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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雾蒙蒙的十一月八日上午，一支陌生的新军沿着大街整齐地列队开赴前线——在马德里人看来，他们是一些身穿灯芯绒制服、头戴钢盔、训练有素的士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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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卓越指挥下的第十一国际旅，西班牙新闻界首先将其称为“国际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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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击了这一场面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记者、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担任无政府主义报纸《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主编的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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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左右，埃德加·安德烈营（33）和巴黎公社营的一千七百名［288］德国、法国、波兰和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列队经过太阳门和卡利亚奥广场，沿着大街开赴战场。……人们聚集起来热情地为他们鼓掌。士兵们用不同的语言高唱革命歌曲。……他们进入田园之家阵地，在那里，敌军已经占领了加拉维塔斯山和鹰山的高地。……与此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乘卡车穿过马德里。……革命赞歌歌声嘹亮，黑色和红色的围巾随风飘扬，他们经过圣比森特大道和重镇牧场，跨过曼萨纳雷斯河，进入田园之家阵地。他们中的一半人很快将会牺牲在那里。……“国际纵队”作战勇敢。西班牙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自由派人士同样坚定地与他们并肩作战。……战斗持续不停地打到八号和九号，而敌军的飞机则对工人居住区和阿圭列斯狂轰滥炸，威胁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但是，平民百姓没有屈服，他们将生命财产的安危置之度外，战士们同样没有后退一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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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托马斯对国际纵队在历史舞台上的亮相作了激动人心的描述，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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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一月八日傍晚，国际纵队部署就绪。埃德加营和巴黎公社营被派往田园之家。东布罗夫斯基（34）营开往比利亚维德与利斯特和第五团会合。克莱贝尔负责指挥大学城和田园之家的所有共和派军队。他的效率立即让西班牙的指挥官们大吃一惊。……经常有人说，国际纵队挽救了马德里。然而，这个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可能只有大约一千九百人。[7]十一月十二日前后到达马德里前线的第十二旅大约一千五百五十人。[8]国际纵队的部队规模太小，因此不可能单凭人数扭转乾坤。此外，在国际纵队到达前的十一月七日，民兵和工人遏制了巴雷拉[敌军指挥官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的攻势。这一胜利是马德里人民的胜利。不过，国际纵队的勇敢和经验在后来的几场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际纵队的榜样激励着民兵继续抵抗，同时让马德里人感觉到，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十一月九日]，被阻挡在田园之家的巴雷拉……向卡拉万切尔区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但是，巷战阻遏了摩洛哥士兵，他们没有取得进展。克莱贝尔将国际纵队的所有兵力集中在田园之家。在朦胧的夜色中，他们发动了进攻。“为了革命和自由——前进！”在圣栎和桉树之间，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十一月十日上午。到那时，只有田园之家的加拉维塔斯山仍被民族主义分子占据。但是，国际纵队三分之一的战士牺牲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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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一史诗的描述中，罗伯特·科洛德尼比托马斯更突出地强调了［289］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当克莱贝尔将军率领的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三个营——埃德加·安德烈营、巴黎公社营和东布罗夫斯基营——在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10]进入田园之家的阵地阻击巴雷拉部队的猛攻时，马德里得救了。外国志愿人员的出现加强了民兵的抵抗并且为组织、训练、装备共和派军队赢得了必要的时间。”[11]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同样写道：“[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到来引人注目，看到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时，民兵的心中充满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激情。在马德里保卫者的队伍中，乐观的情绪蔓延开来。现在有了苏联的战斗机和坦克，还有那些准备保卫曼萨纳雷斯河与田园之家的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和匈牙利人！谁说一切没有希望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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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欧美各国的革命骨干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作战并死在那里？究竟是什么崇高的事业激励他们在马德里、哈拉马河、布鲁内特、埃布罗河等一系列内战最惨烈的战斗中流血牺牲？难道真像其中一些幸存者至今仍然坚称的那样，他们进行伟大的圣战只是为了捍卫一九三一年的民主共和国？按照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政治委员桑多尔·沃罗斯的说法，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去了西班牙，“在革命巨人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作战；作战甚至牺牲，是的，如有必要不惜牺牲，就像那些传奇式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不怕坐牢、折磨和毁灭，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解放被压迫的民众。