列托抨击这个方案浪费时间，因为它难以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而且在他看来，［202］“考虑到外国列强以及内战的国际因素”，它“显然完全不切实际”。他反复强调他赞成加入政府的理由“非常单纯”，强烈要求代表们抛弃诸多顾虑、诸多道德和政治偏见、诸多脱离实际的想法、诸多夸夸其谈，因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每一天的流逝都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处境更加恶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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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普列托的言论的震动，代表们仍然死抱着他们提出的方案不放。几周来，全国劳工联合会持续开展了一场支持成立国防委员会的运动，[40]但是，它的努力徒劳无功。拉尔戈·卡瓦列罗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他的态度在下面的一段话里表现出来，与共产党和共和派的完全相同。[41]这一段话摘自其喉舌《光明报》所发表的一篇社论：“现在对国家机关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将会导致政府失去连续性，这对我们是毁灭性的。此外，我们正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进行一场斗争，如果斗争获胜的话，可能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鉴于我们[将]获取赢得战争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这一事实，天平将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倾斜。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断然要求突破宪法的约束将会引起什么反应？我们担心，这只能使形势发生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变化。”[42]一个月后，《光明报》的另一篇社论写道：“与关注内战的纯军事需要同样重要的是，使政府机构具有一种不会在国外引起任何怀疑的形式，这甚至可能更重要。”[43]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的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是该委员会与总理进行谈判的人员之一，他确认，这些社论反映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的看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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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如果我们打算接受你们的建议，”据称拉尔戈·卡瓦列罗对一群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置于与布尔戈斯军人集团[叛军政府]同等的地位。我们将失去我们手中的王牌：人民在多次大选中从法律上表示认可的合法存在的共和国政府。抛开你们神父般的顾虑，委派你们的代表加入政府，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集体农庄并且尽量对武器进行公平分配，以使共产党人——他们是你们的主要担忧——无法用苏联援助作为胁迫手段控制一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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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坚决态度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抵制，奥拉蒂奥·普列托决定“消除”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最后残留的反对意见”，于是，他在十月十八日召开了一次地方联合会的全体会议。这一次，他的观点占了上风。全体会议授予他全权，“以他自己的方式”为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进行谈判。“我相信合作势在必行，”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因此，我控制住自己的思想顾虑和良心不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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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自由主义运动的新方针，《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写道：“我们正在考虑的是，政府的组成可能与国际形势有关，……由于这个原因，［203］全国劳工联合会准备在不违反其反权力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做出最大的让步：加入政府。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在未来充分实现其理想这一目标；这仅仅意味着……为了赢得内战从而拯救我国人民和这个世界，它准备与任何人在一个领导机构里合作，无论这个机构叫作委员会还是政府。”[47]在与卡瓦列罗的谈判中，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要求得到五个部长职位，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但是，卡瓦列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48]最终，在十一月三日，他们接受了四个部长职位：司法部长，工业部长，商业部长和卫生部长。不过，没有一个要害部门；此外，工业部长和商业部长以前是由一个人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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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后的政府成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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