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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根据维达利向我提供的情况。见我对维达利的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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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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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利斯特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历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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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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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前德国共产党员、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治委员古斯塔夫·雷格勒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写来的一封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中向我证实了共产党的部队所受到的这种优待,他在信中写道:“我确信,我们得到了大部分武器。”另请参阅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54—55和125—166页。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其在马德里前线的部队在武器分配问题上受到歧视所表示的不满,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自由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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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根据维达利向我提供的情况(我对维达利的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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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引自《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305页。另请参阅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97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说);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62页;热情之花伊巴露丽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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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国际新闻通讯》。另请参阅“农夫”(前共产党人巴伦廷·冈萨雷斯)的《在苏联的生与死,1939—1949》,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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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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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恩里克·卡斯特罗《我对莫斯科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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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277页。关于这本书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注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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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八章[272] 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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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五团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后建议应当将各自独立的党派和工会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却有充分的政治和军事理由。他们知道,在缺乏能够决定所有作战部队的部署和行动的统一指挥——既没有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也没有任何战略计划——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走向胜利。他们还知道,只要各个党派和工会仍然拥有其领导人控制的民兵武装,只要这些民兵武装没有合并成为一支用纪律和权力的力量巩固加强的正规军队——一支他们打算控制其指挥权的军队,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反佛朗哥阵营的支配力量,无法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决定内政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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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当记得,在希拉尔内阁执政期间,共产党人没有要求将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因为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怀疑希拉尔内阁的目的,然而,一旦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上台并掌管国防部,他们就可以旗帜鲜明地这样做了。[1]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和苏联军事顾问充分利用中部前线的一系列败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月二十七日距首都仅五十一英里的托莱多的陷落——坚决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他们的极力主张促使颁布了民兵军事化和创建一支军队的法令,这支军队叫人民军,建立在征兵的基础上,最高长官是国防部长。[2]“拉尔戈·卡瓦列罗长期反对建立一支正规军的想法,因此,”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唯一的难题是他的苏联军事顾问需要劝说他放弃普遍存在但缺乏战斗力的党派军队这种形式。”[3]费希尔与苏联在西班牙的大部分重要人士的私人关系使他的说法具有特殊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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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克·卡斯特罗——人们应当记得,他是第五团的首任团长——证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埃尔南德斯、西共政治局、苏联军事和[273]外交顾问步步紧逼拉尔戈·卡瓦列罗。‘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在共产党支持这个口号的同时,第五团准备……把它的部队改编成为人民军[的旅],在新的部队中保留它的指挥官和政委及其政治支配权。不过,对于这些在整个战争期间极其隐秘、极其微妙的活动,只有共产党人心知肚明。但也不是所有党员,只是党的骨干分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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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事态发展所显示的那样,从拉尔戈·卡瓦列罗批准这些军事法令到把它们完全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共产党人在营房中、在战壕里、在公开发表的长篇大论中、在内阁里,坚持不懈地敦促实施这些法令。[5]尽管其他民兵武装抵制这些法令,卡斯特罗并不担忧。“他们将不得不加入正规军。”他对第五团的人说,“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为时已晚。第一批部队将全部被我们所控制,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包括许多对党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岗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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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或者如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说,为了显示“其真诚的目的”,[7]共产党逐步解散了第五团,[8]它下属的各个营与其他部队一起整编成为正规军初期的“混成旅”。