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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将脱离我们的控制；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赋予‘纪律’一词真正［263］的含义，我们将因缺乏协作而遭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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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纪律意味着，对于受命负责具体任务的同志所做出的决定，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军事的，我们应当贯彻执行，不能以自由的名义设置障碍，在许多情况下，自由蜕变成了为所欲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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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在西班牙活动的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作家加斯东·勒瓦尔断言，试图按照无政府主义观念进行战争不合时宜，因为“战争和无政府主义是人类生活势如水火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破坏与杀戮，另一种是创造与和睦；一种意味着暴力的胜利，另一种意味着仁爱的胜利”。在后方，他说，许多同志最初根本不遵守纪律，后来却心甘情愿地约束自己，但是，“即使自我约束在某个具体的纵队产生了有效的集体纪律，也不能由此得出危险的一般性结论，因为这不是大多数民兵部队的普遍情况，所以，为了防止灾难发生，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纪律至关重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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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是最受人尊敬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问题上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九三六年七月，他组织了第一支民兵纵队从巴塞罗那开赴阿拉贡地区，希望攻占萨拉戈萨；当年十一月率领部队驰援受到威胁的首都之后不久，他战死在马德里前线。下面这一段关于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轶事刊登在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流亡者的刊物上：当他还在阿拉贡地区时，一个青年民兵小组为了返回巴塞罗那惊慌地离开了前线。得知他们的意图之后，杜鲁蒂急忙赶去截住了他们。“他跳出汽车，挥舞着左轮手枪吓唬他们，然后让他们面壁而立。这时，一个当地的民兵来到现场要求他发给一双鞋，他反应敏捷地回答道，‘看看这些家伙们穿的鞋吧；如果它们合适的话，你可以拿走你喜欢的一双。没有必要让这些鞋在泥土里烂掉！’杜鲁蒂绝不打算枪毙这些年轻人，因为他总是说：‘这里没有人迫不得已。害怕留在前线的人可以返回后方去。’但他具有非比寻常的说服力，以致他们全都要求重返前线。在前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投入战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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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于纪律的普遍要求理由充分，但是，保证人们接受某种削弱无政府主义原则基础的思想并非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因此，有时需要的不是一点点灵活性。一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如果这场战争的时间正在被拖得越来越长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因为叛军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物质援助，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民兵缺乏协作、纪律和服从。一些同志将会提出不同意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任何人的指挥。’我［264］们应当回答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同意宣战，但是，我们大家已经同意向法西斯主义宣战，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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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战争，我们同样必须接受纪律和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不可能赢得任何战争。”接着，他批评了某位代表在不久前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声明的大意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而且应当继续是纪律的敌人。他说：“塔拉戈纳这位代表的出发点建立在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上。我们无政府主义者鼓励人们不遵守纪律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政权，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运动，也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事业和利益。在事关我们反法西斯运动整体利益的问题上，缺乏纪律性是诚心让我们自己失败并灭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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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风平浪静的前线，必须遵守纪律的观念迟迟无法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中深入人心。但是，在形势多变的中部前线——佛朗哥将军出色的军事部署在那里惊人地显示出它的优势——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迅速失去了作用，以致到了十月初，由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所控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已经可以实施包括下列条款的规章制度了：“所有民兵均应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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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擅自采取作战行动并应毫无异议地接受指派的岗位和职责，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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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的民兵，如过错轻微，将由所在小组给予处罚，如过错严重，将由营部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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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兵必须懂得，尽管他自愿加入了民兵队伍，但是，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现在他是民兵队伍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责任是服从并且执行命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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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著名指挥官里卡多·桑斯多年以后写道：“民兵们终于认识到，战争就是一所学校，每天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结果，在不必把严酷的纪律强加于战士——他们都是可以不受指责地放弃阵地的志愿者——的情况下，事情发生了变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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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认同纪律是“救赎理想获胜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19]这一观念，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接受权力的概念对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未来的革命进程是一种真正的威胁，因此，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的一个宣传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忘记我们最为珍视的某些原则……但这并非让我们忘记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反对专制，因此，如果我们与已经裹挟了一些同志的专制主义浪潮同流合污的话，无政府主义思想将荡然无存。请让我们记住，当另外几场革命运动［265］被所有革命运动都会滋生的专制主义弊病扭曲时，它们在如火如荼的阶段半途而废并导致灾难。……不，同志们，为了激励我们大家的那些理想，为了革命，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恳求你们不要重蹈这一覆辙。专制主义的病菌将会产生敌对情绪，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当中的敌对情绪是革命最可怕的敌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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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白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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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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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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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详细的情况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十二日、十三日和十五日至十七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我们》；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十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以及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拉萨里略·德·托梅斯（贝尼尼奥·贝哈拉诺）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坟墓》，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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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马德里前线，民兵小组由十二个人组成（爱德华多·德·古斯曼，《马德里，红与黑》，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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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马德里前线还有由若干个百人队组成的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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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例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为在该地区组成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纵队设立一个统一机构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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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例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为在该地区组成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纵队设立一个统一机构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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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例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为在该地区组成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纵队设立一个统一机构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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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的报道，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纽约）《西班牙革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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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西普里亚诺·梅拉《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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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阿尔韦托·巴约上尉，《我在马略卡岛登陆》，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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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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