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40587e+09
1706405870
1706405871 米亚哈将军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他填补了因政府撤离而留下的政治真空；同时，作为马德里军区司令，他负责部署并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此类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效忠于共产党，但是，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利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在其出版于一九八四年的著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却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他们还无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所提供的关于米亚哈这种共产党员人数的关键证言，虽然他们以批评的态度研究过这部回忆录。[70]这种无视不利证据的做法使他们可以令人吃惊地宣称，所谓米亚哈的共产党员身份“纯属无稽之谈”。[71]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成为“他的主要政治顾问”，[72]他“与他们很少存在意见分歧”。[73]
1706405872
1706405873 两位作者否认米亚哈将军效忠于共产党显然是为了支持他们热衷的论点：西班牙共产党以及依附于它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并不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支配性力量。我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情况是这样的。例如，曾经短期就职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写道：“共产党像一个无形的上帝一样控制着一切：城市和人民；米亚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每一个人！”[74]共产党人确实没有占据大部分位置，但是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关键职位：主席，作战委员（后来的民兵代表），公共秩［297］序委员和军需委员。[75]另外，他们在委员会中占据的位置是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团体的两倍，这明显违背了米亚哈将军接到的命令：委员会由所有党派的成员组成，人数与各党派在政府中的代表成比例。除此之外，就评估共产党人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真正影响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有利于共产党的外部因素：他们的第五团的声望，国际纵队激动人心的到来以及令大多数左派团体无限感激的苏联顾问、飞机和坦克的存在。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让人们接受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引起激烈争论的某些措施并非难事。
1706405874
1706405875 尽管《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对于西班牙内战史的编撰研究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因为它第一次利用可以找到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全面论述了它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的关键作用、米亚哈将军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摩擦以及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之间火山爆发式的冲突，并且提供了迄今为止未被发现的大量资料，但是，随意否认米亚哈政治上效忠于共产党并且过分热衷于淡化共产党在委员会中的真正影响——甚至达到把共产党人自己对其重要作用的描述贬为“言过其实”的程度[76]——损害了它的客观性。
1706405876
1706405877 在列举共产党人所占据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些重要职位之前，有必要暂时离开这个话题，叙述一下著名亲共历史学家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一位对立的左派作家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一九三六年以来一直按照共产党人的规矩办事”）[77]利用其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尽管这本书很重要，但是，在极其广阔的场景中，它的主题涉及的只是一个狭小的领域——所写的序言对我耗费四十年精力研究撰写的《西班牙革命》的全面攻击。“[如此]严谨地研究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这种具体事件对于打破‘博洛滕神话’是一种间接的贡献。这个神话是来自国外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与西班牙内战史的编撰研究有关的诸多神话之一，制造这个神话的那本书所堆积的资料和证据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将其整个研究服务于作者企图证明的某个先入为主的观点。非常奇怪的是，作者是在开始他的工作后经历了这一‘意识形态’先验化的过程。”[78]
1706405878
1706405879 的确，一九三六年作为合众社的英国记者开始记录报道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时，我其实像许多支持共和派的记者一样，深受共产党战时宣传的影响，结果，我用了多年时间才挣脱了妨碍我思考的谬论和谎言的羁绊。显然，假如我没有向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国内外友人所制造的大量关于内战和革命的神话提出挑战，图尼翁·德拉拉不会对我表示不满。
1706405880
1706405881 下面这些主要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书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的例子表明，在委员会内部，由于共产党人的支配地位，由于其他党派在某种［298］程度上的顺从或默许，他们在三个重要问题上随心所欲到了何种程度。
1706405882
1706405883 第一个例子是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委员会之外。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该党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消灭的目标。就连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都承认，“坚决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外的是共产党，[79]而其他党派则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80]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代表冈萨雷斯·马林应当意识到这种排斥可能危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可是，就连他也没有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说话。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证实，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与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委员会之外有牵连，[81]他们引述了看上去好像是社会党执委会成员曼努埃尔·阿尔瓦尔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地方领导人恩里克·罗德里格斯作出的以下声明而没有提出质疑：“罗森堡大使不同意你们加入委员会。这当然不公平，但是，你们应当理解，苏联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苏联的援助与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只可能作出一种选择。”[82]十一月二十九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阻力不仅来自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而且来自“更高层——来自苏联大使馆，它与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馆一起，正在煽动人们谩骂诽谤我们。……无论如何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以向我们提供援助为条件，想方设法……干预甚至操纵西班牙的政治事务。”
