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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人是宣传艺术的大师，所以他们能够蒙骗大家。他们的宣传主要是声称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打败佛朗哥进而恢复共和国的法律。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均明确表示忠于共和国政权和宪法，热情之花尤其高调，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努力恢复宪法的尊严。他们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组建一支讲求效率、遵守纪律的军队，它将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纪律涣散的民兵武装。他们适时地喊出这个口号，以致蒙骗了所有人。一些职业军人落入圈套，结果，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所引起的狂热，不少人轻率地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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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除了赢得这场战争别无所求的我本人，我认为，共产党人冠冕堂皇的目标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步骤。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通过宣传只是为了获得军队的控制权，以便利用军队谋取私利。相对于他们的私利，与佛朗哥作战是次要的。这就是促使我反对他们的原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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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军官完全是因为个人动机而被共产党所吸引，尤其是战前无党派的那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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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七月十八日之前无党派的那些忠于共和国的职业军队领导人几乎没有人不屈从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担任共和国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布鲁诺·阿隆索写道，“有些人因为倾向性，另一些人因为意志薄弱，许多人则是因为担心没有政治背景将会导致出现一些针对他们的无法补救的蛮横行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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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提醒你一下，”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告诫国防部的一位军官同事说，“我们生活在陌生的时代，人毫无道理地遭到杀害。我郑重地建议你加入共产党。它需要你，你也需要它。”[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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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支持共和派的大部分记者和作家不了解共产党人控制人民军的目的，或者毋宁说他们担心为敌人的宣传提供材料，但是，约翰·多斯·帕索斯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他感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写道：“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以一种将在欧洲历史令人血脉贲张的片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波澜壮阔的英雄气概保卫自己。此外，在后方，一场几乎像战争一样激烈的斗争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思想之间进行。随着军队的日常需要成为比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激烈斗争更重要的头等大事，共产党渐渐占据上风成为胜利的组织者。在这个高效无情的权力机器面前，具有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观念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步步退却。……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西班牙人民是否愿意为建立这支精锐的新军付出过高的代价，共产党……会不会只是变成一部更庞大的权力机器，这意味着它将是一部庞大的镇压机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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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初，多斯·帕索斯访问西班牙调查他的老朋友何塞·罗夫莱斯的失踪，结果发现后者被苏联人“在内战期间除掉了”。[92]尽管内心深受困扰，他仍然顾虑重重地告诉了认识的所有人。多年后他表现了自己的进退两难，他写道：“如何把它说出来呢？你并不想帮助敌人。……同时你想说出真相。有些事情你感到可疑但是你还不能确定。我对自己说，只描述那些发生的事情。表面发生的事情真实地向你暗示，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私底下起着作用。……我所看见的、我现在知道的是，气息奄奄的自由共和国正在被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前哨阵地所取代。”[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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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军队各个阶层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最终使国防部长失去了耐心的话，那么，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这个神经质的人——即使对待自己的同事他也是性情固执，脾气暴躁，而且据他的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说，他希望亲自指挥掌控一切[94]——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对手的胡搅蛮缠。他用强硬［319］抵挡自己经常承受的压力，这种强硬导致他与苏联将军们以及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屡次发生激烈的冲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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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罗森堡]是一名大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认为，“他表现得更像苏联派到西班牙的总督。他天天来拉尔戈·卡瓦列罗这里巡视，有时由苏联高级文武官员陪同。巡视持续几个小时，在巡视的过程中，罗森堡总是对西班牙的政府首脑指手画脚，试图教给他怎样赢得这场战争。他的建议——实际上是命令——主要是针对军官的。应当解除这个那个将军和上校的职务，同时委派另一些人接替他们。他推荐这些人不是根据他们作为军官的能力，而是根据他们所属的政治派别及其对于共产党人的顺从程度。”[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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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写道：“[罗森堡的]兜里总是装着一叠写有以下或者类似内容的便条：‘应当将某师师长X撤职并且用Z接替他’；‘某部雇员A没有履行职责。