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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卫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所能提出的最充分的理由是，为了不使我们与欧洲民主国家打交道时的处境更艰难，我们应当避而不谈革命。多么幼稚的理由啊！欧洲民主国家非常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以及我们正在向何处去。就像那些法西斯国家知道一样，它们知道正在西班牙与法西斯分子作战的所有战士实际上都是革命者，因此不会认同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免革命……被它们扼杀。无论我们号称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还是号称革命，除非使欧洲民主国家满意，它们不会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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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来欺骗我们那些正在战场上英勇地进行殊死战斗的战士，欺骗我们那些正在后方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兄弟，这是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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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权力之外，国家的经济资源同样掌握在我们手里。一切属于我们。……面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势力，我们正在捍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企图窃取属于我们的东西的叛徒应当像法西斯分子一样受到谴责并被毫不留情地枪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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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们有可能改变西班牙社会时，任何对我们说这种改变不会得到国际资产阶级认可的人都是在开玩笑。”《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说，“从他渴望国际资产阶级允许发动一场革命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权力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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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决不能发动革命以免与国际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如果我们［234］必须隐瞒我们的所有目的，如果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一切目标，那么，我们的同志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大家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为什么毫不留情地投身于这场斗争，投身于这场反对西班牙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战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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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社会熔炉报》也写道：“[在]一场狂风暴雨、一场真正改变了一切的社会革命猛烈冲击我国的时刻，共产党提出需要一个议会制共和国，一个被形势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的共和国。这导致出现了一种有悖常理的情况：共产党人形成了西班牙共和派的极右翼，成为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希望。然而，似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是一项政策和一场宣传运动的神经中枢，这项政策无视胜利果实的存在和七月十九日的新生，目的是使我们退回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初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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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认为共产党的目的是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并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它打算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把人民革命转变成为建立一个极权主义一党制的警察国家的运动。毫无疑问，当斯大林对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的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时，当他坚决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时，他想的就是这件事。另外还可以更准确地说，正如两位著名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战后所断言的那样，这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欧洲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先驱——处于它们发展的初级阶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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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掌握控制权铺平道路的同时，为了打败佛朗哥将军，共产党人需要他们所能召唤的每一个人。前西班牙共产党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坦率地透露了自己当时玩世不恭的想法，他反思道：“[这]应当被称为统一战线时期。打败佛朗哥之后，我们将给每个人贴上适当的标签：共和派，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社会党人，与共和派差不多一样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革命事业的一种威胁。这将使我们在消灭佛朗哥之后有充分的理由消灭他们。在那之前，我们把他们称为同志并且给他们一些赞美之词。当然，我们的人是历史上的新人类。我们将在‘神圣同盟’时期善待他们。然后，我们将尽快地消灭他们，免得他们长期遭受严重的痛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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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共产党人想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但是，只要不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换句话说，只要不让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参与国家事务，就不可能退回到一九三一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那不符合党的长期目标和克里姆林宫在西班牙的意图。克里姆林宫［235］的意图是，在某种民主政体的掩护下，控制西班牙的国内外政策以满足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西班牙共产党限制革命不是为了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而是为了在中间阶层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然后根据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们与反佛朗哥阵营中的革命势力抗衡，确保共产党的支配地位。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工商领域采取的政策，也是它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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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所报道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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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尔乔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演说，见费德里科·梅尔乔《组织生产》，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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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里亚蒂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工人国家》上的文章，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政论集》，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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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工人世界报》所报道的米赫的演说。值得注意的是，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内战初期，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占优势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部有人反对使用“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因为担心“可能危害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发展”。他补充说，在马德里，“提出这个口号轻而易举，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强大而且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但是，在加泰罗尼亚，内战初期革命发展如火如荼，不可能提出这个口号”（引自一九四四年我采访塞拉·帕米埃斯时所作的速记记录，该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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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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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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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产第一线，赢得战争的大型工业》，第13页，引自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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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拉斐尔·费尔南德斯致卡里略的公开信，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巴伦西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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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自由青年报》上的前方来信。另请参阅费德里科·费尔南德斯·洛佩斯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前进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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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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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例见胡安·洛佩斯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发表的演说，收入洛佩斯所著《内战和革命中的联邦制观念》一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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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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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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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工人团结报》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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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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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49—352页。另请参阅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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