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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尖声笑着说：“遗产？你这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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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他会出事？”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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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科利佐夫说。……“但是到达之后他会出事。……他将在到达敖德萨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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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我给惊呆了。然后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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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的？是政治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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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科利佐夫说，接着他继续说道，仿佛是在谈论另一个世界，“你为什么这么吃惊？因为昨天的欢送会？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实际上，这是我们为他举办欢送会的原因。……把犯人带上断头台之前，法国人给他一杯朗姆酒。……这几天我们给他喝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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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进入阵地了。”我说，“我感到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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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欧洲人不太容易适应亚洲人的习惯。”科利佐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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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我更喜欢美国人的习惯。”我说，“我要去迎接海明威[他刚来到西班牙，正在前线走访]。……在他身边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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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你一起去。”科利佐夫说，……“大概我也需要呼吸一下西方的民主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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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导致他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的是他的人性。）[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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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这里补充说一下雷格勒向海明威描述的下面这件事，两人因此成为朋友：在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朦胧中看到到处都是敌军的两名志愿军士兵惊慌失措，大声叫喊要其他人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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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到指挥所。……我决定送他们去一个疗养院，我向[国际纵队政委]马蒂报告了此事。他立即回复说他知道一个合适的地方，在埃纳雷斯堡附近。他们被带到了那里，结果，两天之前我听说，他们在那个城堡被一支苏联行刑队枪毙了。“混账！”海明威说着向地上吐了一口痰。这个动作使我成为他的朋友，后来，我不失时机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告诉他我比别人先看到的行动和危机的内幕。我让他知道我们的损失，只要可能让他提前得到消息，我断定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提供与共产党有关的机密材料，尽管他鄙视马蒂那一类共产党人，但他敬重共产党，因为它比其他党派更积极地投入战斗。后来他把我提供的材料用在了《丧钟为谁而鸣》里，结果，无数读者从一部虚构作品冷峻的文字中了解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听说的事情。他以猎人对偷猎者的憎恨描写了暗中监视症，这种苏联梅毒愚蠢地横行，无羞无耻，杀气腾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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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知有多少各级苏联军官从西班牙返回之后遇害，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仍然像它的德国对手一样了解西班牙内战。实际上，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西班牙经验的书涉及“几个从红军为行动做准备的实用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65]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就在西班牙内战使得苏联可以在战场上试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同时，它也成为政治方面的新手段和新策略的试验场。反对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左派人士胡利安·戈尔金写道：“人们经常说，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预演；人们不清楚的是，它还是‘人民民主政体’的第一个试验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经过改善的这种政体战后在十几个国家实行。用来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卫星国的那些人员和手段在西班牙进行了考核和测试。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经验曾经而且将继续具有历史意义和普遍意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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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联官方的《共产国际简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15］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新的民主政体人民阵线是将反法西斯斗争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终极目标[即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联系起来的纽带。对于认识了解革命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时所应采取的方式方法，西班牙经验的意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理解和高度评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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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执行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是在未经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的情况下到来的，但是，主要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却不能说没有得到卡瓦列罗的同意。实际上，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封信——本书曾经引述过其中的一段内容——强调说，派遣军事顾问去西班牙是后者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反复要求”的结果。