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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津、戈列夫、帕夫洛夫、斯穆什克维奇和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斯穆什克维奇的Е.С.普图欣，[21]还有同一时间接替别尔津、在西班牙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22]均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间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害。“在此期间，”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的谴责斯大林的著名讲话中宣称，“在西班牙和远东获得了军事经验的指挥员骨干几乎全部被清洗。”[23]据竟然免遭清洗的伊利亚·爱伦堡说，许多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指挥官“随后几年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24]路易斯·费希尔把处决他们归因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与红军之间“长期的激烈竞争”，红军不满自己“受到部队中不明人员的暗中监视，监视者搜集真假情报供内务人民委员部滥用。……这种状况早在西班牙内战之前就已存在，内战只不过加剧了这种状况而已。在西班牙的苏联军官告诉我，他们始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随意摆布’和‘暗中监视’。他们向斯大林发泄自己的不满，结果却被处决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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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苏联记者的命运好不了多少。《消息报》的爱伦堡，塔斯社的米罗娃和《真理报》的科利佐夫，这三个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著名记者都是犹太人，他们当中只有爱伦堡幸免于难。米罗娃在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后被逮捕，[26]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至于科利佐夫，他既是杰出的记者和文人，又是斯大林在西班牙的私人代表，每天要从马德里通过电话与这位苏联独裁者讨论一两次西班牙的形势，[27]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他在一九三八年被捕，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死于监禁中，死后名誉得到恢复。[28]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三卷收入了科利佐夫的条目，然而，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亡之前准备出版的第二版第二十二卷中，他的条目被删掉了。他的文集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间出版，当时他仍然深受斯大林的宠爱，但是，直到这位独裁者死了四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他的文集才得以再版。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科利佐夫的弟弟Б.Е.叶菲莫夫在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作家》（《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第一卷的科利佐夫条目中说，他“死于暗藏的人民敌人的罪恶之手”。[29]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六年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苏维埃俄罗斯散文作家》（《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и—прозаики》）更加直言不讳：“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期，当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成为暴政和专制的受害者时，他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戛然而止。”[30]不过，受后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比较温和的态度的影响，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十二卷虽然恢复了科利佐夫的条目，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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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返回苏联之后科利佐夫并没有立即被捕，因为他在当年五月探望了路易斯·费希尔。“他仍‘一切正常’。”费希尔在一九四一年写道，“这也是他竟敢来看我的原因。同一年[一九三八年]他遭到清洗。他［309］的文章和书籍不再发表和出版，他的朋友大部分都认为他被枪毙了。他可能是仅次于拉狄克（36）的最有影响的苏联记者。顺便说一下，科利佐夫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卡尔科夫’。科利佐夫对西班牙充满了感情。但是，在与陌生人交谈时，他把自己隐藏在一团烟幕中，因而产生了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同样冷漠的文字——编辑的废话和文章的糊弄。这使他显得华而不实，玩世不恭。”[31]英国作家克劳德·科伯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伦敦的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记者，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他在退出英国共产党之后所写的自传里对科利佐夫作了下面这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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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他是《真理报》的主笔，更重要的是，他在那一段时间还是斯大林本人的好友、喉舌和直接代理人。他是一个粗壮的小个子犹太人……有一颗硕大的脑袋和一张我曾见过的表情最为丰富的脸。他的脸上经常露出一种极其快乐的表情——和一种强烈的期待，尽管环境令人沮丧，他仍然期待你和其他所有人尽力使事情更加有趣。他说话尖酸刻薄[他曾经是莫斯科的讽刺周刊《鳄鱼》的编辑]，[32]对其认为平庸无能甚或只是华而不实的人冷酷无情。不太了解他的人——尤其是那些非俄罗斯人——认为他的谈吐、他讲的辛辣尖刻的犹太笑话以及他对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和事的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在我看来，把一个对生活怀有如此炽热感情的人说成“玩世不恭”绝不会是恰当的。实际情况可能是，因为其含有或可能含有的某种意思，人们生硬地使用了这个词，但这样使用并不正确，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33]……当西班牙内战走向可怕的结局而支持共和派的欧洲各国人士真正变得玩世不恭、心灰意冷、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信心和热情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与科利佐夫交谈。……他是一个能够看出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人，他想象得到半数高喊的口号是空话，许多著名的英雄不是滥竽充数就是江湖骗子，但这不会让他烦恼，也不会减弱他的精力和热情。……科利佐夫曾经让我担任《真理报》驻伦敦记者。这个职务我只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没过不久就传出了他消失的消息。作为他个人任命的人，我只能不声不响地离职。我不知道科利佐夫哪一天在莫斯科出了事或者据说出了事。他的垮台——以及据人们推测他被处决——发生在他位高权重的时候，因此，许多人听说之后无法相信。他们散布消息说，他被作为高级特工以另一个名字派往中国。他的许多朋友多年来始终对此深信不疑，一厢情愿地安抚自己悲伤的心情。他出事的消息使另一些朋友方寸大乱，他们变得心灰意冷，彻底变成玩世不恭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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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以最高顾问的身份在西班牙工作的苏联高级［310］军官中，只有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苏联的别尔津和戈列夫是内战期间遭到清洗的。其他人是后来遭到清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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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联名人录》记载，别尔津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当年死于监禁中。