1706405884
1706405885 一月二十九日，根据共产党代表伊西多罗·迭格斯的建议，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批准没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红色战士》及其设在马德里的广播电台，用迭格斯的话说，这是因为它们“专门与政府和人民阵线作对”。[83]随即，担任公共秩序代表的共产党人何塞·卡索拉宣布，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非法”组织，他将没收它的所有房屋和汽车。[84]再次没有反对意见，就连富有激情、能言善辩、出席了会议的冈萨雷斯·马林也没有表示反对。[85]尽管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是委员会对共产党和苏联言听计从的一个重要例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却认为，这件事与西班牙共产党有关，也可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有关，“但是，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无关”。[86]
1706405886
1706405887 第二个关于共产党支配地位的例子是它在马拉加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陷落后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操控。当时，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它对所有军事指挥岗位开展了一场强有力的清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针对的是受到怀疑或不称职的军官，但其主要目的是清洗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的人，后者妨碍了它控制军队的努力。并非巧合的是，二月十三日，共产党代表迭格斯以委员会的名义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299］信，敦促其强制征兵并且统一指挥权，信中的要求还包括，清除“动摇分子和可疑分子以及所有那些以其无能或消极为敌军行动效力的人”。[87]这一要求针对的是共产党人深恶痛绝的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将军，三天以后这得到证明，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在当天的报纸上谴责阿森西奥是那个“造成失败的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88]尽管如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多年以后所说，对军事指挥岗位的清洗运动是共产党“向取得支配地位又迈出的一步”，[89]但是，委员会中似乎没人察觉这种危险，因此，由迭格斯、马克西莫·德·迪奥斯和冈萨雷斯·马林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批准了向卡瓦列罗本人递交的那封信，并且允许在报刊上发表。[90]就这样，委员会参与了共产党针对总理的阴谋活动。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在内阁中的反对派同时施加的难以抗拒的压力下，卡瓦列罗被迫将阿森西奥解职。显然，在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攻击中，共产党操控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能力是个重要的因素。因此，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所谓“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猛烈攻击与委员会无关[al margen de]”并非事实。[91]
1706405888
1706405889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共产党人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例子是公共秩序委员圣地亚哥·卡里略及其继任者何塞·卡索拉为将马德里的警察职能大权独揽而采取的直接行动。委员会刚一成立，卡里略立即安排他最信赖的五个助手担任他那个部门的高级职务，这五个人是阿尔弗雷多·卡韦略、费尔南多·克劳丁、费德里科·梅尔乔、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奎斯塔和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92]他们或是刚刚加入共产党，或是马上就要加入共产党。[93]据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说，治安部门“完全专业化”，各个党派和工会的独立警察小队不复存在，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新组建的治安部队，它采取强硬的手段使其追随者在治安部队中占据了“优势”。[94]假如社会党和共和派委员反对的话，这种由一个政党将警察的职能大权独揽的局面就不会那么容易形成。但是，他们并未表示反对，他们没有这样做明显反映了当时存在于委员会内部的真正的权力关系以及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这是默认共产党的支配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卡索拉与冈萨雷斯·马林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终于因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共产党的屠杀行为和私设监狱而以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表现出来时，[95]委员会中的社会党和共和派代表才第一次隐约显示出他们的忧虑，[96]另外，据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说，“特别是由于‘反无政府主义恐怖’不可避免的过分行为……一个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的反共阵线似乎逐渐形成”。[97]如果不是因为四月二十三日在马德里成［300］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委员会导致拉尔戈·卡瓦列罗解散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话，[98]尽管不能断言这种新的力量重组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几乎不必怀疑，共产党人在这个机构中的支配能力足以使他们改组马德里的治安部门并将其集中控制在自己手里。
1706405890