……我是‘阶级斗争千锤百炼的钢刀，一个共产党人’。我是‘国际团结的具体体现，共产国际将这种团结缔造成为革命工人阶级的武装铁拳’”。[13]《兄弟！》的作者威廉·赫里克也在国际纵队第十五旅作战，他在写给我的两封信中说：“我去西班牙时绝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在我看来，党的民主路线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我，我们，最终希望的是使共产党掌权。可能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我认识的所有美国志愿人员都像我一样认为，人民阵线，民主的口号，不过只是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策略而已。……亚伯拉罕·林肯营的那些老兵为此被欺骗了五十年。……不用说，我们国际纵队也是以反法西斯的名义行动的。……我们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佩皮尼昂时，我们的政治委员……告诉我们，在西班牙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回答说，我们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要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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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马德里，拉尔戈·卡瓦列罗十一月六日撤离之前将任命其担任米亚哈的参谋长的比森特·罗霍少校组成了一个保卫马德里参谋部，据他介绍，该参谋部由“可以找到的”国防部总参谋部的人员组成，[15]像国防部长一样，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与一些年纪较大的官员已经离开首都逃往巴伦西亚。据米亚哈的副官安东尼奥·洛佩［290］斯·费尔南德斯上尉说，罗霍的参谋部由一些被国防部认为不值得带往巴伦西亚的人组成，不过，他们是“到当时为止在几乎无人注意的总参谋部的基层岗位上成长起来的最高级别的军官”。[16]罗霍少校本人就是这些被忽视的军官之一，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他是“军队中得到广泛承认的最优秀的军事战略家”。[17]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其研究人民军的里程碑似的四卷本专著中写道，罗霍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西班牙军队“最能干的军官之一”，而且受到“全体战友的喜爱和尊重”。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还说，即使他在内战期间可能失去了许多战友的喜爱，但“他仍然得到所有人的尊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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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影响、无处不在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比在西班牙的其他记者更为了解军事形势，十一月十日，马德里之战的第四天，他在日记中写到：“米亚哈很少过问军事行动的细节，甚至对它们毫不知情。他把这些问题交给他的参谋长以及各个纵队和防区的指挥官去处理。罗霍以他的谦虚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谦虚待人使其丰富的实用知识和非凡的工作能力藏而不露。他一直俯身在马德里的地图上，今天已是第四天。各支部队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连续不断地来见他，他用一种低沉冷静的声音，就像在一间铁路调度室里一样，耐心地向他们说明、讲解、指示，并在文件上做出注解，经常还要画出草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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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主席是米亚哈将军，这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对于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新闻界只字未提。十二月二十日，科利佐夫在日记中特别提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点关于比森特·罗霍的消息出现在任何一份马德里的报纸上，也没有出现在其他西班牙报纸上。记者们开始狂热地描写刻画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军需官和卫生员。他们发表了大量在医院工作的人们载歌载舞的照片，但是关于实际上指挥着整个马德里保卫战的这个人，他们一个字也没有写。我估计这不是因为敌视或反感，只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存在’。在这里，人们有时并不关心最明显的事情。很难不注意比森特·罗霍。毫不夸张地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看到他。……身为保卫马德里的总参谋长，[他]控制着由正规部队、民兵小组、炮兵连、独立街垒、工兵小队、飞行中队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防御网的所有脉络。不休息，不睡觉，在战线被分解成的无数个区域，他密切注视着敌军在每一个区域的每一个动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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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新闻界的沉默打破了。“他们现在提到了他。在保卫马德里的领导者和英雄的名单上，他被列在第二位。我不禁庆幸自己因先于别人在报刊上提到罗霍而曾对此有所贡献。《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社论说：‘我们感谢米哈伊尔·科利佐［291］夫的发现，感谢他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人，在其简朴冷清的办公室里，这个人为拯救马德里贡献了他的全部力量。’”[21]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科利佐夫“以其新闻记者的眼光发现，米亚哈将军的参谋比森特·罗霍是一名朴实无华但能力非凡的军官。……科利佐夫使罗霍引起了马德里的新闻记者的注意，于是，他的名字开始被人提起。科利佐夫对所有事情都非常留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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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米亚哈将军所扮演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这一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及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所起的虽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记录让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在内战爆发之前那激烈动荡的几个月，当人们的政治忠诚迅速发生变化时，他们都秘密加入了右翼的西班牙军人联盟（UME）。