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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新闻界的沉默打破了。“他们现在提到了他。在保卫马德里的领导者和英雄的名单上,他被列在第二位。我不禁庆幸自己因先于别人在报刊上提到罗霍而曾对此有所贡献。《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社论说:‘我们感谢米哈伊尔·科利佐[291]夫的发现,感谢他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人,在其简朴冷清的办公室里,这个人为拯救马德里贡献了他的全部力量。’”[21]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科利佐夫“以其新闻记者的眼光发现,米亚哈将军的参谋比森特·罗霍是一名朴实无华但能力非凡的军官。……科利佐夫使罗霍引起了马德里的新闻记者的注意,于是,他的名字开始被人提起。科利佐夫对所有事情都非常留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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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米亚哈将军所扮演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这一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及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所起的虽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记录让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在内战爆发之前那激烈动荡的几个月,当人们的政治忠诚迅速发生变化时,他们都秘密加入了右翼的西班牙军人联盟(UME)。佛朗哥政府出版的一部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著作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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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清这两名在[武装起义]爆发时滞留于赤色政府控制区的军官的行为之背信弃义,只要记住他们两人都曾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UME)就够了。该联盟的成立……以爱国主义为目的,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建起一道能使西班牙免遭共产主义浪潮吞噬的堤防。但是,当这一时机到来而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起义失败时,米亚哈将军和罗霍立即效力于人民阵线而不是与他们的战友站在一边——他们看到了降临在军队中无数将军和下级军官头上的命运,许多人只是因为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而被杀害。不过,由于他们的良心不安,由于他们认为通过销毁记录其该组织成员身份的存档证件就可以抹去他们以前行为的所有痕迹,米亚哈将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前往[管理政治档案的警察机关]要求把他和比森特·罗霍的证件……给他看看。证件刚一拿到手,他就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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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本书的附录十中公布的一份有共和国警察机关官员签字的档案影印副本证明了这件事。非常可靠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确认了这份档案的真实性。[24]米亚哈和罗霍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身份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实,后者见过搜查马德里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总部时所发现的正式成员名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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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米亚哈或罗霍曾以任何方式参与了军事叛乱的密谋,但是,内战之前他们在互相残杀的动荡中和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传言中预先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这一事实,可以解释深受军队长官器重的罗霍[26]内战初期为什么只是在受到一位朋友的警告之后才效力于政府的,这位朋友警告他,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枪毙;[27]也可以解释当时的马德[292]里军区司令米亚哈为什么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和解政府”任国防部长,因为政府认为这将满足叛军将领的要求。[28]根据左派的激烈反应判断,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估计。米亚哈在战前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的预防措施还可以解释他在马丁内斯·巴里奥的政府垮台后为什么拒绝担任何塞·希拉尔内阁的国防部长,因为,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相信,叛军的胜利不可避免。[29]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声明,他拒绝加入希拉尔政府是因为,既没有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警察部队和它一起与叛军作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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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米亚哈变幻无常的内战生涯的开始。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垮台后不久,他被派去指挥科尔多瓦前线,在那里,他率领各个民兵武装的大批民兵、前正规军士兵以及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队员,却没有夺取这座古老的摩尔人重镇,因而在民兵当中引起了对其忠诚的怀疑——这是一名职业军官在内战期间常有的遭遇。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在《科尔多瓦的内战,1936—1939》中将米亚哈的失败归因于他“特有的行动乏力以及在关键时刻不敢冒险”。[31]不过,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厄运从一开始就尾随着他,当时,在他指挥的守卫古老的圣母头像神庙——共和派军队在那里一直坚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是内战中最英勇的战绩之一[32]——的部队中,数以百计的士兵和其他人员(总共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其中六百名作战人员)开小差,带上他们的家人逃难去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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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米亚哈被从科尔多瓦前线召回并被任命为巴伦西亚军区司令。[34]然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接着,国防部指示军事法庭一位名叫洛拉的法官调查他的案件,可是,没过几天他就重新出现了,他的案件也撤消了。