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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各种顾问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低级军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死去了，但是，一些人多年后在苏联担任了高级职务，甚至获得显赫的地位。例如，П.巴托夫、И.叶廖缅科、М.亚库［313］申、С.克里沃舍因、А.诺瓦克、Г.普罗科菲耶夫和А.罗季姆采夫成为各级将领，[57]而Р.马利诺夫斯基和К.А.梅列茨科夫则被授予元帅军衔，马利诺夫斯基成为苏联国防部长，梅列茨科夫成为红军总参谋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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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一九三六年十月来到马德里，一九三七年六月返回莫斯科。他在第一混成旅短暂地担任过恩里克·利斯特的顾问；然后成为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顾问，在那期间他被称为彼得罗维奇；最后短期担任米亚哈的顾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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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免遭清洗的低级军官是游击战专家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在西班牙叫作哈伊或克桑季，他后来成为将军。“在马德里的放荡贵族旅馆，海明威遇见我们的士兵。”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他喜欢哈伊这个勇敢冒失的人，哈伊经常深入敌后（他是高加索山区的人，可以轻松地冒充西班牙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讲的许多游击战的事情都是哈伊告诉他的。[60]（幸运的是，哈伊至少活了下来。我后来再次遇见他，真是感到非常高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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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低级军官都这么幸运。作为德国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是著名作家和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他讲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应科利佐夫邀请所参加的一次聚会，苏联代表团的官员在那里聚集一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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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迎接我的是工程师戈尔金。他为我们安装了探照灯，那是我们对付夜间空袭的唯一手段——高射炮还得去国外买。现在他被召回苏联，这是他的欢送会。他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他的工作受到称许，因此，在莫斯科他将得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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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科利佐夫访问了阿尔甘达。他在指挥所的阳台上找到我。他指着我旁边的探照灯问：“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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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金的遗产。”我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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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尖声笑着说：“遗产？你这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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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他会出事？”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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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科利佐夫说。……“但是到达之后他会出事。……他将在到达敖德萨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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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我给惊呆了。然后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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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的？是政治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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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科利佐夫说，接着他继续说道，仿佛是在谈论另一个世界，“你为什么这么吃惊？因为昨天的欢送会？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实际上，这是我们为他举办欢送会的原因。……把犯人带上断头台之前，法国人给他一杯朗姆酒。……这几天我们给他喝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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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进入阵地了。”我说，“我感到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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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欧洲人不太容易适应亚洲人的习惯。”科利佐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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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我更喜欢美国人的习惯。”我说，“我要去迎接海明威[他刚来到西班牙，正在前线走访]。……在他身边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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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你一起去。”科利佐夫说，……“大概我也需要呼吸一下西方的民主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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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导致他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的是他的人性。）[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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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这里补充说一下雷格勒向海明威描述的下面这件事，两人因此成为朋友：在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朦胧中看到到处都是敌军的两名志愿军士兵惊慌失措，大声叫喊要其他人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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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到指挥所。……我决定送他们去一个疗养院，我向[国际纵队政委]马蒂报告了此事。他立即回复说他知道一个合适的地方，在埃纳雷斯堡附近。他们被带到了那里，结果，两天之前我听说，他们在那个城堡被一支苏联行刑队枪毙了。“混账！”海明威说着向地上吐了一口痰。这个动作使我成为他的朋友，后来，我不失时机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告诉他我比别人先看到的行动和危机的内幕。我让他知道我们的损失，只要可能让他提前得到消息，我断定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提供与共产党有关的机密材料，尽管他鄙视马蒂那一类共产党人，但他敬重共产党，因为它比其他党派更积极地投入战斗。后来他把我提供的材料用在了《丧钟为谁而鸣》里，结果，无数读者从一部虚构作品冷峻的文字中了解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听说的事情。他以猎人对偷猎者的憎恨描写了暗中监视症，这种苏联梅毒愚蠢地横行，无羞无耻，杀气腾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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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知有多少各级苏联军官从西班牙返回之后遇害，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仍然像它的德国对手一样了解西班牙内战。实际上，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西班牙经验的书涉及“几个从红军为行动做准备的实用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65]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就在西班牙内战使得苏联可以在战场上试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同时，它也成为政治方面的新手段和新策略的试验场。反对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左派人士胡利安·戈尔金写道：“人们经常说，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预演；人们不清楚的是，它还是‘人民民主政体’的第一个试验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经过改善的这种政体战后在十几个国家实行。用来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卫星国的那些人员和手段在西班牙进行了考核和测试。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经验曾经而且将继续具有历史意义和普遍意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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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联官方的《共产国际简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315］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新的民主政体人民阵线是将反法西斯斗争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终极目标[即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联系起来的纽带。对于认识了解革命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时所应采取的方式方法，西班牙经验的意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理解和高度评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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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执行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是在未经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的情况下到来的，但是，主要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却不能说没有得到卡瓦列罗的同意。实际上，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封信——本书曾经引述过其中的一段内容——强调说，派遣军事顾问去西班牙是后者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反复要求”的结果。而且，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到了“我们要求”的那些同志，承认他们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真正的热情和非凡的勇气履行他们的职责”。[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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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双方进行了这种貌似友好的书信往来，尽管斯大林向拉尔戈·卡瓦列罗保证，军事顾问已被“明确要求不得无视这样的事实，……作为在西班牙的外国人，苏联同志只有严格履行顾问的职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69]苏联军官必定行使的权力最终激怒了这位国防部长，并且解释了后来他谴责“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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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米亚哈对苏联人事实上的依赖，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很快出现了意见分歧，这可以从国防部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给将军的一份电报以及将军的回电中看出来。国防部长提醒米亚哈，他应当服从的只是政府发布的命令；米亚哈答复说，他注意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有必要提醒他记住纪律和服从的最基本原则这一事实，他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从未忘记过这一原则，然后，他要求让某个值得拉尔戈·卡瓦列罗信任的人接替他。[70]由于已经获得的声望，米亚哈料到国防部长肯定不会接受他的要求。结果不出他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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