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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对这项法令的限制的批评同样来自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举行的一次全国会议上，该联合会提出要求，应当修改这项法令，以便使其适用范围不仅包括那些参与军事叛乱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因下列情况而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的人：违反劳动合同，因为工人的思想信念不公平地解雇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向警察告发工人并且鼓励破坏罢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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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不可能同意这种修改。为了寻求反佛朗哥阵营中的有产阶级的支持，它不能让那些在内战之前就对工人运动怀有敌意的中小地主产生反感，于是，通过其控制的农业部和土地改革协会，它以十月七日法令的限制为依据，实际上支持了中小地主所提出的归还他们土地的要求。“我可以告诉你们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村的情况，”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说，“因为我与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农业地区保持着日常联系。为了向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和地主归还他们曾经拥有的财产……农业部派代表去了这些地区。农业部长说这些人是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小地主！农村的政治恶霸和阴谋反对工人的人是小地主？雇用二十或者二十五个工人而且拥有七八头耕牛的人是小地主？我要问的是，农业部长的政策目的何在，‘小地主’这个词的确切定义是什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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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甚至保护内战之前属于右翼党派的农场主，尤其是在巴伦西亚省，它在那里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大量农民的敌意。一名社会党人在谈到农民联合会时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派最顽固的残余人员，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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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共产党不顾中小地主的政治背景保护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社会党左派之间迅速发展的激烈冲突，正如我们所知，后者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13]共产党人要求集体化应完全自愿，[14]从而意味着既要尊重共和派地主的财产权，也要尊重右派地主的财产权。尽管不赞成对共和派小地主的土地强制实行集体化，社会党左派仍然反对为了那些在内战之前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公开冲突的小地主的利益影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展。社会党左派的报纸、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写道：“不［239］应强迫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应当向每一个自觉主动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提供慷慨的技术、经济和道义援助。当我们说‘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时，我们有意将公然敌视工人阶级的小地主以及那些如今总是哭哭啼啼并且企图潜伏起来的卑鄙恶毒的政治恶霸排除在外，他们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一支真正的第五纵队。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解除他们的反抗能力。如果不顾勇敢的农民战士所曾遭受的监禁、折磨和苦难，想方设法以这些人员为基础建立一个富农组织，那将造成一场真正的灾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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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他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证实，他在土地改革协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消灭农村的社会党人”，同时争取农民的支持。[16]在这部反省自身的回忆录中，卡斯特罗将其内心的想法公诸于众，这些想法显然也是党的想法。“我们需要所有那些疯狂地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的人。”他回忆说，“我们现在需要他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将需要他们——只要这能使我们夺取政权并且巩固我们的政权。以后，我们可以讨论它！以后，我们可以澄清问题！以后，我们可能会说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每天都得公开宣称，土地是他们的，党将把土地分给他们，我们将向他们提供资金、种子、农具和建议。只有当他们认为他们是‘他们的’财产的主人时，他们才会为保卫这些财产而斗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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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处于中间阶层的右派和共和派农民的支持，共产党人不仅不得不遏制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集体化倾向，而且不得不约束它自己的青年运动的集体化倾向。“我们不仅发现某些组织鼓吹集体化，”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说，“而且最初我们还发现，由于不了解当前斗争的性质，我们自己的年轻人也在为集体化进行辩护。不过，巴达霍斯和其他省份的农民同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实行错误的政策以后，在他们开始遵循正确的政策以后，农村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醒大家，世界上唯一一个进行了革命的国家苏联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九年之后才开始将土地集体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去做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九年后苏联才去做的事情呢？我们宣布，只要我国的形势不允许采取其他政策，我们未来的长期政策就是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村小地主的合法利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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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之外，农业部长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及其实际运用所体现的共产党的政策还因其他原因遭到批评。既吸收农业工人也吸收［240］穷苦的佃农入会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在接受采访谈到阿尔瓦塞特省的情况时证实：“有许多地主的财产没有被没收，或者因为他们支持左派，或者因为他们假装支持左派。法律迫使他们的佃户继续向他们交租，结果，由于支持叛乱的地主的佃农被免除了地租，这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状况。”[19]萨瓦尔萨批评这项法令还因为，它使把土地分给农村穷人的目标无法实现。萨瓦尔萨的批评所依据的事实是，从这项法令中受益的佃户和佃农依法有权保留他们在革命之前耕种的所有土地，只要不超过规定的限度，因此，他们不愿意把他们占有的一部分土地转让给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结果，”萨瓦尔萨证实，“许多地方靠工资糊口的农业工人仍然没有土地，或者不得不满足于耕种最贫瘠或是远离村庄的土地，因为其他土地几乎全部归小地主和佃农所有。在这种不公平的状况下，一些人租种不到土地，即使小块土地也租不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而以前充当政治恶霸狗腿子的那些人却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仍然享有某种特权。由于无法接受这种令人屈辱的不公平状况，以致冲突不可避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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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导致农村发生冲突的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共产党人用十月七日法令刺激了佃户和佃农的个人利益。