1706405891 在共产党的部队拥有最好装备的军事领域，它不仅要确保马德里军区司令米亚哈将军在政治上的效忠，而且要保证得到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校的积极支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罗霍曾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在组织马德里保卫战的过程中，他与马德里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及正式身份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苏联顾问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长期密切的合作可能使他具有某种暧昧的经历并且使他得到苏联人的欣赏。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内战期间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对他的赞扬看出来，[99]而且可以从另一些苏联参战者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对他的赞扬看出来。[100]西班牙共产党一九六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官方内战史中为他保留的段落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他对军事技战术的广泛了解，”该书写道，“比森特·罗霍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以堪称典范的忠诚献身于人民和共和国的事业。他以冷静和胆量，以其战略家和组织者的能力，很快赢得了普遍的尊重。”[101]
1706405892
1706405893 一九三六年九月，罗霍作为公众人物出现在内战的舞台上，当时他向守卫被包围的托莱多城堡的何塞·莫斯卡多上校提出了投降的条件。那里是享有盛名的西班牙步兵学院，战前，作为一名军事史教授，他在学院颇受器重；叛乱爆发的头几天，大约一千八百名男女老幼逃到那里避难。根据塞西尔·伊比那部以大量口述和书面资料为基础的激动人心的围城记事，[102]罗霍的态度含糊不清。在莫斯卡多拒绝了投降条件之后，有人问罗霍为什么不留下来与守军在一起。“罗霍显得忧心忡忡。‘如果我留下来的话，我在马德里的妻子和孩子今夜就将被杀害。’他说。直到后来人们始终没有注意到，罗霍回避了他是否愿意留下来这个问题。在眼睛被再次蒙上之前[被护送离开城堡之前]，罗霍把烟荷包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说：‘这是我能留给你们的最好的纪念。’当一条绷带蒙上他的双眼时，就像一个军人面对共和派的行刑队时也许会做的那样，他突然高呼：‘西班牙万岁！’尽管这是一句君主主义者的口号，其含义却可以作多种解释——罗霍少校暗指的是哪一个西班牙？在考虑为了摧毁城堡挖掘地道的问题时，罗霍再次像他离开这座建筑时那样含糊不清地低声说：‘为了上帝的爱，继续寻找地道的入口。’”[103]
1706405894
1706405895 无论比森特·罗霍政治上实际同情哪一方，真相已经与他一起被埋葬在西班牙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获准返回西班牙，一九六六年六［301］月在那里去世。[104]作为共产党第五团的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与罗霍非常熟悉，就连他也承认，共产党对罗霍的忠诚从来没有绝对的把握。[105]尽管热情赞扬了罗霍的军事才能，科利佐夫也对他的政治观点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说到比森特·罗霍，”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过于含蓄，几乎不谈论政治事务，他对热点问题保持沉默，也许他对某些事情从来就不发表意见。我希望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目前的马德里保卫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成就。这比那些来自君主主义旧军队的革命新贵往往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更有分量。罗霍教导士兵，他建立了从人民中选拔的军官骨干队伍。……应当写一些关于为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的新型军事艺术的新书。比森特·罗霍会写。还应当写一些关于他的书。”[106]无论罗霍个人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对工作的全力投入，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在不掌握军队控制权的情况下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合作，尤其是在战争后期，所有这些使其他考虑不是问题。很快，他从少校晋升为中校，接着是上校，最终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晋升为将军。[107]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成为总参谋长，[108]在这个岗位上，据一位言之有据的职业军官同事证实，他尽其所能加强了共产党在军队中支配地位。[109]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沦陷、左派的军队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以后为止。确信已经战败的他拒绝跟随共产党控制的内格林政府返回中部地区。这是他在两年多稳定而密切的合作期间唯一一次与共产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分歧。
1706405896
1706405897 为了评估罗霍在内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不能忽视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所提供的证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尔塞斯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当时他为共产党效力。[110]一九七四年接受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加尔塞斯说：“毫无疑问，罗霍按照共产党人的规矩办事。他对他们完全认同，已经达到希望入党的程度。内格林与他交换意见，不允许他这样做。一九三八年秋天内格林对他说：‘在我们为得到援助正与英国人谈判的关键时刻，你不能成为共产党员。’”[111]
1706405898
1706405899 导致某些历史学家忽视内战期间罗霍采取的亲共立场[112]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的天主教信仰，不顾对自己的致命危险，他公开承认这一点。[113]此外，内战之前就认识罗霍的职业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说，他不喜欢阿萨尼亚，“他的政治观点显然与左派相去甚远”。[114]
1706405900
1706405901 曾任第五团团长的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罗霍与众不同的情况：“罗霍绝不可能在政治上理解［302］共产党。他之所以接受共产党，因为他认为，它不仅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且是一支军事力量；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正确行事，党将保护他不受任何人和事物的伤害。但他不是共产党员，永远也不可能是。他盲目地相信上帝，因此，他是一个怀着某种神圣感笃信宗教的人，以致不顾身为一名激进的天主教徒当时使他处于致命危险的现实，并不隐瞒自己的信仰。”[115]
1706405902
1706405903 尽管罗霍确实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没有身份标签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为共产党效力。内战初期，当第五团团长卡斯特罗派一个民兵前去伺候罗霍时，他吩咐说：“我们需要他。他可能对党非常有用。”“可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那个民兵表示反对。“也许原因就在于此。”卡斯特罗回答道。[116]
1706405904
1706405905 在一段关于比森特·罗霍的尖锐深刻的文字中，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
1706405906
