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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成百名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者”遍布前线和部队，我们的军官得到明确指示，要他们最大限度地将共产党员提拔到更高的级别上，以此降低提拔其他党派成员的比例。但是，我有责任说明，在执行这种草率的政策的同时，共产党员并没有停止与敌人战斗，他们在前线的不屈不挠和严明纪律也让人们看到，他们比最优秀的战士还优秀，这一事实促进了我们发展党员的工作。……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和政治委员热情过度不讲策略，以致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极端手段，对于不愿加入共产党或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将前者解职，将后者派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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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手段，党的力量由于吸收了成千上万名新党员而在前线得到了“加强”，但是，党在后方破坏团结，扩大裂痕，使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部队之间的对立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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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命令我们执行而我们也足够愚蠢地遵照执行的政策的实际后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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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声称，共产党人竟然在前线杀害了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40]忠实的共和派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写道：“根据他们通常的策略以及他们得到的指令，共产党人政治委员通过对各自部队中与他们看法不同的士兵反复宣传，努力发展他们的党员，而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构成了政治委员的大多数。他们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从封官许愿到以莫须有的罪名相威胁。其他党派不可能以赞许的目光看待这种情况，因为它们注意到，它们的党员数量持续减少，为了避免受到迫害，它们的党员被迫更换了自己的党证。由于所有这一切，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政治委员之间的斗争随之而来，结果对军队造成了伤害。”[41]反对共产党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的指示安排，[国防部]总政治部刚一成立就开始在军队的士兵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这些指示可以概括为，认真开展改变士兵政治信仰的工作，打击迫害任何不愿意入党的人（为此可以将秘密检举和诬告作为充分的证据）；肉体消灭被视为危险分子的那些人，为了完成这一项可怕的任务，可以用他们企图叛变投敌作为杀害他们的正当理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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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行为所造成的气氛肯定与拉尔戈·卡瓦列罗设立总政治部时希望营造的气氛截然相反。“在前线、营房以及部队驻扎的其他地方，”他签署的一份公告写道，“当属于不同工会组织的士兵或者民兵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时，代表委员应当镇定地妥善处理，通过这种兄弟般的行动将消除战士之间的所有意见分歧，并且消除个体或者团体自私的目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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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产党人政委和军官的工作以及社会党内的地下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为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的影响而提供的帮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产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更大后果：那就是第一批苏联军官的到达，接着是苏联武器的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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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九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组成后不久，”这位总理多年的朋友兼政治伙伴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苏联大使向它介绍了一位苏联现役将军[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大使说他是大使馆武官，还提到他的职业经历。接着，大批新的‘助手’突然不请自来，他们自动进入参谋部门和军队，在那里随意发号施令。”[44]不过，认为主要的苏联军事顾问是不请自来或者至少是在国防部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西班牙是错误的。根据后面某一章所提到的苏联领导人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通信判断，这位西班牙国防部长实际上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苏联顾问不经国防部许可自主行事的情况似乎经常发生，他们无视国防部的意见独断专行。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控制总参谋部所有作战计划的程度，经常彻底修改战术方案，用他们的方案取而代之。这些方案一般含有某种政治目的；在组织问题上，他们任命指挥官；在新闻方面，他们宣传某个政党的观点；在军事行动上，为了强行推行他们的政策，他们置不容置疑的战略战术考虑于不顾。”[45]国防部长本人也证明：“西班牙政府和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尤其是负责军事行动的国防部长和指挥部里的那些军官，根本不可能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为，由于担心危及苏联以出售战争物资的方式陆续给予的援助，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屈从于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有时，苏联大使和将军们以他们的命令没有像其所希望的那样准时执行为借口，随意向我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声称，如果认为他们的合作没有必要、不合时宜，我们应当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以便他们通知他［278］们的政府安排他们离开。”[46]另一方面，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比森特·罗霍——我们将在随后的一些章节里看到，整个内战期间罗霍始终得到共产党和苏联人的支持——坚称，这些指责是“无稽之谈，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他还说：“与制订行动计划和执行这些计划有关的指示和命令始终都是由共和国总参谋部的参谋长官构思和起草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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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苏联人的说法中得到的无疑不是这种印象，化名“博尔特”的苏联将军Н.沃罗诺夫谈到罗霍时说：“他喜欢[与我们]面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并且用他的大笔记本把我们的建议和忠告记录下来。在他晋升为总参谋长后，我们继续实质性的合作，我始终打算竭尽全力帮助这位著名的共和派军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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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霍说，西班牙军官与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热情友好而且相互尊重的关系：“[如果]我能就与西班牙军官（不是我的军官）并肩作战的苏联军事指挥官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是杰出的战友，他们帮助我多次克服巨大的困难，另外，每当遇到超越他们职责的问题时，他们都优雅地回避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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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曾经担任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的K.A.