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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兵部队的头头到了。……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当过兵。一些头头由职业军官陪同，后者被人称为专家，但是不幸没有权力。他们扮演着某种辅助的角色，因此，他们的意见没有意义。同样没有意义的还有我们这些军官不得不忍受的屈辱，尽管实际上我们忠于自己的誓言并且承担着一切风险。没有人信任我们：随便是个什么人就认为他有权暗中监视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建议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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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前线指挥官建议对韦斯卡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一切情况均表明，这座阿拉贡地区的历史古城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因此，通过协同作战巧妙进攻，它将落入共和派之手。……与会者听他介绍了行动方案，对其进行了详细讨论，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最后决定，在同意采取行动之前，要与各自的工会组织商量。在讨论将要结束时，出现了非常令人遗憾的情况，因为指挥官要求一些部队应当将其多余的物资交给需要它们的另一些部队的建议立即遭到了拒绝。也就是说，前线指挥官完全没有权力决定人员和武器的部署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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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情况，尽管只是简要地说明，那是因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民兵武装的尴尬处境，由于可悲的无纪律状况和严重缺乏装备，为了对抗正规军，他们必须创造英雄主义的奇迹。……如果拥有出色的指挥官，拥有足够的战争物资和军事纪律，他们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在视察了前线不同的部队之后，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没有防御工事。坚守阵地全凭勇气，只是因为没有人去想方设法鼓舞士气，所以，当敌军连续反攻时，民兵的勇气不复存在。战争物资的利用同样不合理。我曾经去过一个阵地，那里有几门十点五口径的大炮却没有炮弹。邻近的部队有炮弹，但是拒绝给他们，尽管后者自己并没有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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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成一体的战壕也是这种情况。考虑到毗邻的部队隶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一些阵地建起了胸墙。当政治对手遭到敌军的打击时，存在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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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斯卡前线执行任务期间，我不得不在非常靠近敌军前沿阵地［258］的地方过了一夜。我觉得累了，便躺下睡觉，可是，刚一盖上毛毯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声唱歌。我爬起身来，看见一个哨兵正扯着嗓子高唱一首霍塔歌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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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说，“你不知道哨兵应当保持安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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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他妈在乎？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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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兄！现在应当也是一样。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对面确定你的位置，然后让你吃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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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肏！我们已经说好不向对方开枪了。而且，如果我不唱歌，那我就会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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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种理由，我缩回我的临时“床铺”——草地上的一条毛毯——准备在这个乡巴佬哨兵唱完他的歌谣之后睡觉。但是，他刚一停止唱歌我又听到他大声说话，好像是与远处的某个人进行辩论。我再次从我的栖身处起来，然后惊奇地——后来我不再感到惊奇——发现，我们的哨兵正在与法西斯军队前沿阵地那边的哨兵交谈，后者问他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我们的哨兵夸张地给他列出了一份庞大固埃（31）式的菜单——卢库留斯（32）在他的餐桌上享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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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们吃的东西！”对方的哨兵反唇相讥，“你们只有土豆吃，能吃上土豆你们就得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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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你们吃的都是土豆吧，往后，你们的情况还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这里有我们想要的一切。过来，你立马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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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哨兵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邀请敌兵的某个家人——他以不太文明的语言[你的婊子老娘][23]形容了这个家人——到他这边来，然后他说道：“闭嘴吧，你这饥饿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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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老鼠！”我方哨兵惊叫道，“刚才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这里的食物多得吃不了，这儿有一根给你的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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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干脆把一颗手榴弹从胸墙上方扔了过去。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几秒钟之内，整个前线全面开火。手榴弹、来复枪和机关枪将它们的美妙交响乐足足演奏了一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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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陷入了一片寂静，不过是在愚蠢地消耗了几千个弹药筒之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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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之外，民兵武装体系还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例如，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先后在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手下任职的国防部官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当然，没有总参谋部，不过，接收所有电报和[电台]信息的情报局部分行使它的职能。……直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才建立了总参谋部的大部分机构。”[25]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领导下的国防部不得不依靠工会组织为它提供大量情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259］道：“在劳动者总工会的马德里办事处建立了一个常设的情报部门，它一度曾是国防部最有效的消息来源。从该机构安插了代理人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村庄，最不易察觉的叛军行动立即被人通过电话报告了总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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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没有中央军事机构，该机构可以通过全面审视前线的局势、制订统一的行动计划、决定现有兵力、弹药、武器和机动车辆的资源配置，在最有可能获胜的战线上取得最佳战果。在独立自主、各行其是的内战初期，也不可能指望出现这种统一指挥。“我们都记得自己是如何开始打仗的。”一名共和派的支持者写道，“一帮朋友集合起来，跳上他们自己的或是没收来的卡车和汽车，有人拿着来复枪，有人拿着左轮手枪和弹药筒，开车上路寻找法西斯分子。当我们到达某个地方遇到了抵抗，我们便投入战斗，弹药打光以后，我们一般不是撤退到防御阵地……而是退回出发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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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国防部在运输领域难以行使任何职权，因此，它不得不依靠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所控制的道路运输全国委员会。[28]不仅该委员会不大理会国防部的要求，[29]就连它自己的命令通常也被那些拥有运输工具的民兵组织、革命委员会、工会分会和党派地方总部当做耳旁风，这些团体可以自行使用运输工具而不考虑全局的需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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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每个党派和工会都有自己的军事指挥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指挥部只关心自己手下民兵的需要，而对同一个防区或者相邻防区其他部队的需要或军事计划，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根本不予考虑，尤其是对距离较远的阵地。[31]此外，一支部队的补给经常被另一支部队偷走。[32]曾经担任共产党民兵第五团指挥官的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战后承认，该团经常盗窃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运输工具以弥补自己的车辆不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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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最初的几个月，佛朗哥将军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具有严明纪律、严格训练和专业骨干队伍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34]以及它所拥有的新式飞机，内战伊始，这些飞机就从意大利和德国到达西班牙。与此同时，共和派的民兵部队几乎毫无例外地没有可以信赖的参谋人员指挥它们投入战斗；它们通常对组织作战、连队配合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利用掩护和伪装，也不知道如何挖掘堑壕阵地；它们服从的不是中央军事当局的命令；它们几乎或者根本没有纪律；在十一月初敌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之前，也没有新式飞机保护它们。[35]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具有人数上的优势，它［260］们不仅在内战初期无法发动持续的进攻以致对许多城镇月复一月地围攻无果，[36]而且经常在敌军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这场战争的一个现象是，”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加西亚·奥利韦尔指出，“当法西斯分子占据的城镇受到进攻时，他们可以长期坚守，而[当我军受到攻击时]我们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包围了一座小城，两三天后小城就被攻克了；而当我们包围一个城镇时，我们要在那里度过一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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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7—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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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国防部官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的《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89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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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第259页。另请参阅路易斯·罗梅罗·索拉诺《西班牙内战前夕》，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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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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