[35]不过，《苏联军事百科全书》（《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36]和《苏联大百科全书》[37]说他死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尽管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源多年以后才证实他遭到了清洗，例如，伊利亚·爱伦堡在一九六三年、[38]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共青团真理报》[39]和一九七〇年苏联出版的《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40]曾经分别予以证实，但是，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声称他消失了。[41]鉴于现在已经知道，内务人民委员会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且克里维茨基对苏联的秘密警察了如指掌，所以，他揭露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具有不容否认的可信度，尽管人们还记得，当年由于共产党人为把他打成江湖骗子而开展的造势宣传，他的揭露被斥为谎言。实际上，克里维茨基揭露的事情为扬·别尔津和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遭到清洗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理的解释，后者是胡安·内格林的财政事务顾问，与别尔津一样，他们似乎都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克里维茨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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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津将军担任红军军事情报局的负责人达十五年之久。他是拉脱维亚人，十六岁时领导一支游击队与沙皇进行革命斗争。……别尔津加入了托洛茨基指挥的红军并且晋升到红军总司令部里的一个重要的职位。身材魁梧、已生华发、少言寡语、足智多谋的别尔津被斯大林挑选出来组织并指挥[西班牙的]共和派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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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西班牙的首席政治代表是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他是波兰血统。矮小粗壮的他看上去像个商人，名义上是苏联驻巴塞罗那的贸易代表。不过，斯塔舍夫斯基也曾在红军里供职。他辞去军队的职务接受了整顿苏联皮革工业的任务。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斯大林立即派他去控制西班牙共和派的政治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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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三月，我看到别尔津将军写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一份秘密报告。[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也看到了这份报告。……别尔津报告说，我国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42]的特工正以擅自干涉政府事务并且刺探政府情报的方式损害苏联在西班牙的威信。他最后要求，立即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从西班牙召回。“别尔津完全正确。”我看完这份报告之后斯卢茨基对我说。斯卢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外部门的负责人，他接着说，我们的人在西班牙的行为好像他们是在一个殖民地，甚至对待西班牙领导人都像殖民者对待土著一样。当我问他将对奥尔洛夫采取什么措施时，斯卢茨基说，那要由叶若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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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叶若夫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清洗的总指挥，他本人就是把西班牙当作苏联的一个省看待的。另外，别尔津在苏联各地的一些红军战友已经被捕，因此，别尔津本人的性命也不比别人更安全。由于他的许多战友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他提交的任何报告都将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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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斯塔舍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汇报西班牙的形势。尽管他是一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名僵化正统的共产党员，斯塔舍夫斯基也觉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共和派控制区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像别尔津将军一样，他反对苏联人在西班牙领土上采用的专横的殖民主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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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舍夫斯基不喜欢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托洛茨基分子”，因此赞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待他们的方式，但是他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当尊重西班牙合法的政治党派。他小心翼翼地暗示，斯大林也许可以改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西班牙政策。“大老板”假装同意他的看法，斯塔舍夫斯基相当得意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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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斯塔舍夫斯基和别尔津两人被召回莫斯科，接着便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销声匿迹。克里维茨基说他们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被召回的，他还说，当时人在巴黎的斯塔舍夫斯基的妻子告诉他，她丈夫和别尔津将军“曾路过巴黎，但只是在匆忙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停下来换车”。克里维茨基还说：“处决红军的重要指挥官对别尔津是一种不祥之兆。与斯塔舍夫斯基一样，自从大约二十年前苏维埃革命爆发以来，他与被清洗的那些政委和将军关系密切。实际上，他在西班牙的功绩及其绝对服从的耿耿忠心一点用处也没有。”[44]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里维茨基明显地把别尔津和斯塔舍夫斯基的命运与他们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做法提出批评联系起来——至少部分联系起来；尽管一九三八年叛逃的奥尔洛夫到达美国之后肯定知道克里维茨基对他的指责；尽管人们还会记得，他在一九六八年回答斯坦利·佩恩提出的问题时特意诋毁了克里维茨基，但是，在《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他对克里维茨基的指责只字不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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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戈列夫将军，爱伦堡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他的“命运”，[46]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担任苏联大使馆海军武官和西班牙共和国舰队顾问、人称科利亚的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47]在其一九六六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书中说，戈列夫受到了“镇压”，但是没有说明时间。