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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第4页。他在苏共党内的全名是列夫·拉扎列维奇·尼科利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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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奥尔洛夫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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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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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感谢佩恩向我提供了由奥尔洛夫签名的这份答卷的副本。该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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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奥尔洛夫还在回答佩恩的问卷时声称，克里维茨基“从没有负责过全欧洲的情报工作”。这是事实，但是，克里维茨基当年只是说，他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在西欧的负责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讯问奥尔洛夫的过程中，当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负责调查的本杰明·曼德尔（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提到克里维茨基是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军官”时，奥尔洛夫并没有对他进行反驳（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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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戴维·T.卡特尔注意到：“共产党人可能确实煽动并且积极引导了恐怖行动，但是，他们在行动中得到了社会党和共和派团体的配合帮助。”（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4—135页）如果他说的是“某些社会党和共和派团体”，那就更加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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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196页。另请参阅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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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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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实例见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奥尔洛夫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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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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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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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02页。另请参阅该书第106—107页以及本书第四十八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和共产党控制的西班牙秘密警察没有逮捕令就抓人、把人关进私设的牢房、拷打、绑架和暗杀这一类事情得到了左派知情人的充分证实；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国际工人协会法国通讯社《通讯》（油印）特刊，第4页，被戴维·T.卡特尔引用于《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3页和第237页注释3；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声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巴伦西亚通讯》（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书记处的公开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八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新西班牙》（埃塞尔·麦克唐纳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和十二月四日《独立新闻》；一九三七年八月号（雨果·奥勒的文章）和九月号（安妮塔·布伦纳的文章）《现代月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和十七日《人民报》；一九四七年七月号《无产阶级革命》（霍尔迪·阿克尔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巴塞罗那）《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乔治·科普的文章）和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约翰·麦戈文报告的摘要）《工人时代》；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83和185—190页；《杀害安德烈斯·宁》，第18—19页；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239—240页；芬纳·布罗克韦，《工人阵线》，第123—124页；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275—286页；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188页；“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在苏联的生与死，1939—1949》，第206页；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84页；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33、176—179、184和227—240页；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53—56、61和106—266页；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72—73页；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4—17、24、27、33—34和45—48页；约翰·麦戈文，《西班牙的恐怖》，第5和9页；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9页；帕特里克·冯·米伦，《西班牙是她的希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人，1936—1939》，143—177页；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第388—390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65—273页。另请参阅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司令乔治·科普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写给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战士哈里·米尔顿的信，科普在信中说，他亲身到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十七座秘密监狱”。感谢哈里·米尔顿向我提供了这封信的一份副本，该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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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二章［222］ 国有化对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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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强制推行政府的意愿必须重建正规的警察部队并解散那些篡夺了以前属于国家的权力的革命委员会的话，那么，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还认为，通过将集体化企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中的集体化企业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削弱革命委员会在工厂里的权力同样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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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开始进行时，何塞·希拉尔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初步措施。