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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比森特·罗霍政治上实际同情哪一方，真相已经与他一起被埋葬在西班牙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获准返回西班牙，一九六六年六［301］月在那里去世。[104]作为共产党第五团的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与罗霍非常熟悉，就连他也承认，共产党对罗霍的忠诚从来没有绝对的把握。[105]尽管热情赞扬了罗霍的军事才能，科利佐夫也对他的政治观点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说到比森特·罗霍，”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过于含蓄，几乎不谈论政治事务，他对热点问题保持沉默，也许他对某些事情从来就不发表意见。我希望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目前的马德里保卫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成就。这比那些来自君主主义旧军队的革命新贵往往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更有分量。罗霍教导士兵，他建立了从人民中选拔的军官骨干队伍。……应当写一些关于为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的新型军事艺术的新书。比森特·罗霍会写。还应当写一些关于他的书。”[106]无论罗霍个人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对工作的全力投入，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在不掌握军队控制权的情况下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合作，尤其是在战争后期，所有这些使其他考虑不是问题。很快，他从少校晋升为中校，接着是上校，最终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晋升为将军。[107]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成为总参谋长，[108]在这个岗位上，据一位言之有据的职业军官同事证实，他尽其所能加强了共产党在军队中支配地位。[109]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沦陷、左派的军队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以后为止。确信已经战败的他拒绝跟随共产党控制的内格林政府返回中部地区。这是他在两年多稳定而密切的合作期间唯一一次与共产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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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罗霍在内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不能忽视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所提供的证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尔塞斯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当时他为共产党效力。[110]一九七四年接受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加尔塞斯说：“毫无疑问，罗霍按照共产党人的规矩办事。他对他们完全认同，已经达到希望入党的程度。内格林与他交换意见，不允许他这样做。一九三八年秋天内格林对他说：‘在我们为得到援助正与英国人谈判的关键时刻，你不能成为共产党员。’”[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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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某些历史学家忽视内战期间罗霍采取的亲共立场[112]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的天主教信仰，不顾对自己的致命危险，他公开承认这一点。[113]此外，内战之前就认识罗霍的职业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说，他不喜欢阿萨尼亚，“他的政治观点显然与左派相去甚远”。[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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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第五团团长的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罗霍与众不同的情况：“罗霍绝不可能在政治上理解［302］共产党。他之所以接受共产党，因为他认为，它不仅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且是一支军事力量；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正确行事，党将保护他不受任何人和事物的伤害。但他不是共产党员，永远也不可能是。他盲目地相信上帝，因此，他是一个怀着某种神圣感笃信宗教的人，以致不顾身为一名激进的天主教徒当时使他处于致命危险的现实，并不隐瞒自己的信仰。”[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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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霍确实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没有身份标签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为共产党效力。内战初期，当第五团团长卡斯特罗派一个民兵前去伺候罗霍时，他吩咐说：“我们需要他。他可能对党非常有用。”“可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那个民兵表示反对。“也许原因就在于此。”卡斯特罗回答道。[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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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关于比森特·罗霍的尖锐深刻的文字中，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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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出现在脑海里：与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罗霍为什么屈从于他们呢？有人说他是随遇而安。这个答案似乎过于草率。我们已经提到一种说法，断言他实际上是他为之而战的那一方的“囚犯”。……如果真的是共产党人建议任命他为马德里保卫战的参谋长以及后来的总参谋长，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出于对国内尤其是国外舆论的考虑，他们一直热衷于维持一个民主政府的门面。莫非他们[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对使军队里有一个不问政治、信奉天主教并且稳居最高职位的军官感兴趣？……这一切有助于他们显示一种民主的外表，同时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可能罗霍受到了压力，更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屈服。正如我们所知，罗霍是西班牙军人联盟的成员。另一些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枪毙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感到不屈服不行，这使得共产党人有机会既利用他的军事才能又利用他的个人特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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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霍对保卫马德里的巨大贡献不仅被对米亚哈的宣传所遮蔽，而且因富有个人魅力的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率领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戏剧性地登场而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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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联报纸《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克莱贝尔的真名是曼弗雷德·扎尔曼诺维奇·斯特恩，[118]他的化名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军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显然，这在苏联官方保持沉默的近三十年中还是第一次，其间没有任何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源曾经透露过他的全名，只有苏联叛逃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九年准确地说出克莱贝尔姓斯特恩。