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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团是他们卓越的军事成就，显然也是内战中最著名的部队。它异乎寻常地迅速壮大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在内战爆发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叫作反法西斯工农民兵（MAOC）的准军事组织，尽管人数不多，该组织仍然成为新组建的第五团的基石。据后来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反法西斯工农民兵全国领导人胡安·莫德斯托说，反法西斯工农民兵是一个“群众自卫”组织，它是“那些以逐步把共和国变成一个法西斯政权为目的的反动派所挑起的斗争加剧”的结果。莫德斯托声称，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任务是保卫工人和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报刊、他们的地方工会、他们的集会和示威。他还说，马德里的军事暴动失败后，共产党立即命令他“将全体民兵集结在……古老的慈幼会修道院，在那［267］里，夸特罗·卡米诺地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民兵已经自动建立起来”。就在这座修道院，第五团诞生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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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莫德斯托一样在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的恩里克·利斯特[4]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第五团团长，他写道：“最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这个团为什么叫第五团而不叫第一、第四或第六团。……七月十七日[西属摩洛哥爆发军事叛乱当天]……我们开始以反法西斯工农民兵为基础组成五个志愿者营。第五营是在夸特罗·卡米诺中心区招兵组建的。……七月二十日，在参加了攻打蒙塔尼亚兵营的行动之后，第五营决定占用慈幼会修道院……并且改编为人民民兵第五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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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人称“指挥官”卡洛斯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维托里奥·维达利是第五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且担任该团的第一政委。伦敦《工人日报》记者克劳德·科伯恩（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把他描绘成一个“脖子短粗的壮汉，兼具近乎超人的充沛能量和不可泯灭的乐观精神”。[6]第五团的首任团长恩里克·卡斯特罗说他是一个借助头部和手势的“逆反型的演说家”，风格有点像墨索里尼，[7]而身为共产党员的职业军官安东尼奥·科登则说他是“革命动力的化身”。[8]他肯定体现了所有这些特点，但是，在他的乐观和情趣背后，潜藏着共产主义运动最阴险毒辣的人物之一，我可以亲自证明这一点。与维达利非常熟悉的社会党左派人士、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作了下面这一段简洁的描述：“作为活动家和鼓动者在莫斯科[受训]之后，[他被]共产国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往拉丁美洲……协助[化名梅迪纳的]柯多维拉。……[他]集间谍、煽动者和匪徒于一身，对于任何被他认为妨碍了莫斯科政策的人，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一九三四年底，他与柯多维拉一起来到西班牙。他公开的任务是协助红色救援国际。……从[内战的]第一天起，他就投身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中。他熟悉街道，在不受约束的狂热民众中如鱼得水。……他组织并且训练了第一批巡逻队和行刑队，他建立了当地的兵营，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方法组织行动‘清理’那些他称之为法西斯分子的人。”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妓女、皮条客、普通罪犯——“卡洛斯了如指掌的马德里地下社会的所有地痞流氓”——都被他“为党的利益”加以利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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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维达利向《莫斯科每日新闻》副主编安娜·路易莎·斯特朗讲述了第五团的组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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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立即创建一支军队和参谋部，因为大部分武装力量参与［268］了叛乱。我们最初只是一些聚集起来的同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许多人甚至不会使用步枪。……我们只有满怀热情、立场坚定的民众，他们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武器，追随任何挺身而出的领导人，奔向任何他们听说必须从敌军手中夺取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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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利用任何随便懂点什么的人，让他来做军官。有时看看面相就足够了，看到聪明坚定的目光之后就对那个人说：“你当队长，由你组织和指挥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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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们占用了慈幼会修道院——我们总共六百人，其中两百名共产党员。我们决定组成队伍，国防部门说：“你们将是第五营；我们已经收到了另外四个营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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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说，“我们应当是第五团，因为我们至少将达到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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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前面那四个营仍然是在纸上谈兵，而第五营不到十天已经有了六千人。当时[希拉尔]政府给我们写信都是说“第五营的同志们”，我们则以“我们第五团”的名义回信。在我们达到六千人之后，他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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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心创建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应当树立一个纪律的榜样。我们称之为“铁军”。……我们为这个团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口号，以建立一支铁打的部队，“决不让受伤或者阵亡的战友落到敌人手中”是其中之一。另一句口号是，“如果我的战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前进或者后退，我有权利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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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觉得这非常可笑。西班牙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们说，谁也不会接受这种纪律。当我们的第一支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金属制造工人组成的铁军列队走过这座城市时，它引起了一阵轰动。[10]在那以后，除了我们正规的民兵第五团正常的征兵之外，我们通过挑选战士建立了二十八个这样的铁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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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第五团民兵的誓言是他们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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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民的儿子和西班牙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个民兵自愿接受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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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西班牙人民和共和国政府保证……用我的生命捍卫民主自由，捍卫进步与和平的事业，为民兵的称号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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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通过严格执行指挥官的命令维护并且协助维护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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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尽一切努力戒绝不道德的行为并且阻止战友采取这种行为，以使自己始终正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共和国的崇高理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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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随时响应政府的召唤帮助捍卫西班牙民主共和国。……如果我没有履行这一庄重的誓言，那就让我的战友羞辱我并且让我受到［269］法律的无情惩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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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团成功地征召了大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以及无党派的工人和农民，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它发展到了最高峰。它宣称，当时它有六万名士兵在不同的前线作战。[13]尽管恩里克·利斯特在内战期间声称第五团由十三万人组成，[14]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列出了更切实的数字：六万九千六百人。[15]另一方面，支持右派的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他那部四卷本的人民军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他声称，第五团的征兵总数，包括由它征召并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阿尔梅里亚、瓜迪克斯和马德里的训练中心训练的部队，绝不超过三万人。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共产党所宣称的六万人这个数字，必须包括第五团中的国际纵队，它们最初使用第五团指挥部的印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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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恩里克·卡斯特罗说，第五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培训中心”。[17]它在政治和精神以及经济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对自愿参军者的生活进行指导，从这个中心走出了许多具有统一方法和组织的部队。“它们是一套部件的组成部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拉尔夫·贝茨写道，“时机一到就能重新组成一支军队。它们的军官等级分明，他们的命令以志愿者参军时所接受的纪律规范为后盾。同时，政治委员监控并且培养战士们的政治热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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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团的宝贵财富之一是职业军人的合作，不仅是那些战前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职业军人——例如第五团的指挥官之一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19]他是民兵武装监察长，民兵部队无论需要从国防部得到武器还是资金，都得向他提出申请[20]——的合作，而且还有其他职业军官的合作，尽管后者远未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共产党的温和的宣传、[21]良好的纪律和出色的组织使他们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因为，似乎只有共产党有能力建立一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军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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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战时气氛中，共产党的纪律性无疑是它的重要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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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因为树立了遵守纪律的榜样而必然受到人们的信任。”一名并非共产党人的职业军官写道，“这样做不仅极大提高了它的威望，而且大量增加了它的人数。无数希望为国参军打仗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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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偶然遇见某个即将奔赴前线的人时，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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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可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过去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是吗？你一直是一个共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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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而且能够比其他人更出色地完成任务。’被问的人回答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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