1706405907 一个问题出现在脑海里：与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罗霍为什么屈从于他们呢？有人说他是随遇而安。这个答案似乎过于草率。我们已经提到一种说法，断言他实际上是他为之而战的那一方的“囚犯”。……如果真的是共产党人建议任命他为马德里保卫战的参谋长以及后来的总参谋长，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出于对国内尤其是国外舆论的考虑，他们一直热衷于维持一个民主政府的门面。莫非他们[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对使军队里有一个不问政治、信奉天主教并且稳居最高职位的军官感兴趣？……这一切有助于他们显示一种民主的外表，同时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可能罗霍受到了压力，更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屈服。正如我们所知，罗霍是西班牙军人联盟的成员。另一些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枪毙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感到不屈服不行，这使得共产党人有机会既利用他的军事才能又利用他的个人特征。[117]
1706405908
1706405909 罗霍对保卫马德里的巨大贡献不仅被对米亚哈的宣传所遮蔽，而且因富有个人魅力的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率领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戏剧性地登场而黯淡无光。
1706405910
1706405911 据苏联报纸《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克莱贝尔的真名是曼弗雷德·扎尔曼诺维奇·斯特恩，[118]他的化名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军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显然，这在苏联官方保持沉默的近三十年中还是第一次，其间没有任何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源曾经透露过他的全名，只有苏联叛逃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九年准确地说出克莱贝尔姓斯特恩。[119]如同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现在已经弄清的是，他并不是某些历史学家误认为的[120]那个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将军，后者从一九三七［303］年五月开始担任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
1706405912
1706405913 据熟悉克莱贝尔的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121]一九三六年九月这位将军从苏联来到西班牙，暂时与当时开赴阿尔瓦塞特的第五团一起行动，他在阿尔瓦塞特帮助组建了国际纵队最初的部队（第十一旅和第十二旅）并于十一月八日开进马德里。在马德里，他被派往最危急的前线阵地——大学城和田园之家。没过几天，他的声望超过了米亚哈。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证实，克莱贝尔是“马德里真正的保卫者”并且创造了国际纵队不可战胜的传奇，他“上百次冒着生命危险[并且]具有西班牙英雄所必不可少的魅力”。[122]“马德里人认为他相貌英俊，”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负责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他们毫无语言困难地记住了他的名字。他们在说出这个名字时通过自我暗示赋予他最高尚的美德和最强大的力量。他的名字使所有人都黯然失色。”[123]在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台尔曼（35）营担任营长的德国共产党作家路德维希·雷恩比克莱贝尔晚几天到达马德里，他发现，报纸“充满了关于第十一旅和克莱贝尔将军的报道，一周前还不为人知的克莱贝尔现在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人。他击退了佛朗哥最精锐的部队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124]外国新闻界也对克莱贝尔大加赞扬。“他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赫伯特·马修斯回忆说，“我们都突出地宣传报道他——因为他实至名归。”[125]
1706405914
1706405915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写道：
1706405916
1706405917 通过采访和特写，作为激动人心的风云人物，克莱贝尔被介绍给世界，他注定要在西班牙和世界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体型相貌给这一段传奇增添了色彩。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浓密的灰发使他看上去不像四十一岁。介绍给世界的克莱贝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一个入了加拿大国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人，作为俄国的奥地利战俘，他参加白卫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最后才改信共产主义。……我认识克莱贝尔及其妻子儿女和兄弟许多年了。他实际上姓斯特恩，出生于布科维纳。……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现役军官，被沙皇的军队俘虏，然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战俘营。苏维埃革命之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后来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一九二四年从那里毕业。我们在总参谋部情报局短暂共事过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克莱贝尔被派往共产国际的军事部门。……他曾为共产国际去中国执行过秘密任务。克莱贝尔从没有去过加拿大，也从［304］没有参加过白卫军。这些虚构的履历是用来掩盖他是一名红军军官这一事实的。这使其国际纵队指挥官的身份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实际上，尽管分配给了他这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在苏联的国家机器中并没有实权。[126]
1706405918
1706405919 据孔特雷拉斯说，克莱贝尔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声名鹊起立即引起了米亚哈和卡瓦列罗的妒忌。“他在人民当中的声望害了他。”孔特雷拉斯对我说。[127]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如同证据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克莱贝尔的声望不满，因此，对他的死可能同样负有责任。另外，所有发现自己的历史地位将因克莱贝尔的突然走红而黯然失色的西班牙人全都对他表示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妒忌，民族自尊心也是一个有力的因素。“西班牙共和派的民族自尊心因成功地保卫了马德里而高涨，”弗尔·约翰斯顿在他那部国际纵队史专著中写道，“因此，米亚哈和总参谋部不愿意看到公众的目光如此集中地关注一个外国人。似乎由于这个原因，应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至少是经西班牙共产党同意，[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国际纵队政治部突然将克莱贝尔从马德里调走。”[128]另一方面，孔特雷拉斯说，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将军向米亚哈和罗霍建议把克莱贝尔调走。[129]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个决定可能是戈列夫考虑到西班牙人的自尊心并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国际纵队政治部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值得一提的是，据当时担任国际纵队军需官的路易斯·费希尔说，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有阿尔瓦塞特“屠夫”之称[130]的国际纵队政治部主任安德烈·马蒂与克莱贝尔将军“势不两立”——阿尔瓦塞特是国际纵队的大本营。[131]
[ 上一页 ]  [ :1.706405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