在这项法令颁布之前，佃户和佃农不是被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吸引，就是已经接受了有利于农业工人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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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颁布了十月七日那项法令，”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指出，“在不超过干旱地区三十公顷、灌溉区五公顷和水果种植区三公顷的条件下，它使佃户看到了继续拥有其以前耕种的所有土地之永久使用权的可能性。这相当于……提供了一种保证，只要佃户没有公开支持军事叛乱，他就不可能失去他的土地。……因此，这项法令的实际效果是，勾起了那些已经接受土地分配新格局的佃户和佃农重新获得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的欲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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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来自共产党的支持所鼓励，许多在革命初期已经接受集体化的右派佃户和佃农要求归还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在反对集体农庄的声势高涨时，里卡多·萨瓦尔萨宣称：“我们现在最强烈的愿望是保卫革命取得的成果，尤其是保卫本联合会的各个分会组建起来的集体农庄，觊觎革命成果的敌对势力——即过去的反动分子以及那些因为充当政治恶霸的走狗而以租赁的方式占有土地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的会员不是要求获得土地遭到拒绝，就是被人从所耕种的贫瘠土地上赶走。今天，在臭名昭著的十月七日法令的保护下，这些反动分子正在大肆攻击集体农庄，［241］目的是要瓜分它们——瓜分它们的牲畜、油橄榄树、葡萄园以及所收获的农作物——从而终结农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在利用我们最优秀的同志不在之机，这些同志上了前线，如果当他们回来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只不过是让世代仇敌作威作福，他们将会愤怒地哭泣，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现在用某个工人组织的会员卡做护身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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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还竭力动员农业工人参加其针对集体农庄开展的宣传活动。一九三七年四月初，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他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接替奥拉蒂奥·普列托担任此职——指责共产党人前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已经根据双方协议建立了集体农庄的地区“挑逗人们自私的欲念……通过向工人许诺个人好处煽动其瓜分他们正在集体耕种的土地”。[23]共产党人并不仅限于这样做，因为巴斯克斯还指责他们在托莱多省杀害了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24]另外，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几个月后声称：“我们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可怕的斗争，特别是与他们指挥的军队进行了斗争，他们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农民积极分子，野蛮地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农庄并且毁掉了我们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才获得的收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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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集体化的攻击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共产党的军队所控制的西班牙中部的新卡斯蒂利亚地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史学家和积极分子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在那里建立了大约三百个“示范”集体农庄。[26]在马德里出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声称，共产党民兵第十一师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对杀害大批卡斯蒂利亚农民负有责任，共产党人指控这些农民是“不法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在托莱多的莫拉，被处死的农民多达六十人。[27]利斯特从不否认他杀害了这些人。他在多年以后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怖专政，这导致每天都有农民逃出村子……去投敌”。他说，他结束了这种状况。“必须在托莱多的莫拉设立一个法庭，采取非常坚决、严厉的措施。后来，有人指控我枪毙了某某、某某人。我回答说，的确，我的确枪毙过一些人，而且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还这么做，因为，如同我在回答指控时所说，我打仗不是为了保护强盗，也不是为了压榨农民。我是为解放人民而战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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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化的攻击不可避免地将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的士气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因为，尽管集体化在一些地区遭到大多数农民的诅咒，但是，［242］在另外一些地区，大批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集体农庄。时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的著名作家拉尔夫·贝茨是研究西班牙和西班牙革命的权威，他在与共产党断绝关系之后写信告诉我：“共产党对集体化的攻击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存在强制推行集体化等大量问题，但是，也有许多正常的集体农庄，即，自愿组织的集体农庄。”[29]例如，在托莱多省，甚至在内战之前那里就有集体农庄，[30]据一份倾向于共产党的原始资料提供的数字，百分之八十三的农民决定支持集体耕种土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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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对集体农庄的运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高潮——就连比较成功的集体农庄也在那一年的这个时候陷入了经济困境——失望和恐惧的气氛开始笼罩着农庄的劳动者。人们不再下地干活儿或者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因此，大量即将收获的农作物有烂在地里的危险，而这些农作物对于战争努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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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共产党人立即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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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初，农业部长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243］各种形式的帮助，以使它们能够“令人满意地尽快开展适令农业生产劳动”。[32]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没有提供帮助。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将帮助法令受益者的任务交给了农业部长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协会。据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报道，从那以后，土地改革协会以贷款、农具、种子以及肥料的形式向集体农庄提供了五千万比塞塔。[33]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些帮助仅仅提供给那些接受土地改革协会干预的集体农庄；因为，由于政府干预威胁其集体农庄的自主权而不让政府插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土地改革协会拒绝向所有集体农庄提供来自农业部长的帮助。