佛朗哥政府出版的一部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著作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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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清这两名在[武装起义]爆发时滞留于赤色政府控制区的军官的行为之背信弃义，只要记住他们两人都曾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UME）就够了。该联盟的成立……以爱国主义为目的，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建起一道能使西班牙免遭共产主义浪潮吞噬的堤防。但是，当这一时机到来而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起义失败时，米亚哈将军和罗霍立即效力于人民阵线而不是与他们的战友站在一边——他们看到了降临在军队中无数将军和下级军官头上的命运，许多人只是因为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而被杀害。不过，由于他们的良心不安，由于他们认为通过销毁记录其该组织成员身份的存档证件就可以抹去他们以前行为的所有痕迹，米亚哈将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前往[管理政治档案的警察机关]要求把他和比森特·罗霍的证件……给他看看。证件刚一拿到手，他就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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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本书的附录十中公布的一份有共和国警察机关官员签字的档案影印副本证明了这件事。非常可靠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确认了这份档案的真实性。[24]米亚哈和罗霍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身份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实，后者见过搜查马德里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总部时所发现的正式成员名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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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米亚哈或罗霍曾以任何方式参与了军事叛乱的密谋，但是，内战之前他们在互相残杀的动荡中和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传言中预先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这一事实，可以解释深受军队长官器重的罗霍[26]内战初期为什么只是在受到一位朋友的警告之后才效力于政府的，这位朋友警告他，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枪毙；[27]也可以解释当时的马德［292］里军区司令米亚哈为什么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和解政府”任国防部长，因为政府认为这将满足叛军将领的要求。[28]根据左派的激烈反应判断，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估计。米亚哈在战前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的预防措施还可以解释他在马丁内斯·巴里奥的政府垮台后为什么拒绝担任何塞·希拉尔内阁的国防部长，因为，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相信，叛军的胜利不可避免。[29]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声明，他拒绝加入希拉尔政府是因为，既没有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警察部队和它一起与叛军作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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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米亚哈变幻无常的内战生涯的开始。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垮台后不久，他被派去指挥科尔多瓦前线，在那里，他率领各个民兵武装的大批民兵、前正规军士兵以及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队员，却没有夺取这座古老的摩尔人重镇，因而在民兵当中引起了对其忠诚的怀疑——这是一名职业军官在内战期间常有的遭遇。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在《科尔多瓦的内战，1936—1939》中将米亚哈的失败归因于他“特有的行动乏力以及在关键时刻不敢冒险”。[31]不过，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厄运从一开始就尾随着他，当时，在他指挥的守卫古老的圣母头像神庙——共和派军队在那里一直坚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是内战中最英勇的战绩之一[32]——的部队中，数以百计的士兵和其他人员（总共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其中六百名作战人员）开小差，带上他们的家人逃难去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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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米亚哈被从科尔多瓦前线召回并被任命为巴伦西亚军区司令。[34]然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接着，国防部指示军事法庭一位名叫洛拉的法官调查他的案件，可是，没过几天他就重新出现了，他的案件也撤消了。[35]最终，在十月二十二日，当敌军迅速向首都推进时，他被任命为马德里军区司令，[36]这为下面的看法增添了依据：甚至还在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并且奉命“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首都之前，他已被选做替罪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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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米亚哈的过去乏善可陈，但是，命运的奇异转折和共产党精心导演的宣传活动使他成为马德里保卫战中被捧上天的人物，共产党需要一个门面作掩护，以使它能随意施展策略。正如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所指出的那样：“共和派的宣传机器需要一个英雄被人们当作偶像来崇拜。