[9]第五团当时的团长、共产党员恩里克·利斯特(与他身边的一名苏联军官一起)[10]被任命为第一旅旅长。[11]据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说,由于共产党人带头解散了自己的民兵武装,他们在首先组成的六个旅中得到了五个旅的控制权,这几个旅的大部分成员曾经在第五团接受过战火的洗礼。[12]多年以后恩里克·卡斯特罗说,除了第一旅的恩里克·利斯特之外,第三旅旅长何塞·马利亚·加兰和第六旅旅长米格尔·加略(不要与国际纵队化名加略的路易吉·隆哥弄混了)也是共产党员;[13]第二旅旅长何塞·马丁内斯·德·阿拉贡和第四旅旅长阿图罗·阿雷利亚诺都是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社会党人。卡斯特罗说第五旅旅长费尔南多·萨维奥是一名社会党人,但没有说明共产党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程度——假如对他有影响的话。[14]利斯特列出了所有指挥官的名字,但是,除了只是说马丁内斯·德·阿拉贡是一个“共和派”之外,没有提到他们的政治身份。不过他指出,这些人都是职业军官,内战爆发之前,不是在军队服役,就是在边防警察部队服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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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这种方式将第一批人民军部队的控制权揽入自己手中的同时,共产党人并没有忽略人民军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掌管国防部的头几个星期,他们已经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他们与国防部长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两名共产党的追随者安东尼奥·科登和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被安排在总参[274]谋部的行动部门[16])——尽管后者牢骚满腹,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控制的一些人占据着国防部的关键位置,人们大概不会怀疑这些人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忠心,其中包括诸如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和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之类的职业军官。阿雷东多中校是卡瓦列罗的副官;迪亚斯·滕德罗上尉担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17]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他是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UMRA)的主要组织者,共产党人声称,该联盟是他们一九三四年建立的反法西斯军人联盟的发展壮大;[18]埃斯特拉达少校是国防部总参谋长。[19]拉尔戈·卡瓦列罗不知道,他们正在或者已经被拖进了共产党人的圈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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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通过公开和暗中占据领导职位,共产党人在极其重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立这个部门为的是在社会政治方面控制军队,实行这种控制的手段是委派政治委员,正式名称叫代表委员。[21]内战爆发以后,为了持续监督民兵的士气和职业军官的可靠性,各个党派和工会采取了在民兵部队中设置政治委员的习惯性做法。第四十二旅旅长埃斯特万·罗维拉中校证实:“许多民兵营的指挥官通敌,一有机会就开小差。这自然导致士兵对军官的不信任,使他们认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军事指挥以保证军官的忠诚。这些代表就是第一批政治委员。”[22]一九三六年十月,相应于权力集中的总体趋势,一个规范这种做法的政府机构建立了。在仍然要求政治委员提防职业军官背叛的同时,[23]还要求其在新组建的正规军的军官与士兵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并且维护军官的威信和权力。[24]除了这些职责以及执行纪律[25]和监督部下士气[26]的任务之外,政治委员还有另外一些责任。“政治委员是作战部队的灵魂,是它的教育者,它的鼓动者,它的宣传者。”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他始终是,或者应当始终是,最优秀、最聪明、最能干的。他应当事必躬亲无所不通。他应当关心人民战士的胃口、心情和思想。从战士应征入伍接受训练那一刻起,直到他们奔赴前线从前线归来,他应当始终陪伴着他们;他应当关心他们吃得如何、睡得如何,关心他们训练得怎样、仗打得怎样。他必须注意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需要。”[27]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委员都像要求他们的那样行事。“有一些政治委员与广大战士并没有保持密切的关系,”孔特雷拉斯证实,“他们没有与战士们在战壕里并肩战斗,他们只想接近指挥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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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由于政治委员可以对士兵施加影响,更不必说他的职务使他有可能影响军官的思想和情绪——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说,政治委员应当“在军官中进行政治鼓动,给他们注入令士兵振奋的同样的活力”,[29]因此,可以想象,对于共产党来说,在总政治部拥有支配地位是设法控制正规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支配地位之所以得到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米赫把持着分设的四个部门中最重要的组织部门,[30]不过,主要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任命的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和总政治部主任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们享有卡瓦列罗的充分信任,暗中却为共产党谋利益。[31]不久之后,由于刚刚投靠共产党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何塞·莱恩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学校负责人,[32]由于主管四个分支部门之一的工联党[33]领导人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因为生病而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所取代,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加西亚·马罗托是具有明显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尽管对共产党的某些手段颇有微词,最终仍加入了共产党。[34]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并不知道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背叛了自己以及共产党因此对总政治部的渗透程度,共产党及其合作者得以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通过任命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毫无阻碍地损害其他党派组织的利益,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例如,加西亚·马罗托说,一九三七年初在中部前线,社会党的部队经常向他抱怨给他们指派了共产党人政治委员,他们认为这不能接受。他还说,担任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的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曾抗议道,在派往南部前线的三十名政治委员中,安东尼奥·米赫挑选的全部都是共产党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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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控制着总政治部,这种抱怨不可能通过政治委员传达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结果,最终只好通过一些独立的渠道来传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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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没有严格界定政治委员的明确职能和权力,因此,他具有广泛的独断专行的手段,政治委员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手段加强党对人民军的控制——政治委员被告知,他是“党在部队中的组织者,要大胆而有步骤地吸收最优秀的战士中的姣姣者,并且推荐他们担任负责的职务”。[37]即使是在总政治部设立之前,共产党也没有对党在前线的活动掉以轻心。“为了让民兵了解党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必须建立宣传鼓动队。……共产党员应当承担吸收前线最优秀的战士入党的任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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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其脱离共产党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透露:[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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