而且，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到了“我们要求”的那些同志，承认他们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真正的热情和非凡的勇气履行他们的职责”。[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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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双方进行了这种貌似友好的书信往来，尽管斯大林向拉尔戈·卡瓦列罗保证，军事顾问已被“明确要求不得无视这样的事实，……作为在西班牙的外国人，苏联同志只有严格履行顾问的职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69]苏联军官必定行使的权力最终激怒了这位国防部长，并且解释了后来他谴责“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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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米亚哈对苏联人事实上的依赖，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很快出现了意见分歧，这可以从国防部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给将军的一份电报以及将军的回电中看出来。国防部长提醒米亚哈，他应当服从的只是政府发布的命令；米亚哈答复说，他注意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有必要提醒他记住纪律和服从的最基本原则这一事实，他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从未忘记过这一原则，然后，他要求让某个值得拉尔戈·卡瓦列罗信任的人接替他。[70]由于已经获得的声望，米亚哈料到国防部长肯定不会接受他的要求。结果不出他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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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事顾问的行动实际上不受国防部和空军部的约束这一点得到了西班牙空军司令、共产党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71]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及国防部长本人的证实。此外，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我可以明确地说，空军和坦克部队整个内战期间均不在国防部的控制下，因此也不在总参谋部的控制下。国防部长及其参谋人员甚至不知道飞机坦克的数量和种类，只知道用于实际军事行动的那些飞机坦克的情况。同样，国防部［316］长及其参谋人员也不了解战局的发展，甚至不知道暗中存在着许多由‘友好国家的顾问’以及得到他们完全信任的某些空军负责人秘密控制的[飞机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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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苏联顾问人员自行其是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烦恼的也许是，共产党在军队的势力发展壮大，尤其是在中部地区。苏联军官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分配来自苏联的武器补给时对共产党人的明显优待，[73]国际纵队的勇猛无畏，国际纵队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部队胜人一筹的高效率，[74]所有这些均有助于增强共产党的影响力，从而将数量可观的正规军军官吸引到它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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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低估了国际纵队作为西班牙军队的一个榜样所起作用的重要性，[75]它仍然得到充分的承认。例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光明报》写道：“因几百年来的压迫和愚昧而死气沉沉的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这是社会等级制度表明它们完全没有组织能力的结果——必须做出与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一样的超乎常人的努力。智力在学习中得到提高。国际纵队的民兵们有机会在青少年时期培养自己的智力。另一方面，我国的民众却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我们胜利以后，我们将有这种机会，我们的孩子甚至将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正在为此而战；我们可以为此而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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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伦敦《工人日报》派到西班牙的记者写道，“忠于共和国的将军大部分都要求加入共产党，更不用说年轻的共和派军官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它表明了共产党作战行动的有效性。”[77]另外，社会党人历史学家、支持胡安·内格林的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从不翻阅马克思主义宣传品的军官和官员成了共产党员，一些人因为私心，另一些人因为道德缺陷，还有一些人则为被该组织激起的热情所驱使。”[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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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中，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何塞·米亚哈将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随和、衰老的中路军司令部波萨斯将军，他的苏联顾问是后来成为元帅的库利克将军，在西班牙化名库珀尔。在前西共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看来，库利克“粗俗但不讨人嫌”，“高大强壮得令人生畏，让人想到北极熊”。[79]在恩里克·卡斯特罗看来，他“高大粗犷。……他的光头和那张冷酷的大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大喊大叫和他的手，他的两只大手摆动起来就像拉曼查（37）风车的帆一样。他的参谋人员都害怕他”。[80]相比之下，衰老的波萨斯冷漠而且虚弱。他不是咄咄逼人的库利克的对手，情愿让这位苏联将军当家做主，从不去为调整和平时期的生活节奏以适应［317］无情战争的紧急状态费心劳神。“上午要到很晚才能把他叫醒。”库利克将军的副官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和国防部长，他的骨灰现在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下面[81]——回忆说，“他用几个小时梳洗和早餐。饭后听取参谋长汇报。他的参谋长是一名上校，像他一样衰老。他们寒暄几句之后汇报就结束了。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必须说，他坚信自己绝对忠于共和派，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问题。不过，旧军队例行公事的传统严重束缚着他。”[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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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后，波萨斯被任命为国民卫队监察长，由于他努力使这支部队效忠于共和国，从而招致军队中右翼将领的敌视。[83]内战爆发之际，他成为希拉尔政府的内政部长，极力主张把人民武装起来。[84]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中路军司令后，他悄悄加入了共产党，[85]接着，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他指挥东部地区的军队时，他又加入了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86]不过，尽管他是共产党员，但他只是一个具有宣传价值的名人，在党的核心圈子里丝毫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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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军官加入共产党或是受到前面列举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或是因为他们知道党员的身份可以保证他们的部队得到苏联作战物资的补给，[87]而另一些军官却是因为共产党的温和宣传改变了信仰。真心支持共和派的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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