[34]另一方面，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国家农业信贷机构执委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说，即使不允许土地改革协会超越其权限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和帮助，这些集体农庄还可以向国家农业信贷机构申请资助，除了相关贷款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之外，没有任何风险控制。[35]但是，这个在农业部的支持和赞助之下工作的机构——其执委会中除了农业部的官员之外还有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36]——直到一九三七年夏末才开始正常运转。此外，据卡多纳·罗塞利说，尽管它向申请资助的集体农庄提供巨额贷款，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官方机构的怀疑态度而且担心贷款可能限制自己的独立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集体农庄并没有利用这个机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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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农业部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这项法令的前言写道，政府有必要提供帮助，以避免出现“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参加叛乱的剥削者的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心的经济衰退”。法令的第一条说：“为了通过土地改革协会提供帮助，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所有集体农庄在本农业年度均被认为是合法的，[38]因此，土地改革协会所属部门不会受理要求归还被上述集体农庄所占用之土地的任何申诉……即使是在有人指控没收土地的合法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或者是在确定被集体化之土地以前的拥有者或受益者的政治身份时出现差错的那些地区。”“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评论道，“保证集体农庄合法性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行动，是建立它们的革命行动，因此，任何针对它们设计的法律或政策都不能影响它们。”它避而不谈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只是暂时得到了承认而已。它宣称：“[该法令]给予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39]然而，几个月后，在一项共同行动计划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认为有必要提出使集体农庄合法化的要求。[40]这并没有使情况改变，因为，直到内战临近结束时，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仍在坚决要求使集体农庄合法化。[41]实际上，继续掌管农业部直到内战结束的比森特·乌里韦，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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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这项法令为集体农庄的合法性所提供的保证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在那个重要的收获季节，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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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作物刚刚收获完毕，人们立即又担忧起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它在五月进行了改组，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加入这个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内战初期，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在共产党人于八月初通过短暂但紧锣密鼓的宣传为解散该委员会做好了准备之后，[43]根据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命令，在内阁充分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恩里克·利斯特所指挥的第十一师开进阿拉贡地区并且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44]为了不引起怀疑，第十一师受命在中部前线的布鲁内特战役之后前往阿拉贡地区“休整”，而中央政府秘密批准的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法令直到该委员会被解散之后才公布。[45]“由于遭到人民的怨恨，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244］委员会。”利斯特写道，“结果，第二天，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46]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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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法令公布的同时，支持共产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共产党[48]——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49]在第十一师的武装力量支持下，曼特孔下令解散集体农庄并且逮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50]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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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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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形势，共产党再次改变了它的政策，于是，一些被解散了的集体农庄得到恢复。“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52]写道，“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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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阿拉贡地区的破坏集体农庄活动之后，在其他地方，面对以前的地主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的尝试，共产党不得不转而支持集体农庄。[54]发生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原来的政策对农村经济和前后方的士气造成了伤害，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共产党需要反佛朗哥阵营中的中小佃户和地主的支持，它也不能允许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温和派的领导下争取操控国家事务。为了使国内外政策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党人必须居［245］高临下。只有精心地使棋盘上的棋子相互制约，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本身固有的力量——尽管它现在非常强大，而且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微妙平衡，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居中斡旋的人。因此，如果最初共产党人认为通过与中间阶层的民众结盟消灭极左派的力量至关重要，那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随后的一个阶段，防止中间阶层的实力过分加强从而威胁共产党的优势地位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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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人企图以一个阶层制约另一个阶层的努力长时间无法取得成效，除非他们可以控制前线和后方的武装力量，除非他们能够把独立的革命民兵武装并入由服从他们意愿的参谋军官和政治委员所指挥的正规军。从革命初期开始，他们就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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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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