[119]如同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现在已经弄清的是，他并不是某些历史学家误认为的[120]那个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将军，后者从一九三七［303］年五月开始担任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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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熟悉克莱贝尔的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121]一九三六年九月这位将军从苏联来到西班牙，暂时与当时开赴阿尔瓦塞特的第五团一起行动，他在阿尔瓦塞特帮助组建了国际纵队最初的部队（第十一旅和第十二旅）并于十一月八日开进马德里。在马德里，他被派往最危急的前线阵地——大学城和田园之家。没过几天，他的声望超过了米亚哈。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证实，克莱贝尔是“马德里真正的保卫者”并且创造了国际纵队不可战胜的传奇，他“上百次冒着生命危险[并且]具有西班牙英雄所必不可少的魅力”。[122]“马德里人认为他相貌英俊，”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负责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他们毫无语言困难地记住了他的名字。他们在说出这个名字时通过自我暗示赋予他最高尚的美德和最强大的力量。他的名字使所有人都黯然失色。”[123]在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台尔曼（35）营担任营长的德国共产党作家路德维希·雷恩比克莱贝尔晚几天到达马德里，他发现，报纸“充满了关于第十一旅和克莱贝尔将军的报道，一周前还不为人知的克莱贝尔现在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人。他击退了佛朗哥最精锐的部队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124]外国新闻界也对克莱贝尔大加赞扬。“他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赫伯特·马修斯回忆说，“我们都突出地宣传报道他——因为他实至名归。”[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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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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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访和特写，作为激动人心的风云人物，克莱贝尔被介绍给世界，他注定要在西班牙和世界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体型相貌给这一段传奇增添了色彩。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浓密的灰发使他看上去不像四十一岁。介绍给世界的克莱贝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一个入了加拿大国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人，作为俄国的奥地利战俘，他参加白卫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最后才改信共产主义。……我认识克莱贝尔及其妻子儿女和兄弟许多年了。他实际上姓斯特恩，出生于布科维纳。……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现役军官，被沙皇的军队俘虏，然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战俘营。苏维埃革命之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后来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一九二四年从那里毕业。我们在总参谋部情报局短暂共事过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克莱贝尔被派往共产国际的军事部门。……他曾为共产国际去中国执行过秘密任务。克莱贝尔从没有去过加拿大，也从［304］没有参加过白卫军。这些虚构的履历是用来掩盖他是一名红军军官这一事实的。这使其国际纵队指挥官的身份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实际上，尽管分配给了他这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在苏联的国家机器中并没有实权。[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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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孔特雷拉斯说，克莱贝尔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声名鹊起立即引起了米亚哈和卡瓦列罗的妒忌。“他在人民当中的声望害了他。”孔特雷拉斯对我说。[127]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如同证据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克莱贝尔的声望不满，因此，对他的死可能同样负有责任。另外，所有发现自己的历史地位将因克莱贝尔的突然走红而黯然失色的西班牙人全都对他表示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妒忌，民族自尊心也是一个有力的因素。“西班牙共和派的民族自尊心因成功地保卫了马德里而高涨，”弗尔·约翰斯顿在他那部国际纵队史专著中写道，“因此，米亚哈和总参谋部不愿意看到公众的目光如此集中地关注一个外国人。似乎由于这个原因，应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至少是经西班牙共产党同意，[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国际纵队政治部突然将克莱贝尔从马德里调走。”[128]另一方面，孔特雷拉斯说，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将军向米亚哈和罗霍建议把克莱贝尔调走。[129]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个决定可能是戈列夫考虑到西班牙人的自尊心并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国际纵队政治部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值得一提的是，据当时担任国际纵队军需官的路易斯·费希尔说，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有阿尔瓦塞特“屠夫”之称[130]的国际纵队政治部主任安德烈·马蒂与克莱贝尔将军“势不两立”——阿尔瓦塞特是国际纵队的大本营。[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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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对克莱贝尔的攻击是比森特·罗霍发起的，然而不一定是受到了指使。根据他本人谨慎的说法判断，在克莱贝尔事件中，他似乎得到戈列夫的大力支持；[132]另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科利佐夫使他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一直没有受到西班牙新闻界的关注。新闻界的忽视必定极大地伤害了这个为组织马德里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并且解释了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英勇的西班牙》一书中完全无视克莱贝尔的存在的原因，尽管这本书列出了马德里前线各个防御阵地上的西班牙指挥官的姓名。[133]当然，罗霍不可能忘记克莱贝尔。实际上，在克莱贝尔到达马德里仅仅十八天后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写给米亚哈将军的一封信中，罗霍谴责了对克莱贝尔“言过其实”的宣传及其“人为的”声誉和“虚假的”指挥才能。他认为：“克莱贝尔的部队正在浴血奋战，但仅此而已，不是由他指挥的其他部队也在浴血奋战。”另外，他指责克莱贝尔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不真实、不服从命令而且怀有政治野心，他还警告米亚哈提防“可［305］能使你丢掉职务的暗中操作，你的部下都能看到，你正在积极地履行职务”——三十一年过后，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一书中，他第一次公布了这封信。