梅列茨科夫在其一九六八年发表于莫斯科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顾问与共和国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每天都要拿来讨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无法用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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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霍否认受到过苏联军官的干扰，他的同僚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却证实：“我不止一次听到罗霍亲口表示不满，我从他的不满中判断，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比西班牙总参谋部的要高明，不经俄国人最后批准，[总参谋部]自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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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根据我对塔斯社驻巴伦西亚代表米罗娃的个人认识，根据苏联大使——我们将在后面的某一章里论及他——以及最重要的苏联记者、对克里姆林宫具有影响力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表现得出一般性结论的话，那么，苏联文职人员的独断专行丝毫不逊于苏联军人，更不必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了。将近一九三六年年底时，科利佐夫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里安营扎寨，专横地将审查外国记者新闻报道的工作置于总政治部的控制之下，据当时负责此事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科利佐夫在那里“以旺盛的精力和傲慢的态度参与了几乎所有讨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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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修斯是内战期间《纽约时报》驻西班牙的记者、三十多年来被广泛认为是研究西班牙问题的权威，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他所写的［279］关于西班牙的最后一本书《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在这本书中，马修斯故意忽略了前面引述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词，这一段证词曾经出现在我的《精心的伪装》一书中，[53]因此，马修斯声称：“伯内特·博洛滕描写了‘苏联军官的威胁恐吓和专横行为’，甚至说文职人员也是如此，例如《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让人觉得他动辄就给斯大林打‘热线电话’。即使情况果真如此，那也是在私下里，决不会达到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胡安·内格林总理那样的人专横跋扈的地步。”[54]马修斯还避而不谈《精心的伪装》所描述的以下事实：在某个令人难忘的时刻，被苏联大使的要求激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将他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55]本书将在后面描述这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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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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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十月十六日和三十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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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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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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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那段时间发表在《工人世界报》、（巴伦西亚）《真理报》和《人民战士报》上的社论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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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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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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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和二十八日《人民战士》；另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自由志愿军》，它记述了第五团的解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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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样叫是因为它们由步兵、骑兵、炮兵和各种基础分队组成（见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75页；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3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上的文章，据卡萨多上校在其所著《马德里最后的日子》一书中叙述，他帮助组织了这些混成旅，见第52页）。“混成”一词也适用于另一层含义，因为，除了原有的民兵志愿人员以外，这些旅还包括招募的新兵、职业军官、警察部队人员和边防警察部队人员（税务和海关人员）。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上校写道：“总参谋部开始着手缔造一支新的军队。它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首先推出了组成办法，确定新军队的基本单位是混成旅。所有部队，无论是民兵还是正规军或志愿军，都将合并编入这些混成旅。最初将组建二十五个旅，其中五个国际纵队旅。立即组成了八个旅，六个西班牙旅和两个国际纵队旅。……这些旅的组成完全相同：一个十三人的指挥部；四个步兵营，每个营六百三十三人；一个一百四十一人的骑兵中队以及[分别为]五百一十九人和一百四十五人的炮兵队和卫生队；一个三百四十六人的混合工兵连，一个四十二人的军需队以及一个一百三十八人的军火供应队——总共三千八百七十六名战斗人员。”（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123—124页）另请参阅迈克尔·阿尔珀特《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82—85页；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3页；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共产党参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42—43页和注释28，马丁内斯·班德上校认为混成旅是“苏联授意的产物，在西班牙没有先例。严格地说，它其实是一个师，但缩小了规模，能够完成独立的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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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路易斯·费希尔在《人与政治》中说这个军官名叫“弗里茨”——一个化名，见第383页。他的真实姓名是帕维尔·巴托夫，在帮助组织国际纵队之前加入了利斯特的第一旅（《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281—284和307页）。巴托夫不久即由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接替，多年以后梅列茨科夫成为元帅并且担任苏联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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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战士报》；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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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孔特雷拉斯战后向我提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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