[35]最终,在十月二十二日,当敌军迅速向首都推进时,他被任命为马德里军区司令,[36]这为下面的看法增添了依据:甚至还在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并且奉命“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首都之前,他已被选做替罪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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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米亚哈的过去乏善可陈,但是,命运的奇异转折和共产党精心导演的宣传活动使他成为马德里保卫战中被捧上天的人物,共产党需要一个门面作掩护,以使它能随意施展策略。正如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所指出的那样:“共和派的宣传机器需要一个英雄被人们当作偶像来崇拜。……作为一项政策,同时根据敏锐的感觉,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甚至在与西班牙人交谈时,我们认可这个受到热烈赞扬的形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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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赫赫战绩带来的巨大声望,”不太重要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写道,“米亚哈将军在西班牙成为最受人爱戴的将军。”[39]很快,米亚哈被新得到的声望所陶醉。“当我坐在车里时,”他告诉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女人们向我大声喊,‘米[293]亚哈!’‘米亚哈!’然后她们对视尖叫,‘那是米亚哈!那是米亚哈!’……我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也向我打招呼。她们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40]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也证实:“我千方百计地泼冷水给这种狂热降温,西班牙人民和新闻界让他头脑发热,尤其是围绕着他的那个小集团,使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危险状态。他不止一次告诉我,民众的热情已经达到那么高的程度,以致女人甚至在大街上亲吻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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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内战结束以后,由于米亚哈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加入了反对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的国防委员会从而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流亡的共产党费尽心机试图打破它所蓄意制造的这个神话。“为了歪曲马德里保卫战的真实情况,”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写道,“曾经有人而且仍然有人热衷于把它说成叛徒米亚哈的功劳。这些人曾经宣传而且继续宣传明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时宣传米亚哈不可能奉献的赫赫‘战果’。关于发生在马德里的事情,他知道的绝不比别人告诉他的更多,他根本没有感受过战事最紧张时那种非常可怕的困难局面。一个头脑迟钝、对人民一无所知的将军无法想象那些日子马德里的悲惨情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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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与这位将军接触的共产党第五团团长恩里克·利斯特战后的评论同样刻薄。“我们在内战初期利用米亚哈的做法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他的共和国现役将军军衔让许多人肃然起敬。公众大都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指挥他所率领的部队。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战争的特点,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军队,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角色确实有用,因为他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尽管他对军事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大家仍然设法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享有他根本不配享有的显赫声望。我们采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的斗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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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始终是共产党的忠实党员的安东尼奥·科登说,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无法理解米亚哈怎么会逐渐成为“人民的所有力量、英雄行为和坚忍不拔及其政治领袖的全部智慧”的化身。我们知道,正是阿森西奥将军在十一月六日命令米亚哈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科登接着说:“人民把一个平庸的将军提高到他们的水平,并且把他作为自身美德和英雄事迹的化身向世界展示。米亚哈的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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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经认识他的苏联共产党人之手描绘的米亚哈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内战期间担任《消息报》记者的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说这位将军是“一个虚弱的老人,战局带来的压力使他不堪重负”,还[294]说他是一个傀儡。[45]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苏联国防部长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在西班牙被称为马利诺上校,他证实,米亚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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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内战期间,当共产党人需要一个驯顺听话、放纵自己的人物以便躲在他的身后为所欲为时,他们不仅在报刊上吹捧他,而且尽量迎合满足他的虚荣心。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根据他的回忆可以断定,在那些以公然献媚讨好的方式努力为党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当中,包括著名共产党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的妻子玛丽娅·特蕾莎·莱昂,她“经常与米亚哈将军出双入对,使他头晕目眩意乱情迷,从而保证其他人做必须做的事情时这位老兵不会碍事”。[47]《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H.马修斯提到米亚哈时也说:“从马德里被围困的第一天开始为米亚哈树立的忠诚可靠、坚定勇敢的共和国保卫者形象是个神话。他软弱、愚蠢、厚颜无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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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米亚哈而言,他需要共产党人作为保护伞——“内战爆发时,另外一些根本不是[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的]人都被杀害了。”多年以后卡瓦列罗尖刻地评论说。