[48]“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奥尔洛夫写道，“戈列夫是在刚刚获得列宁勋章两天之后被捕的，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为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杰出贡献而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向他颁发了这枚勋章。这个插曲表明，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知道谁被列入了死亡名单，处决的事情仅仅由两个人来决定：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除了证实戈列夫和别尔津遭到逮捕并且未经审判被处决之外，奥尔洛夫还提供了部队指挥官科列夫和瓦卢亚的名［312］字，他说，他们“帮助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军队”，是一九三七年被从西班牙召回莫斯科之后处决的“许多苏联军官”中的两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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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九三七年遭到清洗的别尔津和戈列夫，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在西班牙作战的其他苏联高级军官大部分在内战结束两年后的一九四一年——德国当年入侵了苏联——被害，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沃罗诺夫在国防部担任过一些高级职务，包括炮兵科学院院长；[50]库利克直到一九五〇年还活着；[51]库兹涅佐夫成为苏联海军的主要指挥官并且担任过海军部第一副部长。[52]据《苏联名人录》记载，施特恩和斯穆什克维奇当年十月死于监禁，普图欣则在六月被处决。[53]同样为《苏联名人录》所记载，三个人均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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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书中，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苏联飞机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对斯穆什克维奇被清洗的原因给予了某种解释。“尽管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我们的战斗机仍被证明没有德国战斗机速度快，尤其是在武器的口径和射程方面相形见绌。我们的SB型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不能飞行，而我们的战斗机不如德国战斗机，无法提供有效的掩护。无论共和国飞行员的英雄气概多么伟大，最终要看的还是作战物资的质量。出现的情况令人不快，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莫名的意外，尤其是在它成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飞行记录之后。然而情况的确是：我们肯定落在了我们的潜在敌人希特勒德国的后面。……斯大林对我们在西班牙的挫折痛心疾首。于是，他把不满和愤怒发泄在那些不久前还被视为英雄并且正在享受他们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人身上。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斯穆什克维奇和雷恰戈夫，两人均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后来都蒙冤而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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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穆什克维奇最终确实是被斯大林枪毙的，但是并不能肯定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是其部分缘由，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回到莫斯科之后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并于一九四〇年被提拔到空军监察长的职位上。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二战期间苏军在前线一败涂地时，他才被处决。[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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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一九四一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苏联坦克部队指挥官帕夫洛夫将军遭到清洗，用爱伦堡的话说就是，加入了“被自己人毫无道理地消灭了”的那些人的行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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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各种顾问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低级军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死去了，但是，一些人多年后在苏联担任了高级职务，甚至获得显赫的地位。例如，П.巴托夫、И.叶廖缅科、М.亚库［313］申、С.克里沃舍因、А.诺瓦克、Г.普罗科菲耶夫和А.罗季姆采夫成为各级将领，[57]而Р.马利诺夫斯基和К.А.梅列茨科夫则被授予元帅军衔，马利诺夫斯基成为苏联国防部长，梅列茨科夫成为红军总参谋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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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一九三六年十月来到马德里，一九三七年六月返回莫斯科。他在第一混成旅短暂地担任过恩里克·利斯特的顾问；然后成为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顾问，在那期间他被称为彼得罗维奇；最后短期担任米亚哈的顾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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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免遭清洗的低级军官是游击战专家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在西班牙叫作哈伊或克桑季，他后来成为将军。“在马德里的放荡贵族旅馆，海明威遇见我们的士兵。”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他喜欢哈伊这个勇敢冒失的人，哈伊经常深入敌后（他是高加索山区的人，可以轻松地冒充西班牙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讲的许多游击战的事情都是哈伊告诉他的。[60]（幸运的是，哈伊至少活了下来。我后来再次遇见他，真是感到非常高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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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低级军官都这么幸运。作为德国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是著名作家和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他讲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应科利佐夫邀请所参加的一次聚会，苏联代表团的官员在那里聚集一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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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迎接我的是工程师戈尔金。他为我们安装了探照灯，那是我们对付夜间空袭的唯一手段——高射炮还得去国外买。现在他被召回苏联，这是他的欢送会。他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他的工作受到称许，因此，在莫斯科他将得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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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科利佐夫访问了阿尔甘达。他在指挥所的阳台上找到我。他指着我旁边的探照灯问：“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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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金的遗产。”我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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