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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举行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会议的会议记录中何塞·卡雷尼奥关于马德里运输问题的言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会议纪要》,第456页,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没有会议记录的所有副本。从美国国会图书馆、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和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搜集到的完整的会议记录可以在胡利奥·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所著《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书中找到,见第291—454页;关于运输问题的会议记录见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马丁内斯这本书的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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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实例见(共产党民兵部队指挥官)维克托·德·弗鲁图斯的《没有输掉内战的人》,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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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实例见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贝尼卡洛的晚会》,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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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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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这得到了佛朗哥将军控制区的德国外交官的证实。见美国国务院编辑的《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所收录的汉斯·赫尔曼·弗尔克斯和威廉·福佩尔中将致德国外交部的函电,D辑,第三卷,第137—139和159—162页。“佛朗哥应当把最初几周的成功归功于他的摩洛哥军团没有受到任何势均力敌的军队的抵抗,还应归功于赤色分子一方没有卓有成效的军事指挥体系。”(福佩尔致德国外交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同上,第160页)值得一提的是,内战初期并不隶属于正规军的卡洛斯分子(君主主义者)和长枪党人(法西斯分子)的民兵部队深受某些困扰着左派民兵武装的问题之害(见福佩尔的报告,同上,第161页)。另请参阅拉蒙·塞拉诺·苏涅尔《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面对一个传奇》,第43页。塞拉诺·苏涅尔是长枪党人,佛朗哥政府的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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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尽管苏联的轰炸机十月就到了西班牙,第一架战斗机直到十一月二日才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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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关于反佛朗哥阵营的目击者对围攻托莱多城的描述,见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59—362和365—369页;路易斯·金塔尼利亚,《托莱多城堡的人质:见证二》;克拉拉·坎迪亚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电讯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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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举行的一次阿拉贡前线政治军事领导人会议上的发言(见会议的文字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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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最高纲领主义(maximalism)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一举实现纲领中的全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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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霍塔(jota)是西班牙北方地区一种传统的求爱舞蹈,同时也是一种在舞蹈之前吟唱或者为舞蹈伴奏的民歌形式,还可以单独作为歌曲演唱,在阿拉贡地区特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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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庞大固埃(Pantagruel)是十六世纪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人公,身躯高大,食量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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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卢库留斯(Lucullus,前118—前57或56)为古罗马大将,曾任罗马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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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六章[261]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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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兵武装存在的种种问题中——这些问题导致内战初期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引起激烈争论或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莫过于缺乏纪律性。尽管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民兵队伍,无论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是,只有在自由主义运动组织的民兵队伍中,解决这个问题遇到了哲学障碍,因为个人自由恰恰是无政府主义的精髓,没有什么事情像臣服于权力那样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完全背道而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刊物《白色评论》在内战之前出版的一期中宣称:“纪律是对权力的顺从;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权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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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武装反映了平等、个人自由以及不受强制性纪律约束这些构成无政府主义信条的理想。没有军官等级制度,不用敬礼,不进行兵营式管理。发表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绝不可能成为身穿镶缀着饰带的制服、有节奏地摆臂抬腿、昂首挺胸正步走过马德里大街的循规蹈矩的民兵。”[2]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当一个同志进入全国劳工联合会兵营时,他必须明白,‘兵营’一词并不意味着屈从于包括敬礼、列队以及其他各种繁文缛节在内的可憎的军规,那些军规华而不实,是对所有革命理想的彻底否定。”[3]如果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在内战初期没有纪律,那么,它们也没有军衔和肩章,食物、服装和住处均无差别,而且几乎没有职业军人——民兵武装只接受了寥寥可数的职业军人担任顾问。[4]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基本单位是小组,通常由十个人组成;[5]每个小组选出一名代表,他的作用有点像最低一级的军士,但是没有相应的权力。这些民兵小组组成百人队,百人队选出自己的代表;若干个百人队组成一个纵队(columna),[6]纵队上面设一个作战委员会。[7]该委员会同样由选举产生,并且根据纵队的需要分成许多部门。[8]选出小组和百人队的代表[262]以及作战委员会的设立并不意味着任何人享有永久的特权,因为只要不能反映推选代表的那些人的意愿,代表立即就会被撤换。[9]“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篇报道写道,“根本不存在等级制度。……没有人通过权力发号施令。”[10]但是,必须有人执行任务,因此,采取了诸如此类避免出现摩擦的方式。例如,在无政府主义民兵的钢铁纵队,民兵通过抽签决定谁夜间站岗,谁凌晨放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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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可数的职业军人被任命为自由派民兵部队有名无实的指挥官,缺乏纪律和逐级指挥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有一次,率领部队攻打马略卡岛的阿尔韦托·巴约上尉就部队缺乏纪律观念向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领导的巴塞罗那作战委员会表示不满,他说,引进一套与指挥责任相应的等级制度至关重要。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铁腕治军势在必行,因此,他要求委员会准许他枪毙第一个不服从命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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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打算枪毙谁?”加西亚·奥利韦尔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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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不遵守纪律的人,”我回答道,“第一个在士兵当中破坏纪律而且不服从命令的人,把自己等同于平民、窃贼、罪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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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当立即放弃这些想法。”他打断我的话说,“这是一些旧社会的思想。在我们的制度下,不能枪毙不幸的同志。可以对他教育纠正,但不能剥夺他的生命。……你应当尽快打消这些罪恶的念头,因为,如果你犯下这种罪行,你的人头将随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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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有必要树立一个典型。如果指挥官没有强迫部下服从的权力,那么,谁也指挥不了他们,因为,当成千上万的人马溃不成军时,夸夸其谈的演说讲话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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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这些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吧!如果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应当怀着爱心纠正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绝不应剥夺他的生命。工人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是贵族和主人而不是奴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们了,你们这些军官最好认识到这一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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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反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具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战场上,因此,很快出现了遵守纪律的普遍要求。“我们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我们不相信修道院或者营房的清规戒律,”《工人团结报》宣称,“但是,在大批人员参与的战斗中,明确一致的看法和完美配合的行动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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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我们目睹了一些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使我们产生了某种悲观情绪。我们的同志自由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无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挥]委员会发出的集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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