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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499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对边防警察部队发表的一次讲话中，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内格林的副部长赫罗尼莫·布赫达以带有威胁性的言论阐明了边防警察部队未来的作用：“你们是西班牙希望为自己创建的国家的卫士。那些认为可以允许没有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混乱局面出现的空想家们大错而特错，因为人民的军队以及光荣地成为其组成部分的你们这支边防警察部队知道如何防止这种局面出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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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01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掩饰他们的担忧：边防警察部队最终将用来对付他们。[12]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的一条发自巴伦西亚的消息中，詹姆斯·米尼菲报道说：“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正在悄悄而稳步地建立起来。巴伦西亚政府发现边防警察部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理想方式。……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因此他们抱怨说，‘在尽人皆知几乎没有足够的人流从陆地或海上过境时’却加强了这支部队的力量。他们意识到，它将被用来对付他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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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03 一九三八年初，据一名共产党人透露，边防警察部队从一九三七年四月的四万人增加到了六万人，[14]接着，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据无政府主义人士说，增加到了十万人，后者将这支部队称为“内格林的十万子弟兵”。[15]我们无法断言是否曾经达到过这个数字，但是，整个一九三八年，［218］扩大这支部队规模的努力仍在继续，首先是把入伍的年龄从十八岁降低到十七岁，然后又把它从四十岁提高到四十五岁。[16]内格林对边防警察部队有一种偏爱。他有个儿子参加了这支部队，他的用餐由这支部队伺候，他在巴伦西亚附近的小城纳克拉的住宅也由这支部队负责警卫。[17]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国防部长后，他任命边防警察部队的一名上尉担任臭名昭著的军事调查局（SIM）局长，而在内战结束后，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说，他“愚蠢地”委托边防警察部队的上校恩里克·普恩特用“比塔”号游艇秘密向墨西哥运送财宝，普恩特是一名社会党人，他背叛了内格林，将财宝交给了内格林当时的头号敌人普列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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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05 由于它所享有的特权，边防警察部队在人民军的官兵中不得人心，因为边防警察身穿绿色军装，人们称之为绿色瘟疫（la peste verde）。一些边防警察部队偶尔也会上前线，据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说，“由于他们享有特权，他们的存在往往成为发生不快的原因”。[19]与人民军士兵每天挣十个比塞塔相比，他们每天挣十五个比塞塔，食物和武器也更好。[20]边防警察部队拥有自己的工厂和车间，还有自己的运输工具，这些运输工具通常比军队的精良。后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当内格林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决裂时，他受到他所创建的这支部队的牵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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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07 在重建治安部队的同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采取措施将独立的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纳入它的控制之下。它在上台之后不久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合并组成治安民兵，经内政部批准与正规的警察部队合作维持国内的秩序。[22]所有执行警察职能但不属于新建警察队伍的民兵都被视为“不安定因素”，如果这些人希望加入正规治安部队的话，他们将得到优先考虑。[23]事实很快证明，这项法令只是为了把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兼并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而采取的一项预备措施。[24]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加入了正规的警察部队，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犹豫不决并且无视政府的法令，在许多地方坚持保留自己的纠察队和巡逻队。由于决不能默许自己的民兵被国家兼并，一些立场比较坚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要求解散政府的警察部队，将其成员并入工人的民兵队伍。[25]但是，这种要求毫无意义，因为，由于重新组建了治安部队，由于担任部长的那些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没有明确表示抗议，政府变得强硬起来，它开始解除违抗法令者的武装并且将他们逮捕，进而一个接一个地在内战爆发以来一直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的那些地区重新掌握了公共秩序的管理权。[26]各地的警察根据内［219］政部长对其管辖下的地方当局下达的命令采取措施，收缴一切不属于财政部、内政部、司法部和国防部下属正式机构的人员所拥有的武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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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09 在重建政府治安部门的同时，司法领域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内战初期工人组织建立的革命法庭逐渐被一种形式合法的法庭取而代之，后者由三位法官以及人民阵线各个政党和工会的十四名成员所组成，每个党派有两名代表。[28]尽管一九三六年八月底希拉尔政府颁布了建立新的法庭的法令，但是，直到十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几周后，这些法令才开始在各省执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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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11 在正规警察部队的重建工作逐步进行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其越来越大的权力以及他们洗脑、诽谤、渗透的技巧保证自己占据某种优势地位。[30]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他们与苏联特工一起想方设法向各省的地方长官施加压力。[31]此外，在公开和隐蔽的上层支持者的帮助下，他们利用社会党和共和派领导人的不好意思或谦恭有礼在重建的警察机构里为自己谋得关键职位。例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迁往巴伦西亚之后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圣地亚哥·卡里略及其继任者何塞·卡索拉——两人均转投共产党——成功地掌控了新建的首都治安警察部门；[32]同为共产党员的路易斯·奥马尼亚·迪亚斯和洛雷托·阿佩利亚尼斯被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安插在政府新设立的巴伦西亚警察总署署长和警署督察的位置上；[33]共产党员胡斯蒂尼亚诺·加西亚和胡安·加兰分别被任命为内政部情报部门特别处的正副处长，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费尔南多·托里霍斯和某个名叫亚当的人则被安排在警察管理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托里霍斯被任命为安全总局政治委员，负责警察的任职、调动和督导；亚当则被任命为警察学校秘密警察训练中心主任，负责为新的秘密警察队伍培养骨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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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13 从其创建之日起，这支最终比任何穿军装的治安部队都重要的队伍纯粹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的一支武装，由于西班牙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目前所占的重要位置，早在内战初期，苏联秘密警察就在左派阵营打下了根基。