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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三章［228］ 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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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主义工业集体化计划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集体化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国有化计划的一种威胁；另外，为了产生效果，它必定侵犯中产阶级的财产，而克里姆林宫需要中产阶级的支持以取得外交政策的成功。为了对抗这种威胁，西班牙共产党坚持认为，试图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继续进行革命的原因是工人缺乏政治判断力。“军事叛乱爆发时，”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谈到巴伦西亚的情况时说，“许多工人因为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社会革命而陷入了没收财产和集体化的狂热。几乎所有工厂都实行了集体化。……这种狂热的‘集体化运动’不仅没收了那些支持叛乱的老板遗弃的工厂和车间，甚至还侵占了自由派和共和派雇主的微薄资产。……工人为什么犯这些错误？主要是因为对于当前的政治形势缺乏判断力，以致他们以为我们正在进行社会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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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共产党指挥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费德里科·梅尔乔断言：“我们今天不是在进行社会革命；我们正在推进一场民主革命，在一场民主革命中，经济……不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我们正在推进一场民主革命并且宣称我们正在为保卫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怎么能够尝试在经济领域采用一种极权的社会主义方式呢？……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同志前几天说：‘为了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应当补充的是，必须有一条建立在清晰、正确的经济路线基础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些经济异常、经济倾向和这些实验出现在我国并非偶然；它们源于一种意识形态体系，源于工人运动某个主要流派的意识形态变种，试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脱离这种经济发展需要经过的那些阶［229］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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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当然全面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并且符合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需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宣称，“西班牙人民面临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歪曲了四个月前爆发的这场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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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狂热盛行的情况下，坚持符合这些路线的主张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自由主义运动论战，而且必须与劳动者总工会、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的激进分子论战。他们没有逃避这项任务。“在革命热情最高涨时，”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回忆说，“我们共产党人问心无愧地在马德里和西班牙的其他地方发表演说，当时我们明确主张保卫民主共和国。鉴于有些人甚至害怕提到民主共和国，我们共产党人不反对向不了解形势的激进分子说明，为了对抗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共和国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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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并不以说明这一点为耻。”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举行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会议上，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讲话声称。他在讲话中概括阐述了这个统一青年组织的政策，自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合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现在我们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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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继续引用这次讲话之前，我们必须插入卡里略多年以后所作的一番陈述，这番陈述也许表明了他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的真实态度。在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一次访谈中，时任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的卡里略说：“我们当时说那是一场人民革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哪里？他们全都消失了。因此，整个争论在我看来显得荒唐和教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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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全国会议上，卡里略表达了不同的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人说，在现阶段我们应当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甚至说，我们正在进行欺骗。他们说，当我们宣称我们正在保卫民主共和国时，我们是在设法隐瞒我们真正的政策。不过，同志们，我们正在为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而且是在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不是一种欺骗西班牙民主舆论的策略，也不是欺骗外国民主舆论的策略。我们正在真心实意地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现在——甚至包括胜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错误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那么，我们不仅将会看到法西斯侵略者站在我们［230］的国土上，而且将会看到世界各国那些已经明确表示在欧洲当前的形势下不能容忍我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与法西斯侵略者站在一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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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前面引述过其看法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费德里科·梅尔乔断言，不能保护外国资本“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错误，因为英国将立即对西班牙进行干涉，不是站在我们一边，而是站在佛朗哥一边，因为英国在我国有经济利益需要保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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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记录显示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曾经威胁要进行干涉，但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普通成员担心引起民主国家公开的敌意。然而，对在这次会议上初露端倪的政策的不满没过多久就显现出来；因为几周之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指责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8]这不仅是一种个人意见。这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许多社会党人的意见，他们感到自己被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突然右转背叛了，他们的心情准确地反映在下面这封发自前线的抗议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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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不同的报纸上多次看到卡里略所发表的讲话……大意是说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正在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我认为卡里略大错而特错了。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我正在为土地、工厂以及西班牙所有财富的集体化而战，正在为大家和人类的利益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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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略和其他想把我们引上反革命邪路的人难道以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战士是绵羊吗？不，我们不是绵羊，我们是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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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如果能够抬起头来，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将如何看待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已经成为背叛那场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的帮凶呢？他们只可能做一件事，把痰唾在那些罪人的脸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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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共产党人难以使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激进分子相信其政策的正确性，那么，要使自由主义运动相信更困难。