[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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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霍究竟是主动出击，还是事先知情，甚至是受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怂恿，这可能永远无法证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几乎不提克莱贝尔对保卫马德里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就连最受公众关注的马德里前线共产党民兵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还有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尽管他们在回忆录中用大量篇幅回忆了首都的保卫战，可是都对克莱贝尔避而不谈。[135]甚至在事情过去三十一年之后，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只用几行文字含糊其辞地提到克莱贝尔，却不吝篇幅地赞扬罗霍。[136]所有这些证据都支持了以下怀疑：与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相比，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更多地参与操作了克莱贝尔的调动。因此，难以赞成弗朗茨·博克瑙一九三七年提出的说法：克莱贝尔的失势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米亚哈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造成的，他们怀疑他正在策划一场由国际纵队支持的共产党政变。[137]多年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在没有充分可靠证据的情况下重复了这一说法。[138]正当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中劝告后者尽量“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认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之际，以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离开前线发动一场反政府政变的主意与共产党人为在西班牙控制政府所设计的更阴险的计划完全不符。就连博克瑙似乎也怀疑自己的说法的合理性，尽管他没有说明原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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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离马德里之后，克莱贝尔暂时退隐于巴伦西亚，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向他提供的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马拉加前线的次要职位[140]之后，一九三七年夏天，在没有进行以前那种宣传的情况下，他出现在阿拉贡前线指挥第四十五师，没过多久，当时的总参谋长罗霍将他从那里调走。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罗霍找到一些调动克莱贝尔的理由。他不想离开，非常烦恼和悲伤。”[141]此后不久他被召回了苏联。尽管传说他被枪毙了，[142]但是，直到二十八年后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在《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上发表，他遭到清洗这一事实才得到了铁幕后面的消息来源的证实。“他的命运是个悲剧。”文章写道，“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他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和判决。他死在一个[劳改]营里，后来[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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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利奥·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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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号《新世界》，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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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克托·德·弗鲁图斯，《没有输掉内战的人》，第5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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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阿尔瓦罗·梅嫩德斯的采访。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梅嫩德斯是运气不佳的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该运动会原定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巴塞罗那举行以抗议在德国举行奥运会，但因爆发军事叛乱被取消了。他是内战初期仓促拼凑的“机枪摩托营”营长古斯塔沃·杜兰的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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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森特·布罗姆，《国际纵队》，第77—78页。另请参阅安德鲁·卡斯特尔斯《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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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六日《胜利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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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国作家伯纳德·诺克斯本人就是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成员，他写道：“第十一旅三个营的人数被认为在一千七百至三千五百人之间；最可能的人数是一千九百人，但是，从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因为这个旅没有作战行动记录，没有正规的身份文件。唯一得到普遍认可的统计资料是死伤人员清单：到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半以上的人都伤亡了，当时佛朗哥停止了第一轮攻势。英国排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十一月八日我们有十六条壮汉，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八个牺牲，三个重伤。”（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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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也是担任台尔曼营营长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雷恩告诉我的大概人数。台尔曼营是组成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三个营之一，另外两个营是法国—比利时营和加里波第营，后者由兰多尔福·帕恰尔迪率领（见兰多尔福·帕恰迪尼《加里波第营》）。第十二旅由匈牙利小说家扎尔卡·马泰指挥，他在西班牙被称为卢卡契将军，一九三七年六月战死于阿拉贡前线（见米哈伊尔·季霍米罗夫《卢卡契将军的故事》，第361—365页和[第十二旅政治委员]古斯塔夫·雷格勒的《密涅瓦的鸱鸮：古斯塔夫·雷格勒自传》，第312页，雷格勒在同一场战斗中负伤）。扎尔卡的苏联顾问巴托夫将军也负了伤（《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308页）。雷恩说第十二旅的规模“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人之间”。这些数字摘自他的日记，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遇见他时，他将其中的一部分（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念给我听。我所做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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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412—413页。一名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的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成员作为目击者描述了这场战斗并且赞扬了国际纵队，见埃内斯托·门德斯·卢恩戈《黎明的风暴：马德里的史诗》，第167—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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