据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说，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苏联秘密警察对外部门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35]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在这次会议上听斯卢茨基说，”克里维茨基写道，“为了在共和［220］派控制区建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36]的特工组织，他手下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被派到了西班牙。这名军官叫尼科利斯基，化名施维德、廖瓦和[亚历山大·]奥尔洛夫。”[37]早在这些化名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公布过的一九三九年，克里维茨基就把它们披露了出来，这一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情，这种了解已经得到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保罗·沃尔的确认，这两个人诚实可信而且熟悉克里维茨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是一九七三年奥尔洛夫在美国——一九三八年叛逃之后他定居美国——去世以后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起草的一份文件。据这份文件透露，尼科利斯基是奥尔洛夫在苏共党内的名字；[38]一九六六年奥尔洛夫本人证实，施维德是斯大林就把西班牙黄金运往苏联的有关事宜与他联系时所用的“代号”；[39]廖瓦这个名字得到了路易斯·费希尔的证实，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他在马德里与廖瓦见过面并在一九四一年把这一情况公之于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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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15 为了回答斯坦利·G.佩恩所提出的一份问卷，[41]奥尔洛夫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声明，他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派，因此，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九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并不准确。这一出入并不重要；考虑到将其斥为江湖骗子的声势浩大的造势运动，重要的是他确实知道属于极端秘密的这一委派。作为对同一份问卷的答复，奥尔洛夫还声明，克里维茨基从来没有担任过苏联秘密警察的高级职务，他只在海牙的一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联络点”工作过，那是“特工等级中最低的级别”。克里维茨基揭露了奥尔洛夫的特工组织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所扮演的专制角色——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后者在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均对此事只字不提，所以，我们可以把奥尔洛夫的声明当作一次姗姗来迟的贬低克里维茨基的尝试不予考虑。级别如此之低的任何人大概都不可能像克里维茨基这样广泛而准确地了解内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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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17 委派奥尔洛夫前往西班牙之后没几个月，通过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和外国共产党人、各级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以及共产党所控制的西班牙秘密警察密切配合采取行动，苏联秘密警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个决定事态发展的关键因素。[43]“事实上，”前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斯大林的秘密特工在共和国境内表现得仿佛是在蒙古共和国一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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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19 关于拙著《精心的伪装》，在左派控制区采访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营造者赫伯特·L.马修斯在他最后一部研究西班牙的著作《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的第113页写道：“博洛滕断言，西班牙的秘密警察‘纯粹’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特工的‘一支武装’，而且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支影响事态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夸大其词。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然而，他在第110页写道：“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奥尔洛夫的指挥下，共产党人就已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不一定是共和国政府的——［221］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像站在佛朗哥一方的前合众社记者伯内特·博洛滕[实际上我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起一直站在左派一方]所说的那样，内战期间始终有一个控制着整个共和派地区的‘独立的苏联警察系统’。当时有许多警务机构（休·托马斯认为有九个），包括一些合法机构。”[45]实际情况当然就像我在本书以及较早之前在《精心的伪装》中已指出的那样，在内战初期，属于不同工会组织和政党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纠察队、民兵小分队和巡逻队行使着警察的权力。如果像马修斯所承认的那样，实际上这样的机构有很多，包括“一些合法机构”——这意味着不少机构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此外，如果像他承认的那样，共产党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下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那么，他所谓“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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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21 从马修斯同一本书的第120页引述的下面这一段内容应当足以指出这种说法的漏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夜间，当时马德里命悬一线，大约一千名囚犯从模范监狱被带走，然后在马德里及其周围的村庄遭到杀害。……我相信，命令来自共产国际在马德里的代表，因为我知道，阴险的维托里奥·维达利[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在美国化名埃内亚·索尔门蒂]那天晚上在某个监狱对囚犯进行简单的审讯，当他像通常那样认定他们是第五纵队成员时，就用他的左轮手枪向他们的后脑勺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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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23 因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组织的成员，所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这些暗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所有书面和口头的证词中，奥尔洛夫始终把他在西班牙的任务说成是担任与人无害的“共和国政府在情报、反情报和游击战方面的首席苏联顾问”，[46]同时避免提到他在左派阵营内部事务中的秘密警察职能和专制角色，无论是对所谓右派还是对反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路易斯·费希尔认为奥尔洛夫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共和派控制区的特工负责人”，[47]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头衔，更加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对西班牙公民的生活所行驶的权力。