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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事顾问的行动实际上不受国防部和空军部的约束这一点得到了西班牙空军司令、共产党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71]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及国防部长本人的证实。此外，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我可以明确地说，空军和坦克部队整个内战期间均不在国防部的控制下，因此也不在总参谋部的控制下。国防部长及其参谋人员甚至不知道飞机坦克的数量和种类，只知道用于实际军事行动的那些飞机坦克的情况。同样，国防部［316］长及其参谋人员也不了解战局的发展，甚至不知道暗中存在着许多由‘友好国家的顾问’以及得到他们完全信任的某些空军负责人秘密控制的[飞机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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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苏联顾问人员自行其是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烦恼的也许是，共产党在军队的势力发展壮大，尤其是在中部地区。苏联军官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分配来自苏联的武器补给时对共产党人的明显优待，[73]国际纵队的勇猛无畏，国际纵队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部队胜人一筹的高效率，[74]所有这些均有助于增强共产党的影响力，从而将数量可观的正规军军官吸引到它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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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低估了国际纵队作为西班牙军队的一个榜样所起作用的重要性，[75]它仍然得到充分的承认。例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光明报》写道：“因几百年来的压迫和愚昧而死气沉沉的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这是社会等级制度表明它们完全没有组织能力的结果——必须做出与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一样的超乎常人的努力。智力在学习中得到提高。国际纵队的民兵们有机会在青少年时期培养自己的智力。另一方面，我国的民众却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我们胜利以后，我们将有这种机会，我们的孩子甚至将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正在为此而战；我们可以为此而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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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伦敦《工人日报》派到西班牙的记者写道，“忠于共和国的将军大部分都要求加入共产党，更不用说年轻的共和派军官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它表明了共产党作战行动的有效性。”[77]另外，社会党人历史学家、支持胡安·内格林的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从不翻阅马克思主义宣传品的军官和官员成了共产党员，一些人因为私心，另一些人因为道德缺陷，还有一些人则为被该组织激起的热情所驱使。”[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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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中，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何塞·米亚哈将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随和、衰老的中路军司令部波萨斯将军，他的苏联顾问是后来成为元帅的库利克将军，在西班牙化名库珀尔。在前西共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看来，库利克“粗俗但不讨人嫌”，“高大强壮得令人生畏，让人想到北极熊”。[79]在恩里克·卡斯特罗看来，他“高大粗犷。……他的光头和那张冷酷的大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大喊大叫和他的手，他的两只大手摆动起来就像拉曼查（37）风车的帆一样。他的参谋人员都害怕他”。[80]相比之下，衰老的波萨斯冷漠而且虚弱。他不是咄咄逼人的库利克的对手，情愿让这位苏联将军当家做主，从不去为调整和平时期的生活节奏以适应［317］无情战争的紧急状态费心劳神。“上午要到很晚才能把他叫醒。”库利克将军的副官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和国防部长，他的骨灰现在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下面[81]——回忆说，“他用几个小时梳洗和早餐。饭后听取参谋长汇报。他的参谋长是一名上校，像他一样衰老。他们寒暄几句之后汇报就结束了。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必须说，他坚信自己绝对忠于共和派，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问题。不过，旧军队例行公事的传统严重束缚着他。”[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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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后，波萨斯被任命为国民卫队监察长，由于他努力使这支部队效忠于共和国，从而招致军队中右翼将领的敌视。[83]内战爆发之际，他成为希拉尔政府的内政部长，极力主张把人民武装起来。[84]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中路军司令后，他悄悄加入了共产党，[85]接着，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他指挥东部地区的军队时，他又加入了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86]不过，尽管他是共产党员，但他只是一个具有宣传价值的名人，在党的核心圈子里丝毫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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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军官加入共产党或是受到前面列举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或是因为他们知道党员的身份可以保证他们的部队得到苏联作战物资的补给，[87]而另一些军官却是因为共产党的温和宣传改变了信仰。真心支持共和派的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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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人是宣传艺术的大师，所以他们能够蒙骗大家。他们的宣传主要是声称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打败佛朗哥进而恢复共和国的法律。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均明确表示忠于共和国政权和宪法，热情之花尤其高调，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努力恢复宪法的尊严。他们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组建一支讲求效率、遵守纪律的军队，它将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纪律涣散的民兵武装。他们适时地喊出这个口号，以致蒙骗了所有人。