[49]很快,在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和中部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的敦促下,米亚哈加入了共产党,安东是他的主要鼓动者和领路人。[50]“尽管米亚哈将军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可能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样,”内战期间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消息灵通人士路易斯·费希尔写道,“他却持有一张共产党的党证。共产党的宣传把他吹嘘成了一个神话。”[51]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欣赏米亚哈的“温厚和友善”,他曾问过米亚哈是否真的是共产党员。他证实:“米亚哈以其特有的愉快神情笑了起来。他解开外衣的纽扣,掏出一个红色证件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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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近来有人对米亚哈投靠共产党这件事情提出质疑,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人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向我保证,米亚哈是一名共产党员。此外,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在《人们,当心!》一书中说米亚哈是共产党员,[53]罗霍后来成为总参谋长,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在战后撰写的著作文章里也从没有批评指责过共产党;而拉尔戈·卡瓦列罗则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说,总参谋部的秘密情报部门告诉他,米亚哈是“两万八千六百九十五名持有党证的共产党员之一”。[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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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米亚哈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其驻马德里的记者休·斯莱特甚至公开说明米亚哈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人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开宣称,米亚哈“对共产党的政策充满热情”。[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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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日记中特别提到:“米[295]亚哈屈服于诱惑、‘改变信仰’皈依了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滑稽可笑。米亚哈从哪里了解的共产主义?四年前,在我担任国防部长时,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但是,他不能向社会党人让步,而且应当枪毙他们!他接受共产党人的信仰很可能是为了获得某个政党的支持和庇护而预先采取的一种措施。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让拉尔戈不高兴了,他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苏联祖师爷和煽动者怒不可遏。据拉尔戈说,米亚哈皈依‘共产主义’的结果是,马德里所有重要的军事职位都交给了共产党人,他们指挥的部队得到了他们要求的一切,而其他部队的供给则遭到克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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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党来说,与它控制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同样重要的是党对委员会大部分关键职位的控制。据比森特·罗霍说,由于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逃往国外,该委员会主要由“自愿决定留下来准备积极参加城市保卫战的年轻人”组成。[57]它的构成及其成员所属党派在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上公布如下,[58]不过,如果其成员真正的政治身份与公布的身份不同的话,将在方括号里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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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产党] 主席 [59] 费尔南多·弗拉德 社会党[共产党] 秘书长 [60] 安东尼奥·米赫 共产党 作战委员 圣地亚哥·卡里略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共产党] 公共秩序(警察)委员 [61] 阿莫尔·努尼奥 全国劳工联合会 战争工业委员 巴勃罗·亚格 劳动者总工会[共产党] 军需委员 [62] 何塞·卡雷尼奥 左翼共和派 交通运输委员 恩里克·希门尼斯 共和联盟 财政委员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工团主义者 市民疏散委员 马里亚诺·加西亚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 情报联络委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遵照拉尔戈·卡瓦列罗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布的一道旨在加强政府权力的命令,委员会改组并且更名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La Junta Delegada de Defensa de Madrid)。[63]发布这道命令的官方公报写道:“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旨在执行共和国政府发布的命令,真正代表西班牙人民在今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所自由表达的意愿。”[64]从此以后,委员会的成员叫作代表而不叫委员。经过几次变化,委员会的改组于[296]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完成,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散,委员会的组成如下:[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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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产党] 主席 马克西莫·德·迪奥斯 社会党 秘书长 [66] 何塞·卡索拉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共产党] 公共秩序(警察)代表 [67]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工团主义者 前线服务代表 恩里克·希门尼斯 共和联盟 疏散代表 伊西多罗·迭格斯 共产党 民兵代表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全国劳工联合会 运输代表 洛伦索·伊尼戈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 战争工业代表 路易斯·涅托 劳动者总工会[共产党] 军需代表 [68] 何塞·卡雷尼奥 左翼共和派 新闻宣传代表 除了占据大部分关键职位之外,共产党人还对左翼共和派人士何塞·卡雷尼奥所主管的新闻宣传部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部门,他们控制了官方的马德里广播电台,它的负责人是化名费利克斯·阿尔文的德国共产党人库尔特·哈格尔。[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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