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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对克莱贝尔的攻击是比森特·罗霍发起的,然而不一定是受到了指使。根据他本人谨慎的说法判断,在克莱贝尔事件中,他似乎得到戈列夫的大力支持;[132]另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科利佐夫使他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一直没有受到西班牙新闻界的关注。新闻界的忽视必定极大地伤害了这个为组织马德里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并且解释了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英勇的西班牙》一书中完全无视克莱贝尔的存在的原因,尽管这本书列出了马德里前线各个防御阵地上的西班牙指挥官的姓名。[133]当然,罗霍不可能忘记克莱贝尔。实际上,在克莱贝尔到达马德里仅仅十八天后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写给米亚哈将军的一封信中,罗霍谴责了对克莱贝尔“言过其实”的宣传及其“人为的”声誉和“虚假的”指挥才能。他认为:“克莱贝尔的部队正在浴血奋战,但仅此而已,不是由他指挥的其他部队也在浴血奋战。”另外,他指责克莱贝尔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不真实、不服从命令而且怀有政治野心,他还警告米亚哈提防“可[305]能使你丢掉职务的暗中操作,你的部下都能看到,你正在积极地履行职务”——三十一年过后,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一书中,他第一次公布了这封信。[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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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霍究竟是主动出击,还是事先知情,甚至是受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怂恿,这可能永远无法证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几乎不提克莱贝尔对保卫马德里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就连最受公众关注的马德里前线共产党民兵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还有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尽管他们在回忆录中用大量篇幅回忆了首都的保卫战,可是都对克莱贝尔避而不谈。[135]甚至在事情过去三十一年之后,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只用几行文字含糊其辞地提到克莱贝尔,却不吝篇幅地赞扬罗霍。[136]所有这些证据都支持了以下怀疑:与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相比,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更多地参与操作了克莱贝尔的调动。因此,难以赞成弗朗茨·博克瑙一九三七年提出的说法:克莱贝尔的失势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米亚哈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造成的,他们怀疑他正在策划一场由国际纵队支持的共产党政变。[137]多年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在没有充分可靠证据的情况下重复了这一说法。[138]正当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中劝告后者尽量“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认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之际,以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离开前线发动一场反政府政变的主意与共产党人为在西班牙控制政府所设计的更阴险的计划完全不符。就连博克瑙似乎也怀疑自己的说法的合理性,尽管他没有说明原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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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离马德里之后,克莱贝尔暂时退隐于巴伦西亚,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向他提供的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马拉加前线的次要职位[140]之后,一九三七年夏天,在没有进行以前那种宣传的情况下,他出现在阿拉贡前线指挥第四十五师,没过多久,当时的总参谋长罗霍将他从那里调走。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罗霍找到一些调动克莱贝尔的理由。他不想离开,非常烦恼和悲伤。”[141]此后不久他被召回了苏联。尽管传说他被枪毙了,[142]但是,直到二十八年后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在《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上发表,他遭到清洗这一事实才得到了铁幕后面的消息来源的证实。“他的命运是个悲剧。”文章写道,“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他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和判决。他死在一个[劳改]营里,后来[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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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利奥·阿罗斯特吉·桑切斯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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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号《新世界》,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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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克托·德·弗鲁图斯,《没有输掉内战的人》,第5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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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阿尔瓦罗·梅嫩德斯的采访。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梅嫩德斯是运气不佳的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该运动会原定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巴塞罗那举行以抗议在德国举行奥运会,但因爆发军事叛乱被取消了。他是内战初期仓促拼凑的“机枪摩托营”营长古斯塔沃·杜兰的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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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森特·布罗姆,《国际纵队》,第77—78页。另请参阅安德鲁·卡斯特尔斯《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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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六日《胜利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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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国作家伯纳德·诺克斯本人就是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成员,他写道:“第十一旅三个营的人数被认为在一千七百至三千五百人之间;最可能的人数是一千九百人,但是,从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因为这个旅没有作战行动记录,没有正规的身份文件。唯一得到普遍认可的统计资料是死伤人员清单:到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半以上的人都伤亡了,当时佛朗哥停止了第一轮攻势。英国排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十一月八日我们有十六条壮汉,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八个牺牲,三个重伤。”(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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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也是担任台尔曼营营长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雷恩告诉我的大概人数。台尔曼营是组成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三个营之一,另外两个营是法国—比利时营和加里波第营,后者由兰多尔福·帕恰尔迪率领(见兰多尔福·帕恰迪尼《加里波第营》)。第十二旅由匈牙利小说家扎尔卡·马泰指挥,他在西班牙被称为卢卡契将军,一九三七年六月战死于阿拉贡前线(见米哈伊尔·季霍米罗夫《卢卡契将军的故事》,第361—365页和[第十二旅政治委员]古斯塔夫·雷格勒的《密涅瓦的鸱鸮:古斯塔夫·雷格勒自传》,第312页,雷格勒在同一场战斗中负伤)。扎尔卡的苏联顾问巴托夫将军也负了伤(《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308页)。雷恩说第十二旅的规模“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人之间”。这些数字摘自他的日记,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遇见他时,他将其中的一部分(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念给我听。我所做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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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412—413页。