一些职业军人落入圈套，结果，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所引起的狂热，不少人轻率地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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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除了赢得这场战争别无所求的我本人，我认为，共产党人冠冕堂皇的目标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步骤。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通过宣传只是为了获得军队的控制权，以便利用军队谋取私利。相对于他们的私利，与佛朗哥作战是次要的。这就是促使我反对他们的原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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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军官完全是因为个人动机而被共产党所吸引，尤其是战前无党派的那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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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七月十八日之前无党派的那些忠于共和国的职业军队领导人几乎没有人不屈从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担任共和国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布鲁诺·阿隆索写道，“有些人因为倾向性，另一些人因为意志薄弱，许多人则是因为担心没有政治背景将会导致出现一些针对他们的无法补救的蛮横行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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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提醒你一下，”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告诫国防部的一位军官同事说，“我们生活在陌生的时代，人毫无道理地遭到杀害。我郑重地建议你加入共产党。它需要你，你也需要它。”[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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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支持共和派的大部分记者和作家不了解共产党人控制人民军的目的，或者毋宁说他们担心为敌人的宣传提供材料，但是，约翰·多斯·帕索斯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他感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写道：“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以一种将在欧洲历史令人血脉贲张的片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波澜壮阔的英雄气概保卫自己。此外，在后方，一场几乎像战争一样激烈的斗争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思想之间进行。随着军队的日常需要成为比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激烈斗争更重要的头等大事，共产党渐渐占据上风成为胜利的组织者。在这个高效无情的权力机器面前，具有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观念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步步退却。……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西班牙人民是否愿意为建立这支精锐的新军付出过高的代价，共产党……会不会只是变成一部更庞大的权力机器，这意味着它将是一部庞大的镇压机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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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初，多斯·帕索斯访问西班牙调查他的老朋友何塞·罗夫莱斯的失踪，结果发现后者被苏联人“在内战期间除掉了”。[92]尽管内心深受困扰，他仍然顾虑重重地告诉了认识的所有人。多年后他表现了自己的进退两难，他写道：“如何把它说出来呢？你并不想帮助敌人。……同时你想说出真相。有些事情你感到可疑但是你还不能确定。我对自己说，只描述那些发生的事情。表面发生的事情真实地向你暗示，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私底下起着作用。……我所看见的、我现在知道的是，气息奄奄的自由共和国正在被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前哨阵地所取代。”[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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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军队各个阶层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最终使国防部长失去了耐心的话，那么，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这个神经质的人——即使对待自己的同事他也是性情固执，脾气暴躁，而且据他的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说，他希望亲自指挥掌控一切[94]——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对手的胡搅蛮缠。他用强硬［319］抵挡自己经常承受的压力，这种强硬导致他与苏联将军们以及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屡次发生激烈的冲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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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罗森堡]是一名大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认为，“他表现得更像苏联派到西班牙的总督。他天天来拉尔戈·卡瓦列罗这里巡视，有时由苏联高级文武官员陪同。巡视持续几个小时，在巡视的过程中，罗森堡总是对西班牙的政府首脑指手画脚，试图教给他怎样赢得这场战争。他的建议——实际上是命令——主要是针对军官的。应当解除这个那个将军和上校的职务，同时委派另一些人接替他们。他推荐这些人不是根据他们作为军官的能力，而是根据他们所属的政治派别及其对于共产党人的顺从程度。”[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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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写道：“[罗森堡的]兜里总是装着一叠写有以下或者类似内容的便条：‘应当将某师师长X撤职并且用Z接替他’；‘某部雇员A没有履行职责。应当用B取代他’；‘必须把M抓起来，以叛国罪审判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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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拉基斯塔因说，罗森堡每天去拉尔戈·卡瓦列罗那里巡视时最有可能陪同他的苏联高级官员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毫无疑问，奥尔洛夫严密监视着苏联高级外交官的态度言行，由于他的指挥部设在苏联大使馆里，这个任务很容易完成。因此，可以假定，如果罗森堡不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或者胆敢像克里维茨基证明别尔津将军和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所做的那样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那么，他的反常行为就会立即被报告给莫斯科。这也许解释了奥尔洛夫为什么在他的《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或者流亡美国三十五年间的任何书面口头证词中无论如何也避而不谈罗森堡、斯塔舍夫斯基以及一九三七年二月接替罗森堡的列昂·盖基斯被召回莫斯科的事情——他们全都神秘地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与这三个人有关的苏联方面的原始资料我只找到了爱伦堡的《战争前夕，1933—1941》。