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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纪律性、职业军官的追随以及具有军事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帮助组建国际纵队之前均时间不等地加入过第五团——的合作肯定是一种优势。[24]最重要的是，第五团在苏联武器的分配上比其他部队受到的优待。关于九月开始陆续运到的轻型武器，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写道：“我注意到，这些武器并没有平等地进行分配，而是对那些组成所谓第五团的部队给予某种明显的优待。”[25]恩里克·利斯特在将第五团解散然后编入正规军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吹嘘说，第五团有数千挺机关枪和数百门大炮。[26]尽管根据利斯特本人三十年后所估计的少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机关枪数量[27]来判断，出于战时宣传的目的，这些数字肯定被夸大了，但是，实际情况仍然如拉尔夫·贝茨所说，第五团的部队得到了“精良的武器”。[28]由于这种优待，由于向第五团的许多人提供的在苏联接受坦克手训练的机会，[29]加上共产党的纪律和效率的吸引力，第五团可以从非共产党人兵源里大量招兵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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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大批涌入似乎证实了共产党人的论点，即，第五团不是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而是一支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阵线的武装力量。“我们组建第五团不是为了拥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说，“共产党不需要自己的军队。党想要的是一支强大而且非常强大的军队，一支能够赢得战争进而能够巩固胜利的独一无二的军队，一支保护工农利益、保护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利益的人民军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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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共产党的《国际新闻通讯》所表明的那样：“从一开始，第五团就被共产党召至旗下并在政治上受其影响。”[31]的确，它处在共产党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之下，另外，在内战初期的六个月，它实际上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很快，它将成为新的国家正规军人民军的基础——热情之花本人在战后承认，人民军被“计划用来在确定西班牙未来的政治结构时发挥某种决定性的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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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坦率承认的这一点增加了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证言的可信度。在脱离共产党[33]之后，卡斯特罗公布了下面的一段话，这是从他担任第五团团长时对该团的党内同志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摘录的。“同志们，”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一场战争，我相信，这将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战［271］争。只有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在一个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又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需要有一支军队来进行战争。……我们准备成为这支军队的组织者。……这支军队将是我们的军队——注意听好——我们的军队。但是，只有我们知道这一点。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支军队将是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我们将指挥这支军队，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其他人看着好像是人民阵线的战士。明白了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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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讲话的直言不讳其实根本不足为奇，因为难以想象一名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员竟会认识不到人民阵线联盟只是一种暂时的合作，其目的在于促进实现共产国际和党的目标，因此，“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将是影响现在与未来的革命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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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一份共产党的军事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下列内容证明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仍然存在着某些同志缺乏责任感的现象，尽管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他们为了在城里到处转悠离开他们的岗位，我们知道，这种转悠的结果是喝得烂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历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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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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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47、50和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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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采访中，内战之前以石匠为业（至今仍然是一名莫斯科的坚定支持者）的利斯特声称：“[我]比上校、少校和上尉具有更多的军事知识，尤其是在兵力悬殊的战斗、街头巷战和这一类事情方面，为此我在莫斯科的一所特殊学校进行了十四个月的训练。但我不能[公开]说我具有这种专业知识，处于同样位置的莫德斯托也不能说。内战期间大家都相信，这个石匠或那个木匠能够显示出某种仿佛从天而降的军事才智是直觉的奇迹。”（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胜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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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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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克劳德·科伯恩，《不和谐的鼓吹》，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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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34页。恩里克·卡斯特罗最初是作为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介绍给读者的。由于他在内战期间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现将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列在这里以免引起混乱。一九三六年七月：（共产党在马德里的喉舌）《工人世界报》负责人和第五团团长（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负责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历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共产党马德里省委农业书记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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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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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37—343页。更多关于维达利—孔特雷拉斯（他在美国被称为埃内亚·索尔门蒂）的情况，见艾萨克·唐·莱文《一个刺客的心灵》，第70—71和79—80页；维托里奥·维达利，《第五团》和《西班牙的漫长战斗》，第29—94页以及《民兵：民兵第五团日报》。这份包括维达利的文章和讲话的报纸的全集一九七三年在米兰出版（维托里奥·维达利作序）。另请参阅维托里奥·维达利《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以及（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G科洛德尼所写的序言，该序言以下面这一段话作为结束：“卡洛斯，在你的年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你年轻时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那颗红星马上就将如日中天。因此，在未来，卡洛斯，当你的子孙后代像你一样对时代产生影响时，他们可以说，有人说过；有个人开辟了这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达利涉嫌参与暗杀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以及暴力杀害卡洛·特雷斯卡、胡里奥·A.梅利亚和蒂娜·莫多蒂（玛丽亚·鲁伊斯），是这些行动的主谋，见胡利安·戈尔金《暗杀托洛茨基》，第235—240页和戈尔金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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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具体报道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政治报》，该报是左翼共和派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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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娜·路易莎·斯特朗，《武装的西班牙，1937》，第41—43页。共产党的资料来源所提供的关于第五团的更多情况，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298—306页；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61—73页和对他的采访，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胜利报》；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54—56页；我对维达利的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迈克尔·阿尔珀特对第五团有一段超越党派影响的精彩描述，见《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5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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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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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97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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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西蒙娜·泰里，《自由的前线》，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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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62页。这也是《西班牙内战与革命》所提供的数字，见第一卷，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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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147—1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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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引自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黑与红：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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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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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内战爆发时，巴尔塞洛是左翼共和派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卡萨雷斯·基罗加的副官（见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21页）。尽管在公开场合他是一名左翼共和派成员（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自由报》上刊登的他的演说），但他真正效忠的是共产党，据一份西班牙共产党流亡者的报纸（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人民西班牙》）透露，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他实际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份报纸提到他时错误地称其为爱德华多而不是路易斯·巴尔塞洛，但是他的身份没有错。更多关于巴尔塞洛的情况，见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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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见民兵武装监察长发布的通知，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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