然而，这一政策的成功有赖于这个强大运动的服从，即使不是心悦诚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据担任卫生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说，苏联外交代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频繁举行会谈。“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始终如一，”蒙特塞尼写道，“必须在西班牙建立一种‘民主集中制’（极权主义的委婉说法）；不能给国外造成正在进行一场深刻革命的印象；我们应当避免引起民主国家的怀疑。”她补充说，苏联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我没有听到他们使用任何威胁性的语言。……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我去日内瓦参加卫生代表大会时，[苏联大使]罗森堡极力劝我去苏联，他说：‘斯大林同志将非常高兴见到你。去吧，费德丽卡！你将受到公主般的接待。’[俄国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可能使我不得不与［231］他们断绝关系的具体建议。他们对此非常敏感。但是，罗森堡多次建议我把女儿送到巴伦西亚，在市郊他所居住的别墅里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听到这些建议时，我的血在血管中凝固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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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觉得为了影响民主国家不得不以牺牲革命为代价向苏联的政策作出让步，他们也没有始终不渝地附和共产党人高喊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11]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即使在加入政府时同意采用这个口号，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国外造成某种印象，决不是为了扼杀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正当的革命成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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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相比，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主义运动甚至更不愿意接受共产党人的这个口号，这一点在它的报刊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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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成千上万名无产阶级战士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写道，“他们是为了闹革命而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把革命的胜利推迟到我们赢得战争之后将极大地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战士的士气并且为反法西斯的群众注入革命热情的话，我们必须坚定地推动革命前进，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工农业集体化并且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创建新社会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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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当被清楚地理解为，我们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斗争。革命和战争不可分离。人们所说的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改良派的反革命行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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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愤怒地写道：“‘民主革命。’‘议会制共和国。’‘这不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这是一些符合共和派政党的政治纲领而让工会组织引以为耻的口号。……[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及其青年运动恪守它们的原则的话，那就应当消灭‘整个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未提到什么‘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过渡阶段。……因此，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概括性地提出了他的革命理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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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内战刚刚爆发时，共产党就把发生在西班［232］牙的革命比做一个多世纪前已在法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舆论工具对其政策的谴责造成了令人尴尬的消极影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也是为了减少内耗，共产党人不得不修改了他们的用语。“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指责我们做了什么？”《工人世界报》在答复无政府工团主义报刊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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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保卫民主共和国。……[我们]希望确定一下我国现在这个共和国的性质。……第一，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掌握着一切权力；第二，耕者有其田：农业劳动者正在以前的大庄园里以集体或者个体的方式劳作，佃农现在拥有自己的土地；第三，所有工厂建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第四，没收了参加军事叛乱的大地主、银行家、大资本家和政治寡头的财产，从而使他们失去了社会政治影响力；第五，推动民主革命发展的最大的支配力量、最重要的领导力量掌握在整个工人阶级手中；第六，以前镇压人民的那支军队已被消灭，我们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因此，我们的共和国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是一个具有以前不曾有过的社会内涵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所以，不能把这个共和国……与[那些共和国]相提并论，在那里，民主是一个谎言、是一种以剥削阶级的绝对统治为基础的民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必须告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我们并没有因为保卫民主和共和国而放弃或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不应脱离实际。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应当始终牢记一个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以便采取最适当的革命策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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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何塞·迪亚斯发表讲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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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新型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西班牙进行这种斗争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像法国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我们正在为之而战的民主共和国与众不同。我们正在为消灭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斗争；因为，不消灭它们，真正的政治民主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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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问的是：[它们]被消灭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控制的每一个省，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统治力量的教会同样不复存在了。军国主义被消灭了，绝不可能卷土重来。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也没有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这些胜利成果决不会丧失的保证在于，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233］手里，掌握在始终被等级制度所奴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手里。这是旧社会一去不复返的最有效的保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拥有胜利成果不会丧失的某种保证，所以我们不应当不顾现实匆忙地进行“自由共产主义”和“集体化”实验，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西班牙政治进程的现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它的成功有赖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参与，而这些实验只能起到赶走它们、疏离它们的作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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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人说服其批评者的努力没有成效；因为自由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尤其是它的极端派系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口号，而且不同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阶层，他们越来越怀疑向外国舆论让步能否得到任何好处。从下面的引文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一运动发展趋势的一些线索。一九三七年一月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正式表明支持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后，在对该联盟的一次抨击中，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主要喉舌《自由青年报》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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