克里维茨基肯定地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组织有它自己的专用监狱。[一九七四年，时任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确认了这一事实。[48]]它的特工实施暗杀和绑架。它有许多秘密的地牢并且进行突然袭击。当然，它独立于共和派政府行动。司法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组织没有管辖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它面前，就连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一些高官也要发抖。苏联似乎控制了西班牙共和派占领区，那里仿佛已经是苏联的一块属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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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25 [1]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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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27 [2]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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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29 [3]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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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31 [4]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36页。关于军事叛乱的反对者就左派在革命恐怖初期的暴行所作的证词，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文塞斯劳·卡里略的演说；胡安·何塞·多门奇纳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今报》上的文章；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15—19、42—43和67—69页；米格尔·佩德罗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对桑切斯·罗加的采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11—112页。关于内战初期为了执行逮捕政权敌人的任务而建立的革命的后方民兵的情况，见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113—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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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33 [5]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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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35 [6]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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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37 [7]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一人（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等著《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中所收入的他的文章，第100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提供了下列分类数字（见《西班牙内战史》，第一卷，第760页）：七百名军官，一千零九十名没有军衔的文官和一万三千名士兵，总共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人，其中八千七百五十人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留在左派阵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提供的总人数是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人（见《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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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39 [8]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的詹姆斯·米尼菲（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另请参阅亨利·巴克利《西班牙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第311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通过的一项法令授权财政部长为这支部队另外招募八千人（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一个月后，这个数字提高到两万（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十一月中旬，内格林估计，这支部队很快将达到三万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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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41 [9]巴克利，《西班牙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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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43 [10]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66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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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45 [1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巴伦西亚《真理报》报道。内格林发布过一道与颁布的法令一致的命令，间接提醒边防警察部队全体人员应当避免参与政治活动并且把自己的“热情”限制在“履行对民主共和国合法政府的职责”上（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由于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更紧密，内格林无视这道禁令，从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为边防警察部队招募新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在离开该党后的一九四四年告诉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许多党员加入了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帮我们的忙，我们也帮他的忙。”对其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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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4547 [12]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道路》所报道的菲德尔·米罗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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