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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政府偷偷逃离马德里的描述基本上得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充分证实。梅拉后来成为［207］第十四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当时他赶到塔兰孔抗议政府的逃跑行为。他在那里发现，部长、副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民兵组织的高层领导人都被罗萨尔纵队扣押起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很快就赶到了，他与全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在前往巴伦西亚途中。他以全国委员会必须紧跟政府“以便充分了解事态发展从而确定相应的政策”为由为其离开马德里进行了辩解；梅拉反驳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不应当放弃马德里，尤其是在所有人都逃走时。“它在马德里的存在可能对人民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并且可能促使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政府的离开……是一种可耻的逃跑行为，因为就在不到八小时前它还告诉马德里人民，它将接受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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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离开马德里的决定已经做出，因此，梅拉只好返回马德里，他没有与这位全国委员会书记握手，“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配在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组织中担任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梅拉宣称，他将组织一千人去保卫首都——“这些人要表明的是，当他们逃跑时，我们将捍卫他们抛弃的那些东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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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的决定立即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反响。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当这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前往马德里上任时，他们向他父亲奥拉蒂奥·M.普列托请示作为政府部长应当如何行事。普列托回答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知道怎样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谋利益。他对他们说，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全国委员会的书记，也不应当对其他自由主义者发号施令或者使他们受到任何特殊纪律的约束。全国劳工联合会不是共产党。他们应当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洛伦索接着写道，普列托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很快就被用来对付他，因为，在讨论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的问题时，这些部长没有与全国委员会交换意见就同意了。“奥拉蒂奥·普列托不能……要求四名部长辞职……从而引发一场政府危机。政府迁往巴伦西亚——这导致全国委员会的离开[65]——激起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激进分子的愤怒。他们认为奥拉蒂奥·普列托应当负责，指责他怯懦并且说他是一个‘清债人’。”结果，十一月十八日，在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奥拉蒂奥·普列托作为全国委员会书记提交了其“不会收回的辞呈”，然后，他被强大的加泰罗尼亚地方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R.巴斯克斯所取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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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和奥拉蒂奥·普列托辞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加入中央政府的决定对该运动所造成的剧烈震荡。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基本信条的全面否定，彻底动摇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整个结构，而且违反了民主原则，它是在没有征求该运动普通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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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从内阁改组的那一天起，为了打消正统无政府主义者的顾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试图通过尽量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证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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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中央政府是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出于原则和信念，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反中央集权论者，是一切形式的政府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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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形势……改变了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国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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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作为管理国家机关的手段，政府已经不再是一支镇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像国家已经不再代表一个把社会划分成阶级的主体一样。如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已经介入，两者更不可能压迫人民。”[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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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合作派”与“拒绝派”之间的矛盾趋于恶化，一些支持与政府合作的人坚持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内阁并不表示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策略；[69]而另一些支持者则坦率地承认这违反了教条但却认为这是被现实所迫。“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在理论上出类拔萃，令人惊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曼努埃尔·马斯卡雷尔写道，“但是，当面对像我们这样一场战争的悲惨现实时，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行为应当由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所驱使并且与之相符合，但是，当环境、当特定的形势要求改变策略时，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当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框框里，在理论上坚持正常时期的行动方针，因为，丝毫不偏离无政府主义教条和宣言所确定的那些东西，顽固地墨守成规、遵循一条一成不变的路线是人们为了证明无所作为或四平八稳的正确性所能采取的最轻松的立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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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与政府合作的一方，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我相信……许多反对合作的激进分子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虔诚地发出愤怒的呼喊，但是允许别人做出自己的选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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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什么反应，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加入政府并非没有经过一番与良心和原则的内心搏斗。他们不是全都承认这种矛盾的心情，但是，担任卫生部长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坦白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困扰着自由主义运动大部分成员的怀疑和担忧。据她自己生动地描述，她从母亲的乳房中吮吸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乳汁。[72]在其离开内阁以后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会议上，蒙特塞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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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作为资深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73]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后代，当我谈论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时，我可能说那是一种成就、一种经历、一种不断捍卫从我父母那里继承的思想的斗争生活，我认为，我加入政府、接受全国劳工联合会委派我担任的职务，其意义绝不只是任命一名部长那么简单。其他政党、其他组织、其他团体不可能意识到由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而造成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时和现在的内部斗争及其成员的内心挣扎。他们不可能意识到，但人民可能意识到，如果人民意识不到，那就应当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被告知，对于曾经持续与国家进行斗争、曾经总是断言通过国家将一事无成、总是断言“政府”和“权力”这些词汇意味着对人类和民族自由的一切可能予以否定的我们来说，作为一个组织同时也作为个人加入政府意味着，不是一场根本意义上的历史冒险，就是在理论和策略方面对整个运动、整个过去的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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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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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派为它在政府的代表时，我正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从七月十九日到十一月，我问心无愧地经历了整个这一段史诗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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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接受这个职务，我要独自克服多少郁闷、怀疑和痛苦啊！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目的，这可能满足了他们的强烈欲望。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离开了我视为生活的那种工作，意味着与联系着父母理想的整个过去断绝了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努力，要流多少眼泪才能做出的一种努力。但是，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我战胜自我接受了它。我接受了它，我准备为了那些我认为与过去的我毫无关系的事情弄清自己眼前的责任，条件是，我将永远保持忠诚、正直和诚实，永远忠实于父母和我毕生的理想。我就这样加入了政府。[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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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塞韦里诺·坎波斯参加了做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这一决定的那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会议，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寄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起初坚决反对指定她为四名部长之一，但最终迫于压力同意了。他说，被指定的另几个人没有参加那次会议。[75]蒙特塞尼在内战结束之后写信告诉我，被委派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四个人是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普列托选定的。她指出，胡安·佩罗和胡安·洛佩斯代表工会中的右派，她和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代表左派。她说：“[奥拉蒂奥·普列托]希望我能控制正统派的反对意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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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蒙特塞尼肯定地说，她个人［210］对在政府中有所作为的可能性“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断言，“尽管当时的政府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权力在街头，在斗争者和生产者手中，但是，[政府的]权力将被重新整合并加强，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这是在与我们串通一气的情况下由我们帮助进行的，因此，这将在道德上毁掉许多我们的同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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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其反政府信条的这么一次彻底背离可能只是由某些理由非常充分的动机决定的。关于它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主要成员所提供的下面这些动机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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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为环境所迫加入共和国政府的，”蒙特塞尼本人在成为内阁成员不久之后声称，“目的在于避免重蹈其他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覆辙：由于缺乏预见性、果断性和敏捷的思维，它们被驱逐出了革命运动，眼看着其他党派控制了革命。”[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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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承认：“当时我们只看到因为我们而造成的现实情况：共产党人加入了政府而我们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胜利成果都有付诸东流的危险。”[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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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算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委托给那些政党吗？”担任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问道，“决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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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伦西亚出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的负责人曼努埃尔·比利亚尔写道：“出于防止工人和农民的胜利成果受到攻击、……防止发生宗派斗争、防止军队变成某个政党的工具、防止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极权主义倾向并且排除独裁的危险……等特殊目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被迫加入了政府。”[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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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他在离开内阁后声称，为了确保“外国资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必须“给人造成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控制局面的印象”。[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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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想通过赋予在内战爆发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委员会以合法地位来控制西班牙的政治生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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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包括与政府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奥拉蒂奥·普列托提出来的那些理由，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原因所作出的多种解释将是不完整的。他的儿子塞萨尔·M. 洛伦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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