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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八章［272］ 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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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五团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后建议应当将各自独立的党派和工会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却有充分的政治和军事理由。他们知道，在缺乏能够决定所有作战部队的部署和行动的统一指挥——既没有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也没有任何战略计划——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走向胜利。他们还知道，只要各个党派和工会仍然拥有其领导人控制的民兵武装，只要这些民兵武装没有合并成为一支用纪律和权力的力量巩固加强的正规军队——一支他们打算控制其指挥权的军队，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反佛朗哥阵营的支配力量，无法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决定内政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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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当记得，在希拉尔内阁执政期间，共产党人没有要求将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因为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怀疑希拉尔内阁的目的，然而，一旦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上台并掌管国防部，他们就可以旗帜鲜明地这样做了。[1]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和苏联军事顾问充分利用中部前线的一系列败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月二十七日距首都仅五十一英里的托莱多的陷落——坚决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他们的极力主张促使颁布了民兵军事化和创建一支军队的法令，这支军队叫人民军，建立在征兵的基础上，最高长官是国防部长。[2]“拉尔戈·卡瓦列罗长期反对建立一支正规军的想法，因此，”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唯一的难题是他的苏联军事顾问需要劝说他放弃普遍存在但缺乏战斗力的党派军队这种形式。”[3]费希尔与苏联在西班牙的大部分重要人士的私人关系使他的说法具有特殊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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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克·卡斯特罗——人们应当记得，他是第五团的首任团长——证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埃尔南德斯、西共政治局、苏联军事和［273］外交顾问步步紧逼拉尔戈·卡瓦列罗。‘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在共产党支持这个口号的同时，第五团准备……把它的部队改编成为人民军[的旅]，在新的部队中保留它的指挥官和政委及其政治支配权。不过，对于这些在整个战争期间极其隐秘、极其微妙的活动，只有共产党人心知肚明。但也不是所有党员，只是党的骨干分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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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事态发展所显示的那样，从拉尔戈·卡瓦列罗批准这些军事法令到把它们完全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共产党人在营房中、在战壕里、在公开发表的长篇大论中、在内阁里，坚持不懈地敦促实施这些法令。[5]尽管其他民兵武装抵制这些法令，卡斯特罗并不担忧。“他们将不得不加入正规军。”他对第五团的人说，“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为时已晚。第一批部队将全部被我们所控制，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包括许多对党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岗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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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或者如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说，为了显示“其真诚的目的”，[7]共产党逐步解散了第五团，[8]它下属的各个营与其他部队一起整编成为正规军初期的“混成旅”。[9]第五团当时的团长、共产党员恩里克·利斯特（与他身边的一名苏联军官一起）[10]被任命为第一旅旅长。[11]据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说，由于共产党人带头解散了自己的民兵武装，他们在首先组成的六个旅中得到了五个旅的控制权，这几个旅的大部分成员曾经在第五团接受过战火的洗礼。[12]多年以后恩里克·卡斯特罗说，除了第一旅的恩里克·利斯特之外，第三旅旅长何塞·马利亚·加兰和第六旅旅长米格尔·加略（不要与国际纵队化名加略的路易吉·隆哥弄混了）也是共产党员；[13]第二旅旅长何塞·马丁内斯·德·阿拉贡和第四旅旅长阿图罗·阿雷利亚诺都是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社会党人。卡斯特罗说第五旅旅长费尔南多·萨维奥是一名社会党人，但没有说明共产党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程度——假如对他有影响的话。[14]利斯特列出了所有指挥官的名字，但是，除了只是说马丁内斯·德·阿拉贡是一个“共和派”之外，没有提到他们的政治身份。不过他指出，这些人都是职业军官，内战爆发之前，不是在军队服役，就是在边防警察部队服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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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这种方式将第一批人民军部队的控制权揽入自己手中的同时，共产党人并没有忽略人民军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掌管国防部的头几个星期，他们已经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他们与国防部长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两名共产党的追随者安东尼奥·科登和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被安排在总参［274］谋部的行动部门[16]）——尽管后者牢骚满腹，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控制的一些人占据着国防部的关键位置，人们大概不会怀疑这些人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忠心，其中包括诸如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和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之类的职业军官。阿雷东多中校是卡瓦列罗的副官；迪亚斯·滕德罗上尉担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17]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他是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UMRA）的主要组织者，共产党人声称，该联盟是他们一九三四年建立的反法西斯军人联盟的发展壮大；[18]埃斯特拉达少校是国防部总参谋长。[19]拉尔戈·卡瓦列罗不知道，他们正在或者已经被拖进了共产党人的圈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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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通过公开和暗中占据领导职位，共产党人在极其重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立这个部门为的是在社会政治方面控制军队，实行这种控制的手段是委派政治委员，正式名称叫代表委员。