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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写道：“宗派主义、观点分歧和传播政治信仰的热情不仅导致民兵部队彼此漠视对方的存在，忘记了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且多次导致真正危险的情况出现在它们中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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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的自豪感似乎比共同保卫共和国的责任感更强。”经常与从马德里前线归来的民兵接触的社会党人作家阿图罗·巴雷亚证实，“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共产党人炫耀他们的胜利；共产党部队的胜利让其他人暗中感到失望。一支部队的失败变成了对其所属政治派别的嘲讽。这增强了各支部队的斗志，但也同时产生了互相怨恨的温床，它危害到整体的军事行动，使统一指挥无法实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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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共和派军官阿韦里少校对内战最初几个月普遍出现在大多数前线的情况作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全面描述，当时他从巴塞罗那奉命前往阿拉贡地区，协助整顿前线的部队，他的描述被认为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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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萨里涅纳[民兵部队的指挥部]时，我遇见停在公路另一边的一辆卡车，接着，在一群士兵的要求下，我停了车。他们的卡车抛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它出了什么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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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去什么地方？”我奇怪地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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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塞罗那，去那里过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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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们不是应当在前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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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过因为无事可做，我们要去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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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请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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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是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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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理解我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不打仗的时候离开前线天经地义。他们毫无纪律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人就这个问题花费精力训导他们。在前线度过四十个小时的工作周之后，他们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离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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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萨里涅纳]我就去向[阿拉贡]前线指挥官[他是一位职业军官]报到，并且把我的任务告诉了他。我对他讲了我设想的计划，讲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一些事情。他同情地看着我，然后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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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小心。我们应当注意。情况并不像通常那样，因此，［257］你必须非常巧妙地与这帮家伙打交道。至少，马上我就要与[民兵]部队的头头开会，你将有机会亲自作出判断。开会之前，留下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吃饭时我们进行了详谈，他对我讲了他的悲惨处境；他没有权威，无法让任何人服从他的命令。民兵纵队的那些头头半神半人，既不接受命令，也不接受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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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亲眼看到的！战争不能这样进行。我没有补给；战争物资由党派和工会来分配；武器不是送往最需要的地方，而是送到[组织]决定送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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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兵部队的头头到了。……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当过兵。一些头头由职业军官陪同，后者被人称为专家，但是不幸没有权力。他们扮演着某种辅助的角色，因此，他们的意见没有意义。同样没有意义的还有我们这些军官不得不忍受的屈辱，尽管实际上我们忠于自己的誓言并且承担着一切风险。没有人信任我们：随便是个什么人就认为他有权暗中监视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建议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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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前线指挥官建议对韦斯卡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一切情况均表明，这座阿拉贡地区的历史古城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因此，通过协同作战巧妙进攻，它将落入共和派之手。……与会者听他介绍了行动方案，对其进行了详细讨论，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最后决定，在同意采取行动之前，要与各自的工会组织商量。在讨论将要结束时，出现了非常令人遗憾的情况，因为指挥官要求一些部队应当将其多余的物资交给需要它们的另一些部队的建议立即遭到了拒绝。也就是说，前线指挥官完全没有权力决定人员和武器的部署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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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情况，尽管只是简要地说明，那是因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民兵武装的尴尬处境，由于可悲的无纪律状况和严重缺乏装备，为了对抗正规军，他们必须创造英雄主义的奇迹。……如果拥有出色的指挥官，拥有足够的战争物资和军事纪律，他们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在视察了前线不同的部队之后，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没有防御工事。坚守阵地全凭勇气，只是因为没有人去想方设法鼓舞士气，所以，当敌军连续反攻时，民兵的勇气不复存在。战争物资的利用同样不合理。我曾经去过一个阵地，那里有几门十点五口径的大炮却没有炮弹。邻近的部队有炮弹，但是拒绝给他们，尽管后者自己并没有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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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成一体的战壕也是这种情况。考虑到毗邻的部队隶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一些阵地建起了胸墙。当政治对手遭到敌军的打击时，存在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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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斯卡前线执行任务期间，我不得不在非常靠近敌军前沿阵地［258］的地方过了一夜。我觉得累了，便躺下睡觉，可是，刚一盖上毛毯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声唱歌。我爬起身来，看见一个哨兵正扯着嗓子高唱一首霍塔歌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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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说，“你不知道哨兵应当保持安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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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他妈在乎？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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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兄！现在应当也是一样。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对面确定你的位置，然后让你吃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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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肏！我们已经说好不向对方开枪了。而且，如果我不唱歌，那我就会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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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种理由，我缩回我的临时“床铺”——草地上的一条毛毯——准备在这个乡巴佬哨兵唱完他的歌谣之后睡觉。但是，他刚一停止唱歌我又听到他大声说话，好像是与远处的某个人进行辩论。我再次从我的栖身处起来，然后惊奇地——后来我不再感到惊奇——发现，我们的哨兵正在与法西斯军队前沿阵地那边的哨兵交谈，后者问他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我们的哨兵夸张地给他列出了一份庞大固埃（31）式的菜单——卢库留斯（32）在他的餐桌上享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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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们吃的东西！”对方的哨兵反唇相讥，“你们只有土豆吃，能吃上土豆你们就得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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