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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执着的信念的力量，满腔愤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这一切。难以理解这种姗姗来迟的激进主义、最高纲领主义（29）如何占据了这个人的心灵，几十年来，他在工人运动内部为最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进行辩护，他与包括反动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君主主义独裁政权在内的极右翼资产阶级政府达成妥协甚至结盟。不过，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许多人确信，实际上，这位“老人”内心深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三四年]阿斯图里亚斯的斗争和随后那个时期的[经历]使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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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聊了一个半小时。卡瓦列罗多次提到忠于共和派的将领、［254］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所有那些萨拉维亚们[提到了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的无能和不足。后来，当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我们……进了一个小酒吧。他对这次采访和谈话非常满意。他相信，现在这位“老人”完全同意有必要建立一支正规的人民军队。“他没有坦率地对你这么说；这是他的习惯，但你应当理解；他会站出来表示支持这支军队。老人对苏联友好并且赞赏俄国革命的经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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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新任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及其苏联顾问携手创建他们心目中那种类型的军队要走的路程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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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新的身份所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民兵组织的弱点；因为，尽管《光明报》宣称民兵的作战能力无以复加，这些弱点肯定是佛朗哥将军的军队逆塔古斯河谷而上向西班牙首都快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它们不是由于缺乏斗志造成的，因为在街头或者小型战役中与局部的敌军作战时，民兵显示出巨大的勇气。相反，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是，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无论思想还是行动，各支民兵部队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统一；以及存在于不同党派之间的对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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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总统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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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由同属一个工会的工人组成的部队之外，共和派、社会党、共产党、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部队以及另外一些组织均组成了规模不等的民兵武装。没有任何计划性，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各支部队在民兵选出的指挥官的率领下，兴高采烈地奔赴前线。没有人服从军队的纪律。……[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领导下的]国防部试图整顿这种混乱局面。它正式承认了民兵部队，尽量向它们提供武器，在它们愿意接受时对其进行专业指挥，同时根据最迫切的需要分配给它们战略战术任务。这些任务是否得到执行取决于民兵战士的心情、下级军官的兴致或是政党组织的指示。国防部每天制订的兵力情况报告……暴露了这支军队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以及各支部队在人数和素质方面的不同构成。……至少，前线各防区的指挥官是国防部委派的职业军官。还有一些职业军官担任低级指挥官。……他们全都处境艰难。他们的权威并不总是受到尊重。他们必须说服部下服从命令，而且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引起任何对其忠诚度的怀疑。如果士兵仓皇后撤，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或者执行命令不力，指挥官不能处罚他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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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不信任职业军官、没有战斗经验、重型武器不足以及总体缺乏有［255］效的军事指挥使敌军拥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的作用远远超过民兵在人数上的优势。例如，在安达卢西亚前线，受国防部委派担任蒙托罗防区民兵纵队指挥官的职业军官梅嫩德斯少校十月一日打电话向马德里报告说，敌军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攻占了雷亚尔堡。他说，民兵的士气低落。那里有两支民兵部队：“一支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他们能说的只是，他们应当枪毙他们的军官。另一支部队倒是服从命令，但是却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逃走了。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边防警察，这些五十多岁的男人能够防止发生一场真正的灾难。至于武器，情况也非常糟糕，因为民兵纵队没有一门大炮，也没有一挺机关枪。……我必须再次告诉你们，没有办法让民兵服从命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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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用说的是，这些民兵犯了他们所能犯的一切错误。”一位左翼观察家写道，“他们高呼着革命万岁发动夜间袭击；经常把大炮与步兵部队布置在一条线上。有时真会发生荒唐的事情。有一天一个民兵告诉我，午饭后，部队全体去邻近的一个农场吃葡萄；当他们回来时，阵地被敌军占领了。”[18]关于加泰罗尼亚民兵部队在阿拉贡地区对被包围的韦斯卡城发动的进攻，支持佛朗哥将军的曼努埃尔·阿斯纳尔写道：“最初，加泰罗尼亚军队的进攻——这些进攻几乎全都是由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实施的——完全缺乏组织协调并且背离战术原则，以致它们的行动更像乌合之众的随心所欲而不是真正的军事行动。结果，民族主义军队司令部赢得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它调集增援部队，发现自身的弱点，集中战争物资，为从灵活防御过渡到坚守城池做准备。另外，从炮火的密度、机关枪的部署、攻击的准备、部队恶劣的组织状况、低级指挥官的优柔寡断，从进攻的软弱无力可以看出，围城的军队缺乏战争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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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阿拉贡前线，据内战初期指挥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的忠于共和派的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说，不可能进行涉及不同部队的联合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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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参谋部决定开展这种行动时，……它就不得不把[民兵]指挥官召集到指挥部里来，向他们讲解行动的基本目标以及每支部队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随即，一场争论开始进行，民兵指挥官在争论中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他们经常以否决的方式强行修改原来的计划。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大家总是能够就一项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不过，那是一项缩小了规模的行动，行动范围也小得多。即便如此，它也从来没有得到执行，因为，当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时，总会有人按兵不动，［256］打乱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而协调配合是行动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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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应当归因于以下事实：即使是在每支部队的内部，命令也没有得到过严格执行，另外，由于前线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力量，所以，袖手旁观别人的失败使它们感到某种满足。组织了大量民兵武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一心希望它的政治对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被打败。反过来，这些党派同样讨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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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写道：“宗派主义、观点分歧和传播政治信仰的热情不仅导致民兵部队彼此漠视对方的存在，忘记了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且多次导致真正危险的情况出现在它们中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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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的自豪感似乎比共同保卫共和国的责任感更强。”经常与从马德里前线归来的民兵接触的社会党人作家阿图罗·巴雷亚证实，“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共产党人炫耀他们的胜利；共产党部队的胜利让其他人暗中感到失望。一支部队的失败变成了对其所属政治派别的嘲讽。这增强了各支部队的斗志，但也同时产生了互相怨恨的温床，它危害到整体的军事行动，使统一指挥无法实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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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共和派军官阿韦里少校对内战最初几个月普遍出现在大多数前线的情况作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全面描述，当时他从巴塞罗那奉命前往阿拉贡地区，协助整顿前线的部队，他的描述被认为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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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萨里涅纳[民兵部队的指挥部]时，我遇见停在公路另一边的一辆卡车，接着，在一群士兵的要求下，我停了车。他们的卡车抛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它出了什么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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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去什么地方？”我奇怪地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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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塞罗那，去那里过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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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们不是应当在前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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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过因为无事可做，我们要去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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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请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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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是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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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理解我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不打仗的时候离开前线天经地义。他们毫无纪律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人就这个问题花费精力训导他们。在前线度过四十个小时的工作周之后，他们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离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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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萨里涅纳]我就去向[阿拉贡]前线指挥官[他是一位职业军官]报到，并且把我的任务告诉了他。我对他讲了我设想的计划，讲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一些事情。他同情地看着我，然后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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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小心。我们应当注意。情况并不像通常那样，因此，［257］你必须非常巧妙地与这帮家伙打交道。至少，马上我就要与[民兵]部队的头头开会，你将有机会亲自作出判断。开会之前，留下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吃饭时我们进行了详谈，他对我讲了他的悲惨处境；他没有权威，无法让任何人服从他的命令。民兵纵队的那些头头半神半人，既不接受命令，也不接受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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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亲眼看到的！战争不能这样进行。我没有补给；战争物资由党派和工会来分配；武器不是送往最需要的地方，而是送到[组织]决定送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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