为了提高政府面对革命委员会的地位并使革命委员会的没收行为合法化，八月二日，希拉尔政府批准了工商部长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所提出的一项法令，要求国家接收那些被其拥有者或管理者放弃了的工商企业——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在内战初期逃往国外、隐藏起来或者被监禁和被处决的人所拥有或者管理的企业。法令规定，如果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在法令颁布四十八小时之内没有上班，国家将着手接收他们的企业，以保证企业继续运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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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最初的干预非常有限，只是向官方指定的一些被工人委员会接管的马德里的工商企业分别派去人民阵线所有党派的代表各一名，[2]不过，这项法令仍然是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工业和商业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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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令紧随其后陆续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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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八月十四日和二十日以及九月一日颁布的法令，”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写道，“希拉尔政府向各个电力公司连续派出政府顾问，并且成立了一个有权过问这些公司的技术和管理问题的电力委员会（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由人民阵线各党派［223］代表组成：共和派的埃尔菲迪奥·阿隆索，社会党的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共产党的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劳动者总工会的曼努埃尔·洛伊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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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经济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不是那种被金融寡头利用或者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通过人民阵线各党派的代表进行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阶级，这些代表确信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尽管具有局限性，希拉尔政府采取的却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此之前从未采取过的革命性措施。因此，人们只能对它表示敬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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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化最终将使中央政府不仅能够根据战争的需要组织安排反佛朗哥阵营的生产能力并且控制战争物资——它们经常被工会分发给当地居民以及自己的民兵组织[4]——的产量和分配，而且能够通过切断其主要源泉之一削弱革命左派的力量。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国有化带来的政治利益，而只是根据军事和经济的理由为其辩护。[5]集体化运动存在明显问题这一事实使共产党人在宣传活动中有机可乘。首先，集体化企业似乎毫不关心按照合理的军需生产专项计划准备配置技术工人、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满足于把资本家从工厂赶走然后自己成立委员会进行管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说，“没有尝试联系业务，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搞经济合作。我们的工作没有计划，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6]此外，只是因为可以产生高额利润，它们一直生产并非急需的民用商品，甚至生产奢侈品，结果造成原材料和人力的浪费。[7]根据迈克尔·塞德曼主要根据工会的原始资料对巴塞罗那经济革命所进行的研究，尽管工会和工人委员会通过引进新的机器设备、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尽量消除一些明显的漏洞而使生产更加标准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们“经常受到工人自身的抵制，工人们不断要求增加工资，装病偷懒，破坏生产，拒绝接受工厂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约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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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泰罗尼亚地区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描述了最初的经济混乱：“在头几天的兴高采烈过后，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管理权。这导致产生了工厂、车间和货栈的工人委员会。在这种变化势必带来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工人委员会努力恢复生产。由于缺乏训练以及一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许多技术人员跟资本家一起逃走了——的破坏捣乱，工人委员会和临时组［224］成的其他机构不得不依靠工会的指导。……怀着比取得成功更高的期望，同样在经济问题上缺乏训练的工会领导人开始发号施令，以致工人委员会手忙脚乱，从而使生产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各个工会……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不同指示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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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赋予集体化运动——某些非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最重大的工人自我管理实验”[10]——以合法地位，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批准了一项关于“集体化与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案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倡议并由其在自治政府的代表、经济专员胡安·P.法夫雷加斯签署。[11]法令第二条规定，所有雇用工人超过一百名的企业将自动实行集体化，而雇工少于一百名的企业可以在多数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实行集体化。尽管法令的这一条款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情况合法化，但是，用佩雷斯—巴罗的话说，这项法令“试图协调整合以前由各个工会或工人委员会进行解释的个体实践”。[12]此外，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那位政府经济专员向每个集体化企业派出一名政府代表，这些企业被集中组成了一些大型的所谓工业总会。反过来，每个工业总会也在作为中央计划协调机构的加泰罗尼亚经济委员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13]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非全都赞同这项法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接替法夫雷加斯担任经济专员的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随后写道：“我在担任经济专员之后不准备考虑或者实施这项法令；我打算让我们伟大的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灵感，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继续完成这项使命。”[14]他还在别的地方说过，这项法令扼杀了“工人在某个不需要任何专家建议的领域里的首创精神”。[15]因此，这项法令从未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以及关于成立一个为集体企业融资的工商信贷银行的重要条款没有落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当一些集体工厂的工人向自治政府的左翼共和派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请求资金帮助时，据后者自己证实，他试图“利用他们的困境获得集体化企业的控制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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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外，财政部长、中央集权论者和国有化的坚决倡导者胡安·内格林也想利用经济的混乱局面。“当内战爆发时，”他对路易斯·费希尔说，“工人组成委员会接管了工厂，他们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用销售所得给自己发工资。现在他们没钱了。他们经常为了弄到流动资金和原材料来找我。我们应当利用他们的困境得到工厂的控制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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