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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人有支持国有化的充分理由，但是，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225］反，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生产并且使之合理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计划。因为根本反对国家控制或国有化，[18]他们提倡由工会管理整个生产环节的集体化——或者如他们所说，社会主义化。[19]“如果像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要求的那样在西班牙实行国有化，”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写道，“我们就将踏上通往独裁专制的道路，因为政府将会通过国有化来主宰一切，成为所有人和所有事情的绝对主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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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化将通过把生产掌握在工会手中消除政府专制的危险。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概念：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它将消灭竞争和重复生产造成的浪费，使制订同时满足民用和军事需要的行业生产计划成为可能，并且通过用效益较好的集体企业的利润提高待遇较差企业工人生活水平的方式遏制工人当中自私行为的上升势头。[21]据研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权威人士达尼埃尔·介朗说：“看来……工人的自我管理可能导致一种自私的排他主义，每个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巴塞罗那]通过创建一种中心平衡基金改善这一情况。……结果，公共汽车公司的超额收入被用来补贴效益较差的有轨电车公司。”[22]但是，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不平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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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一些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工会的领导人已经有限地采用了集体化形式，在局限于一个地方的某个行业，例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巴伦西亚的服装剪裁业、金属加工业和皮革制品业，锡切斯的制鞋业，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昆卡的伐木业，格拉诺列尔斯的制砖业，巴塞罗那和比克的制革业以及阿利坎特省的制鞋业，这里只举了几个例子。[23]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局部集体化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是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各个生产分支整合成为由工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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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集体化的工作不可能像自由主义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开展。他们遭到了许多拥有某种特殊地位的企业的反对，这些企业既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控制的，也有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控制的，他们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效益较差的集体化企业。[24]另外，像共产党一样，社会党和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主张政府拥有并且控制基础工业，[25]反对将小资产阶级的财产集体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认为，社会党人的计划完全依靠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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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关于经济问题，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始终存在着观点分歧，”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证实，“因为实际上，当全国劳工联合会主张更有效地实行集体化时，它得不到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地区和当地领导人的合作，他们极少关心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个重要问题。结果，在许多地方，劳动者总工会的普通成员听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示。”[26]这种观点分歧使得既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集体化、也不可能通过国有化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工业体系，而且部分解释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经济扩大会议上提出的那个精心设计的工会管理下的工业集体化方案为什么只能纸上谈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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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业整合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另一个障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管理的许多企业实际上处于破产或者半破产状态，因此不得不请求政府干预以获得资金帮助。它们一般不向银行求助，因为银行都被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控制着，那是支持共产党的联合会主席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势力范围。由于蔑视金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从来没有打算在银行雇员中组织工会，结果被劳动者总工会完全控制，内战期间它们对此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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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状况的特点之一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了大部分工商企业，而竞争对手劳动者总工会则控制了银行和另外一些信贷机构，这些银行和信贷机构受到一个由劳动者总工会和自治政府的代表组成的银行委员会的全面监督。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企业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愿把它们的资金存入既有的金融机构并且用现金进行交易，所以，那些盈利的企业在它们的经营场所囤积了大量现金。[28]这种囤积导致了严重的流通不足并且限制了本可以向效益较差的企业提供资金的基本信贷。希望改善这种状况的自治政府财政专员塔拉德利亚斯签署法令，规定所有超过一千比塞塔的款项必须用支票支付，[29]但是，没人理睬这项措施。“大量现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不能流通，”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写道，“只要存在两个工会，只要几乎所有生产手段被一个工会控制而信贷手段被另一个工会控制，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30]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利用金融机构，同时因为它的集体化方案需要资金，所以，一九三七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建议，创建工会自己的银行，[31]但是，这个建议没有下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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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是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这种状况都给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化企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些企业急需资金，以致担任工业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佩罗公开建议中央政［227］府进行干预，[33]仅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他的部门就收到了一万一千份要求资金帮助的申请。[34]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担任工业部长和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巩固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大部分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且使之合法化，把国家的资金提供给那些处于破产状态的工团化[即集体化]企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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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得到政府的资助以挽救这些企业并且推进集体所有制的实施所做的努力没有成效。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证实，胡安·佩罗打算起草一项要求所有企业实行集体化的法令，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制止了他，总理警告他说，在西班牙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将会收回对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承认。于是，佩罗重新起草了法令，不过，内阁没有批准这项法令并且对它作了修改。据佩拉特斯说，内阁把它交给了一个部长委员会，委员会把它修改得只剩下了一个框架。“但是，劫数仍然未到尽头。要使法令生效必须有钱，也就是说，贷款必须得到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批准。他像高利贷者一样讨价还价，终于批准了一笔微不足道的贷款额度。……最终，工业银行介入了，它进一步削减了贷款额度。”佩拉特斯最后说，结果，在工业部长使这项“明显保守”的法令生效之前，一九三七年五月发生了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政府危机，而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直截了当地废除这项法令”。[36]在这个政府中没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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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利用经济问题进一步为支持政府控制工业和金融业大造声势。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佩雷·阿迪亚卡声称：“经济权力必须掌握在一个实体手中。”[37]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谈到“为时过早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时说：“即使当初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遗弃了他们的工厂和庄园而生产必须继续进行的事实，这些实验有正当的理由，后来的情况已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因为无论如何也要继续生产，工人没收被遗弃的工厂可以理解。……我再说一遍，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会谴责它。……[但是]今天，当一个代表了所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力量的人民阵线政府存在时，这种行为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今天，为了供应前线和后方需要的一切，我们必须立即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生产加强合作。……当战局仍然不明朗时，当得到外国法西斯援助的国内敌人正在疯狂进攻我们的阵地并且危及国家的未来时，匆忙地进行这些为时过早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荒唐可笑而且等于帮助敌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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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令全文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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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工商部在八月二日法令颁布前后对马德里的工业企业的干预，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工人世界报》和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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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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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劳动者总工会冶金工人联合会执委会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巴伦西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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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何塞·迪亚斯的演说）、十七日（共产党的宣言）和二十三日（社论）巴伦西亚《真理报》；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发表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25页；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社论）和三月十九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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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革命之后》，第122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通讯》；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社会熔炉报》所报道的胡安·洛佩斯的演说；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工人团结报》（对西班牙工业的采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所刊登的共产党的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驻西班牙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际工人协会特别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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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光明报》所刊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纺织工人联合会的联合声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土地与自由》；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一九三七年五月发表的演说，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的共产党》，第41页；安东尼奥·米赫的演说，见安东尼奥·米赫《为了加强战争工业》，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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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迈克尔·塞德曼，《工作与革命：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的工人管理，1936—1938》，第45—46页。另请参阅该书稿的第28—29和39—44页。这部未出版的书稿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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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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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电视系列片《西班牙内战》第五集《革命内部》，历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休·托马斯和哈维尔·图塞尔编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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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正如将在后面一章看到的那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入中央政府之前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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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被罗纳德·弗雷泽在《流血的西班牙》一书中引用，见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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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令的全文见佩雷斯—巴罗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第228—236页。罗纳德·弗雷泽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记述，见《流血的西班牙》，第109—136和575—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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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阿瓦德·德·桑蒂连写给佩雷斯—巴罗的信，被罗纳德·弗雷泽在《流血的西班牙》一书中引用，见第212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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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360页。另请参阅阿瓦德·德·桑蒂连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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