一名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的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成员作为目击者描述了这场战斗并且赞扬了国际纵队,见埃内斯托·门德斯·卢恩戈《黎明的风暴:马德里的史诗》,第167—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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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罗纳德·弗雷泽那部口述史《流血的西班牙》中,他引述了一个马德里人的话:“那是我们喜欢俄国人的时刻。看到那些苏联战斗机在空中击落德国飞机美妙极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呼鼓掌的人。俄国人参加了我们的保卫战,我们非常同情苏联。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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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伯特·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西班牙内战的重要史诗,1936—1937》,第144页。国际纵队的传奇肯定不是这么一本书所能描述的。人们就这一主题写了成百上千本书和大量文章,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文森特·布罗姆的《国际纵队》、弗尔·B.约翰斯顿的《巴别尔军团: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和R.丹·理查森的(最新而且引证最充分的著作)《共产国际的军队:国际纵队与西班牙内战》值得推荐。由于略去了大量详细说明与描述的材料,《巴别尔军团》被编辑删改得面目全非,不过幸运的是,该书原稿的一份副本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中。这三部著作包含了大量关于国际纵队的有价值的信息,它们成为许多书籍的参考书目,例如罗伯特·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和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参战的准确日期仍未确定。布罗姆(《国际纵队》,第80页)、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第66—67页)、理查森(《共产国际的军队》,第81页)、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412—413页)和维托里奥·维达利(《西班牙的漫长战斗》,第203页)认为它在十一月八日晚上第一次受到攻击,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168页)提供的也是这个日期;但是,约翰斯顿(《巴别尔军团》,第168页,注释23)列出证据(包括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治委员路易吉·隆哥提供的证据),把第十一旅参战的日期估计为十一月九日。除了这种分歧之外,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明确表示,第十一旅在十一月十日之前没有参战(《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22页)。不过,安德鲁·卡斯特尔斯(《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161—162页,注释7)指责罗霍“歪曲”事实。围绕着是不是国际纵队拯救了马德里这一富有争议的问题而出现的各种不同看法,实例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70—171页;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84页,他认为不是。另请参阅弗尔·约翰斯顿《巴别尔军团》,第56页和第171页注释40;一方面,他引述了路易斯·费希尔、古斯塔夫·雷格勒和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等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纵队“的确拯救了马德里”;另一方面,他引述了彼得罗·南尼、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和汤姆·温特林厄姆等人的看法,他们“同意国际纵队只是几个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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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费德里科·布拉沃·莫拉塔,《马德里史》,第三卷,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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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桑多尔·沃罗斯,《美国政委》,第283页。阿尔瓦·贝西是亚伯拉罕·林肯营的一名老兵,在西班牙战场上出生入死无数次却从未提到过隐藏在“人民阵线”和“民主”这些口号后面的极权主义目标,但是,即使像他这样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免谈及当初的革命幻想,为了这些幻想,许多外国共产党人在西班牙作战并死在那里。“在以前的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一群人,”他在一九三九年写道,“他们来自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手工劳动者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农民,自发地组成一支国际志愿军。正是这支军队的存在保证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情谊,它在西班牙这场内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证明这些人做的是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那个世界的事情。”(阿尔瓦·贝西,《战斗的人们》,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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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威廉·赫里克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和二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赫里克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向纽约州劳登维尔锡耶纳学院提交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在国际纵队的战友几乎全部都是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徒,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渗透了我们的一生,但是只有几个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其中的一个)承认,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地区的革命——它们由受到嘲笑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并且得到受到敌视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的支持——正是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似乎是忠于共产党和约瑟夫·斯大林而不是忠于我们的理想。”这篇论文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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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米亚哈将军十一月六日致罗霍的公函的原文,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其的任命通知后者(见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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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上尉,《保卫马德里》,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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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塞西尔·D.伊比,《围城》,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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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574—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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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号《新世界》,第86页。关于对罗霍的其他赞扬,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29页;另外,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证实,马德里保卫战的“实际组织工作”是罗霍进行的(雷格勒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罗霍非凡的才能和工作能力以及他在保卫马德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请参阅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574—575和642页。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尽管他在第一卷中热情赞扬了罗霍,但是,第二卷(第1808页)提到罗霍时,在没有适当说明的情况下,萨拉斯·拉腊萨瓦尔使用了“被高估的比森特·罗霍”和“他的平庸”之类贬义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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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33—34页。罗霍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见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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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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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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