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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觉得为了影响民主国家不得不以牺牲革命为代价向苏联的政策作出让步，他们也没有始终不渝地附和共产党人高喊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11]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即使在加入政府时同意采用这个口号，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国外造成某种印象，决不是为了扼杀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正当的革命成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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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相比，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主义运动甚至更不愿意接受共产党人的这个口号，这一点在它的报刊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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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成千上万名无产阶级战士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写道，“他们是为了闹革命而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把革命的胜利推迟到我们赢得战争之后将极大地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战士的士气并且为反法西斯的群众注入革命热情的话，我们必须坚定地推动革命前进，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工农业集体化并且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创建新社会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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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当被清楚地理解为，我们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斗争。革命和战争不可分离。人们所说的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改良派的反革命行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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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愤怒地写道：“‘民主革命。’‘议会制共和国。’‘这不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这是一些符合共和派政党的政治纲领而让工会组织引以为耻的口号。……[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及其青年运动恪守它们的原则的话，那就应当消灭‘整个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未提到什么‘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过渡阶段。……因此，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概括性地提出了他的革命理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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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内战刚刚爆发时，共产党就把发生在西班［232］牙的革命比做一个多世纪前已在法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舆论工具对其政策的谴责造成了令人尴尬的消极影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也是为了减少内耗，共产党人不得不修改了他们的用语。“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指责我们做了什么？”《工人世界报》在答复无政府工团主义报刊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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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保卫民主共和国。……[我们]希望确定一下我国现在这个共和国的性质。……第一，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掌握着一切权力；第二，耕者有其田：农业劳动者正在以前的大庄园里以集体或者个体的方式劳作，佃农现在拥有自己的土地；第三，所有工厂建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第四，没收了参加军事叛乱的大地主、银行家、大资本家和政治寡头的财产，从而使他们失去了社会政治影响力；第五，推动民主革命发展的最大的支配力量、最重要的领导力量掌握在整个工人阶级手中；第六，以前镇压人民的那支军队已被消灭，我们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因此，我们的共和国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是一个具有以前不曾有过的社会内涵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所以，不能把这个共和国……与[那些共和国]相提并论，在那里，民主是一个谎言、是一种以剥削阶级的绝对统治为基础的民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必须告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我们并没有因为保卫民主和共和国而放弃或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不应脱离实际。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应当始终牢记一个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以便采取最适当的革命策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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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何塞·迪亚斯发表讲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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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新型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西班牙进行这种斗争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像法国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我们正在为之而战的民主共和国与众不同。我们正在为消灭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斗争；因为，不消灭它们，真正的政治民主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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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问的是：[它们]被消灭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控制的每一个省，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统治力量的教会同样不复存在了。军国主义被消灭了，绝不可能卷土重来。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也没有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这些胜利成果决不会丧失的保证在于，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233］手里，掌握在始终被等级制度所奴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手里。这是旧社会一去不复返的最有效的保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拥有胜利成果不会丧失的某种保证，所以我们不应当不顾现实匆忙地进行“自由共产主义”和“集体化”实验，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西班牙政治进程的现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它的成功有赖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参与，而这些实验只能起到赶走它们、疏离它们的作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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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人说服其批评者的努力没有成效；因为自由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尤其是它的极端派系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口号，而且不同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阶层，他们越来越怀疑向外国舆论让步能否得到任何好处。从下面的引文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一运动发展趋势的一些线索。一九三七年一月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正式表明支持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后，在对该联盟的一次抨击中，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主要喉舌《自由青年报》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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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卫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所能提出的最充分的理由是，为了不使我们与欧洲民主国家打交道时的处境更艰难，我们应当避而不谈革命。多么幼稚的理由啊！欧洲民主国家非常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以及我们正在向何处去。就像那些法西斯国家知道一样，它们知道正在西班牙与法西斯分子作战的所有战士实际上都是革命者，因此不会认同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免革命……被它们扼杀。无论我们号称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还是号称革命，除非使欧洲民主国家满意，它们不会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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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来欺骗我们那些正在战场上英勇地进行殊死战斗的战士，欺骗我们那些正在后方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兄弟，这是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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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权力之外，国家的经济资源同样掌握在我们手里。一切属于我们。……面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势力，我们正在捍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企图窃取属于我们的东西的叛徒应当像法西斯分子一样受到谴责并被毫不留情地枪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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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们有可能改变西班牙社会时，任何对我们说这种改变不会得到国际资产阶级认可的人都是在开玩笑。”《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说，“从他渴望国际资产阶级允许发动一场革命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权力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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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决不能发动革命以免与国际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如果我们［234］必须隐瞒我们的所有目的，如果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一切目标，那么，我们的同志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大家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为什么毫不留情地投身于这场斗争，投身于这场反对西班牙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战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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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社会熔炉报》也写道：“[在]一场狂风暴雨、一场真正改变了一切的社会革命猛烈冲击我国的时刻，共产党提出需要一个议会制共和国，一个被形势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的共和国。这导致出现了一种有悖常理的情况：共产党人形成了西班牙共和派的极右翼，成为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希望。然而，似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是一项政策和一场宣传运动的神经中枢，这项政策无视胜利果实的存在和七月十九日的新生，目的是使我们退回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初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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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认为共产党的目的是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并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它打算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把人民革命转变成为建立一个极权主义一党制的警察国家的运动。毫无疑问，当斯大林对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的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时，当他坚决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时，他想的就是这件事。另外还可以更准确地说，正如两位著名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战后所断言的那样，这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欧洲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先驱——处于它们发展的初级阶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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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掌握控制权铺平道路的同时，为了打败佛朗哥将军，共产党人需要他们所能召唤的每一个人。前西班牙共产党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坦率地透露了自己当时玩世不恭的想法，他反思道：“[这]应当被称为统一战线时期。打败佛朗哥之后，我们将给每个人贴上适当的标签：共和派，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社会党人，与共和派差不多一样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革命事业的一种威胁。这将使我们在消灭佛朗哥之后有充分的理由消灭他们。在那之前，我们把他们称为同志并且给他们一些赞美之词。当然，我们的人是历史上的新人类。我们将在‘神圣同盟’时期善待他们。然后，我们将尽快地消灭他们，免得他们长期遭受严重的痛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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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共产党人想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但是，只要不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换句话说，只要不让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参与国家事务，就不可能退回到一九三一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那不符合党的长期目标和克里姆林宫在西班牙的意图。克里姆林宫［235］的意图是，在某种民主政体的掩护下，控制西班牙的国内外政策以满足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西班牙共产党限制革命不是为了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而是为了在中间阶层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然后根据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们与反佛朗哥阵营中的革命势力抗衡，确保共产党的支配地位。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工商领域采取的政策，也是它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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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所报道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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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尔乔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演说，见费德里科·梅尔乔《组织生产》，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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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里亚蒂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工人国家》上的文章，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政论集》，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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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工人世界报》所报道的米赫的演说。值得注意的是，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内战初期，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占优势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部有人反对使用“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因为担心“可能危害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发展”。他补充说，在马德里，“提出这个口号轻而易举，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强大而且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但是，在加泰罗尼亚，内战初期革命发展如火如荼，不可能提出这个口号”（引自一九四四年我采访塞拉·帕米埃斯时所作的速记记录，该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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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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