爱伦堡在这本书里说，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罗森堡的“命运”。[98]至于斯塔舍夫斯基和盖基斯，阿萨尼亚总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提到，内格林把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当天发来的电报读给他听，大使说，他不知道盖基斯的“情况”，也不知道“另一个与商业和财政问题有关的重要人物[显然指的是斯塔舍夫斯基]”的情况。[99]阿萨尼亚八月六日写道：“仍然不知道……回国休假的盖基斯的下落。”[100]十九年后，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告诉维托里奥·维达利，盖基斯“仍然活着并且已经‘恢复了名誉’”。[101]除了这一段简短的内容，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关于盖基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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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对这些即使不是天天接触也是经常打交道的高级官员的命运［320］讳莫如深必然引起两点疑问。他为什么认为他们被莫斯科召回而且最终消失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呢？他可能对他们被召回负有直接责任因而对他们的消失负有间接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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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罗森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态度如何，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良心许可的情况下，他一直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位文雅而且显然敏感的外交官[102]内心深处对斯大林及其派到西班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所实施的政策的看法，不过，尽管如此，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冲突的激烈程度只有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内阁部长的冲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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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成员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肯定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见证人，据他说，两位共产党人部长与总理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状态”。“非常暴力的场面出现在内阁会议上，此外，拉尔戈·卡瓦列罗还与苏联大使罗森堡先生激烈争吵。我不知道究竟是罗森堡先生的态度反映了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还是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反映了苏联大使的态度。我知道的是……苏联针对总理——或者更应当说是为反对总理——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和来自共产党人部长的压力总是同时出现，而且目的相同。”[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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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的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面对自己的追随者被夺走，面对社会党内温和派固有的敌意，面对自由共和派无声的怨恨，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支持他与顽强的对手抗衡。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谣言开始流传，说他打算组成一个“工会政府”，只包括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三月三日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所刊登的一则简短的报道为这种谣言添枝加叶，报道说，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卡瓦列罗是执委会书记）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正在“频繁举行会谈”，因此，“尽管政治领域的混乱无序愈演愈烈，工会方面正在为一项解决方案奠定基础，它将迅速而彻底地改变现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所刊登的乐观报道进一步为谣言火上浇油，两个曾为竞争对手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即将结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同盟，这将解决根本问题。[104]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可能有过把工会政府作为一种政治求生手段的转瞬即逝的想法，但是，这个谣传中的计划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在三月初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它遭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激烈谴责。“[一个]工会政府……将意味着人民阵线的毁灭并且破坏了西班牙人民的团结。”迪亚斯警告说，“……[任何]企图破坏这种团结的人将被我们英勇的战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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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尽管两个工会组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讨论组成一个工会政府的想法，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之间显然出现了暂时的修好。因此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是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倾向于对他以前的对手采取和解政策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尤其是，这阻止了他按照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对正规军彻底实行军事化。他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这支军队，他知道，自由主义运动对这支军队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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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坦利·温特劳布，《最后的伟大事业：知识分子与西班牙内战》，第235页；另请参阅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2和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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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2和427页。二十八年后，费希尔在一九六九年重申了这一看法（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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