……作为一项政策，同时根据敏锐的感觉，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甚至在与西班牙人交谈时，我们认可这个受到热烈赞扬的形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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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赫赫战绩带来的巨大声望，”不太重要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写道，“米亚哈将军在西班牙成为最受人爱戴的将军。”[39]很快，米亚哈被新得到的声望所陶醉。“当我坐在车里时，”他告诉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女人们向我大声喊，‘米［293］亚哈！’‘米亚哈！’然后她们对视尖叫，‘那是米亚哈！那是米亚哈！’……我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也向我打招呼。她们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40]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也证实：“我千方百计地泼冷水给这种狂热降温，西班牙人民和新闻界让他头脑发热，尤其是围绕着他的那个小集团，使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危险状态。他不止一次告诉我，民众的热情已经达到那么高的程度，以致女人甚至在大街上亲吻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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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内战结束以后，由于米亚哈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加入了反对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的国防委员会从而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流亡的共产党费尽心机试图打破它所蓄意制造的这个神话。“为了歪曲马德里保卫战的真实情况，”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写道，“曾经有人而且仍然有人热衷于把它说成叛徒米亚哈的功劳。这些人曾经宣传而且继续宣传明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时宣传米亚哈不可能奉献的赫赫‘战果’。关于发生在马德里的事情，他知道的绝不比别人告诉他的更多，他根本没有感受过战事最紧张时那种非常可怕的困难局面。一个头脑迟钝、对人民一无所知的将军无法想象那些日子马德里的悲惨情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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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与这位将军接触的共产党第五团团长恩里克·利斯特战后的评论同样刻薄。“我们在内战初期利用米亚哈的做法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他的共和国现役将军军衔让许多人肃然起敬。公众大都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指挥他所率领的部队。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战争的特点，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军队，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角色确实有用，因为他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尽管他对军事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大家仍然设法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享有他根本不配享有的显赫声望。我们采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的斗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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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始终是共产党的忠实党员的安东尼奥·科登说，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无法理解米亚哈怎么会逐渐成为“人民的所有力量、英雄行为和坚忍不拔及其政治领袖的全部智慧”的化身。我们知道，正是阿森西奥将军在十一月六日命令米亚哈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科登接着说：“人民把一个平庸的将军提高到他们的水平，并且把他作为自身美德和英雄事迹的化身向世界展示。米亚哈的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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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经认识他的苏联共产党人之手描绘的米亚哈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内战期间担任《消息报》记者的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说这位将军是“一个虚弱的老人，战局带来的压力使他不堪重负”，还［294］说他是一个傀儡。[45]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苏联国防部长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在西班牙被称为马利诺上校，他证实，米亚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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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内战期间，当共产党人需要一个驯顺听话、放纵自己的人物以便躲在他的身后为所欲为时，他们不仅在报刊上吹捧他，而且尽量迎合满足他的虚荣心。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根据他的回忆可以断定，在那些以公然献媚讨好的方式努力为党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当中，包括著名共产党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的妻子玛丽娅·特蕾莎·莱昂，她“经常与米亚哈将军出双入对，使他头晕目眩意乱情迷，从而保证其他人做必须做的事情时这位老兵不会碍事”。[47]《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H.马修斯提到米亚哈时也说：“从马德里被围困的第一天开始为米亚哈树立的忠诚可靠、坚定勇敢的共和国保卫者形象是个神话。他软弱、愚蠢、厚颜无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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