[21]内战爆发以后，为了持续监督民兵的士气和职业军官的可靠性，各个党派和工会采取了在民兵部队中设置政治委员的习惯性做法。第四十二旅旅长埃斯特万·罗维拉中校证实：“许多民兵营的指挥官通敌，一有机会就开小差。这自然导致士兵对军官的不信任，使他们认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军事指挥以保证军官的忠诚。这些代表就是第一批政治委员。”[22]一九三六年十月，相应于权力集中的总体趋势，一个规范这种做法的政府机构建立了。在仍然要求政治委员提防职业军官背叛的同时，[23]还要求其在新组建的正规军的军官与士兵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并且维护军官的威信和权力。[24]除了这些职责以及执行纪律[25]和监督部下士气[26]的任务之外，政治委员还有另外一些责任。“政治委员是作战部队的灵魂，是它的教育者，它的鼓动者，它的宣传者。”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他始终是，或者应当始终是，最优秀、最聪明、最能干的。他应当事必躬亲无所不通。他应当关心人民战士的胃口、心情和思想。从战士应征入伍接受训练那一刻起，直到他们奔赴前线从前线归来，他应当始终陪伴着他们；他应当关心他们吃得如何、睡得如何，关心他们训练得怎样、仗打得怎样。他必须注意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需要。”[27]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委员都像要求他们的那样行事。“有一些政治委员与广大战士并没有保持密切的关系，”孔特雷拉斯证实，“他们没有与战士们在战壕里并肩战斗，他们只想接近指挥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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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由于政治委员可以对士兵施加影响，更不必说他的职务使他有可能影响军官的思想和情绪——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说，政治委员应当“在军官中进行政治鼓动，给他们注入令士兵振奋的同样的活力”，[29]因此，可以想象，对于共产党来说，在总政治部拥有支配地位是设法控制正规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支配地位之所以得到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米赫把持着分设的四个部门中最重要的组织部门，[30]不过，主要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任命的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和总政治部主任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们享有卡瓦列罗的充分信任，暗中却为共产党谋利益。[31]不久之后，由于刚刚投靠共产党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何塞·莱恩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学校负责人，[32]由于主管四个分支部门之一的工联党[33]领导人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因为生病而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所取代，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加西亚·马罗托是具有明显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尽管对共产党的某些手段颇有微词，最终仍加入了共产党。[34]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并不知道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背叛了自己以及共产党因此对总政治部的渗透程度，共产党及其合作者得以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通过任命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毫无阻碍地损害其他党派组织的利益，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例如，加西亚·马罗托说，一九三七年初在中部前线，社会党的部队经常向他抱怨给他们指派了共产党人政治委员，他们认为这不能接受。他还说，担任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的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曾抗议道，在派往南部前线的三十名政治委员中，安东尼奥·米赫挑选的全部都是共产党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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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控制着总政治部，这种抱怨不可能通过政治委员传达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结果，最终只好通过一些独立的渠道来传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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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没有严格界定政治委员的明确职能和权力，因此，他具有广泛的独断专行的手段，政治委员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手段加强党对人民军的控制——政治委员被告知，他是“党在部队中的组织者，要大胆而有步骤地吸收最优秀的战士中的姣姣者，并且推荐他们担任负责的职务”。[37]即使是在总政治部设立之前，共产党也没有对党在前线的活动掉以轻心。“为了让民兵了解党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必须建立宣传鼓动队。……共产党员应当承担吸收前线最优秀的战士入党的任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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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其脱离共产党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透露：［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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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成百名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者”遍布前线和部队，我们的军官得到明确指示，要他们最大限度地将共产党员提拔到更高的级别上，以此降低提拔其他党派成员的比例。但是，我有责任说明，在执行这种草率的政策的同时，共产党员并没有停止与敌人战斗，他们在前线的不屈不挠和严明纪律也让人们看到，他们比最优秀的战士还优秀，这一事实促进了我们发展党员的工作。……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和政治委员热情过度不讲策略，以致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极端手段，对于不愿加入共产党或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将前者解职，将后者派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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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手段，党的力量由于吸收了成千上万名新党员而在前线得到了“加强”，但是，党在后方破坏团结，扩大裂痕，使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部队之间的对立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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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命令我们执行而我们也足够愚蠢地遵照执行的政策的实际后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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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声称，共产党人竟然在前线杀害了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40]忠实的共和派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写道：“根据他们通常的策略以及他们得到的指令，共产党人政治委员通过对各自部队中与他们看法不同的士兵反复宣传，努力发展他们的党员，而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构成了政治委员的大多数。