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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根据我对塔斯社驻巴伦西亚代表米罗娃的个人认识，根据苏联大使——我们将在后面的某一章里论及他——以及最重要的苏联记者、对克里姆林宫具有影响力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表现得出一般性结论的话，那么，苏联文职人员的独断专行丝毫不逊于苏联军人，更不必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了。将近一九三六年年底时，科利佐夫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里安营扎寨，专横地将审查外国记者新闻报道的工作置于总政治部的控制之下，据当时负责此事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科利佐夫在那里“以旺盛的精力和傲慢的态度参与了几乎所有讨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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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修斯是内战期间《纽约时报》驻西班牙的记者、三十多年来被广泛认为是研究西班牙问题的权威，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他所写的［279］关于西班牙的最后一本书《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在这本书中，马修斯故意忽略了前面引述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词，这一段证词曾经出现在我的《精心的伪装》一书中，[53]因此，马修斯声称：“伯内特·博洛滕描写了‘苏联军官的威胁恐吓和专横行为’，甚至说文职人员也是如此，例如《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让人觉得他动辄就给斯大林打‘热线电话’。即使情况果真如此，那也是在私下里，决不会达到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胡安·内格林总理那样的人专横跋扈的地步。”[54]马修斯还避而不谈《精心的伪装》所描述的以下事实：在某个令人难忘的时刻，被苏联大使的要求激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将他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55]本书将在后面描述这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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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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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十月十六日和三十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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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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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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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那段时间发表在《工人世界报》、（巴伦西亚）《真理报》和《人民战士报》上的社论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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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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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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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和二十八日《人民战士》；另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自由志愿军》，它记述了第五团的解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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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样叫是因为它们由步兵、骑兵、炮兵和各种基础分队组成（见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75页；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3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上的文章，据卡萨多上校在其所著《马德里最后的日子》一书中叙述，他帮助组织了这些混成旅，见第52页）。“混成”一词也适用于另一层含义，因为，除了原有的民兵志愿人员以外，这些旅还包括招募的新兵、职业军官、警察部队人员和边防警察部队人员（税务和海关人员）。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上校写道：“总参谋部开始着手缔造一支新的军队。它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首先推出了组成办法，确定新军队的基本单位是混成旅。所有部队，无论是民兵还是正规军或志愿军，都将合并编入这些混成旅。最初将组建二十五个旅，其中五个国际纵队旅。立即组成了八个旅，六个西班牙旅和两个国际纵队旅。……这些旅的组成完全相同：一个十三人的指挥部；四个步兵营，每个营六百三十三人；一个一百四十一人的骑兵中队以及[分别为]五百一十九人和一百四十五人的炮兵队和卫生队；一个三百四十六人的混合工兵连，一个四十二人的军需队以及一个一百三十八人的军火供应队——总共三千八百七十六名战斗人员。”（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123—124页）另请参阅迈克尔·阿尔珀特《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82—85页；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93页；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共产党参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42—43页和注释28，马丁内斯·班德上校认为混成旅是“苏联授意的产物，在西班牙没有先例。严格地说，它其实是一个师，但缩小了规模，能够完成独立的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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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路易斯·费希尔在《人与政治》中说这个军官名叫“弗里茨”——一个化名，见第383页。他的真实姓名是帕维尔·巴托夫，在帮助组织国际纵队之前加入了利斯特的第一旅（《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281—284和307页）。巴托夫不久即由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接替，多年以后梅列茨科夫成为元帅并且担任苏联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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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战士报》；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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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孔特雷拉斯战后向我提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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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在一本书的护封上印着加兰说的话，他说他是一九三七年加入的共产党（何塞·马利亚·加兰，《关于卡里略主义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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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恩里克·卡斯特罗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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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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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几周后，科登被任命为负责技术部门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个职位控制着人事、物资、军饷、审计、协调、工程、军需等处室以及战争实验委员会。见马丁·布拉斯克斯（协助科登的两名专业秘书之一）《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79页；另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科登的共产党员身份得到了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的证实，见第一卷，第300页。另请参阅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89—297页。关于加西亚·巴尔的情况及其共产党员身份，见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36和389—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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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该部门在所有人参军之前审查他们的背景（见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21页；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49—50页）。据科登说，迪亚斯·滕德罗在内战爆发之前保存了一份“不断充实更新的军队档案，掌握着关于每个人的个人、职业和政治特点的准确信息”，见《历程》，第235页。关于情报监控部门，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见《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50页）：“[从内战]刚一开始，在马德里的兵营和各个军事中心就设立了专门审查清洗军队人员的分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工作由迪亚斯·滕德罗所领导的情报监控部门集中负责。迪亚斯·滕德罗是这个部门的创建者和组织者，对自己的同志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他保存的军队全体军官的档案和他设法搞到的[右翼]西班牙军人联盟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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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66页；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43—47页。另请参阅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文章，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104—105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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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当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为国防部长时，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他的副官是上面提到的共产党员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按照适用于此类任命的程序，加西亚·巴尔应当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根据总参谋长的建议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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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为这些信息同时感谢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关于这些军官更详细的情况，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3—554页；科登，《历程》，第273、288和296页；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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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发布的由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的公告。共产党人后来说，他们多次敦促国防部长设立这个委员会（实例见弗朗西斯科·安东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二月号《我们的旗帜》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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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马德里）《消息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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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实例见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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