他们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从封官许愿到以莫须有的罪名相威胁。其他党派不可能以赞许的目光看待这种情况，因为它们注意到，它们的党员数量持续减少，为了避免受到迫害，它们的党员被迫更换了自己的党证。由于所有这一切，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政治委员之间的斗争随之而来，结果对军队造成了伤害。”[41]反对共产党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的指示安排，[国防部]总政治部刚一成立就开始在军队的士兵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这些指示可以概括为，认真开展改变士兵政治信仰的工作，打击迫害任何不愿意入党的人（为此可以将秘密检举和诬告作为充分的证据）；肉体消灭被视为危险分子的那些人，为了完成这一项可怕的任务，可以用他们企图叛变投敌作为杀害他们的正当理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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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行为所造成的气氛肯定与拉尔戈·卡瓦列罗设立总政治部时希望营造的气氛截然相反。“在前线、营房以及部队驻扎的其他地方，”他签署的一份公告写道，“当属于不同工会组织的士兵或者民兵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时，代表委员应当镇定地妥善处理，通过这种兄弟般的行动将消除战士之间的所有意见分歧，并且消除个体或者团体自私的目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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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产党人政委和军官的工作以及社会党内的地下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为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的影响而提供的帮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产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更大后果：那就是第一批苏联军官的到达，接着是苏联武器的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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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九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组成后不久，”这位总理多年的朋友兼政治伙伴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苏联大使向它介绍了一位苏联现役将军[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大使说他是大使馆武官，还提到他的职业经历。接着，大批新的‘助手’突然不请自来，他们自动进入参谋部门和军队，在那里随意发号施令。”[44]不过，认为主要的苏联军事顾问是不请自来或者至少是在国防部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西班牙是错误的。根据后面某一章所提到的苏联领导人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通信判断，这位西班牙国防部长实际上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苏联顾问不经国防部许可自主行事的情况似乎经常发生，他们无视国防部的意见独断专行。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控制总参谋部所有作战计划的程度，经常彻底修改战术方案，用他们的方案取而代之。这些方案一般含有某种政治目的；在组织问题上，他们任命指挥官；在新闻方面，他们宣传某个政党的观点；在军事行动上，为了强行推行他们的政策，他们置不容置疑的战略战术考虑于不顾。”[45]国防部长本人也证明：“西班牙政府和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尤其是负责军事行动的国防部长和指挥部里的那些军官，根本不可能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为，由于担心危及苏联以出售战争物资的方式陆续给予的援助，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屈从于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有时，苏联大使和将军们以他们的命令没有像其所希望的那样准时执行为借口，随意向我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声称，如果认为他们的合作没有必要、不合时宜，我们应当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以便他们通知他［278］们的政府安排他们离开。”[46]另一方面，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比森特·罗霍——我们将在随后的一些章节里看到，整个内战期间罗霍始终得到共产党和苏联人的支持——坚称，这些指责是“无稽之谈，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他还说：“与制订行动计划和执行这些计划有关的指示和命令始终都是由共和国总参谋部的参谋长官构思和起草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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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苏联人的说法中得到的无疑不是这种印象，化名“博尔特”的苏联将军Н.沃罗诺夫谈到罗霍时说：“他喜欢[与我们]面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并且用他的大笔记本把我们的建议和忠告记录下来。在他晋升为总参谋长后，我们继续实质性的合作，我始终打算竭尽全力帮助这位著名的共和派军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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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霍说，西班牙军官与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热情友好而且相互尊重的关系：“[如果]我能就与西班牙军官（不是我的军官）并肩作战的苏联军事指挥官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是杰出的战友，他们帮助我多次克服巨大的困难，另外，每当遇到超越他们职责的问题时，他们都优雅地回避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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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曾经担任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的K.A.梅列茨科夫在其一九六八年发表于莫斯科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顾问与共和国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每天都要拿来讨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无法用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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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霍否认受到过苏联军官的干扰，他的同僚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却证实：“我不止一次听到罗霍亲口表示不满，我从他的不满中判断，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比西班牙总参谋部的要高明，不经俄国人最后批准，[总参谋部]自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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