应当用B取代他’；‘必须把M抓起来，以叛国罪审判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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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拉基斯塔因说，罗森堡每天去拉尔戈·卡瓦列罗那里巡视时最有可能陪同他的苏联高级官员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毫无疑问，奥尔洛夫严密监视着苏联高级外交官的态度言行，由于他的指挥部设在苏联大使馆里，这个任务很容易完成。因此，可以假定，如果罗森堡不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或者胆敢像克里维茨基证明别尔津将军和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所做的那样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那么，他的反常行为就会立即被报告给莫斯科。这也许解释了奥尔洛夫为什么在他的《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或者流亡美国三十五年间的任何书面口头证词中无论如何也避而不谈罗森堡、斯塔舍夫斯基以及一九三七年二月接替罗森堡的列昂·盖基斯被召回莫斯科的事情——他们全都神秘地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与这三个人有关的苏联方面的原始资料我只找到了爱伦堡的《战争前夕，1933—1941》。爱伦堡在这本书里说，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罗森堡的“命运”。[98]至于斯塔舍夫斯基和盖基斯，阿萨尼亚总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提到，内格林把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当天发来的电报读给他听，大使说，他不知道盖基斯的“情况”，也不知道“另一个与商业和财政问题有关的重要人物[显然指的是斯塔舍夫斯基]”的情况。[99]阿萨尼亚八月六日写道：“仍然不知道……回国休假的盖基斯的下落。”[100]十九年后，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告诉维托里奥·维达利，盖基斯“仍然活着并且已经‘恢复了名誉’”。[101]除了这一段简短的内容，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关于盖基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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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对这些即使不是天天接触也是经常打交道的高级官员的命运［320］讳莫如深必然引起两点疑问。他为什么认为他们被莫斯科召回而且最终消失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呢？他可能对他们被召回负有直接责任因而对他们的消失负有间接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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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罗森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态度如何，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良心许可的情况下，他一直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位文雅而且显然敏感的外交官[102]内心深处对斯大林及其派到西班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所实施的政策的看法，不过，尽管如此，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冲突的激烈程度只有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内阁部长的冲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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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成员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肯定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见证人，据他说，两位共产党人部长与总理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状态”。“非常暴力的场面出现在内阁会议上，此外，拉尔戈·卡瓦列罗还与苏联大使罗森堡先生激烈争吵。我不知道究竟是罗森堡先生的态度反映了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还是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反映了苏联大使的态度。我知道的是……苏联针对总理——或者更应当说是为反对总理——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和来自共产党人部长的压力总是同时出现，而且目的相同。”[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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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的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面对自己的追随者被夺走，面对社会党内温和派固有的敌意，面对自由共和派无声的怨恨，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支持他与顽强的对手抗衡。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谣言开始流传，说他打算组成一个“工会政府”，只包括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三月三日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所刊登的一则简短的报道为这种谣言添枝加叶，报道说，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卡瓦列罗是执委会书记）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正在“频繁举行会谈”，因此，“尽管政治领域的混乱无序愈演愈烈，工会方面正在为一项解决方案奠定基础，它将迅速而彻底地改变现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所刊登的乐观报道进一步为谣言火上浇油，两个曾为竞争对手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即将结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同盟，这将解决根本问题。[104]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可能有过把工会政府作为一种政治求生手段的转瞬即逝的想法，但是，这个谣传中的计划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在三月初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它遭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激烈谴责。“[一个]工会政府……将意味着人民阵线的毁灭并且破坏了西班牙人民的团结。”迪亚斯警告说，“……[任何]企图破坏这种团结的人将被我们英勇的战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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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尽管两个工会组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讨论组成一个工会政府的想法，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之间显然出现了暂时的修好。因此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是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倾向于对他以前的对手采取和解政策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尤其是，这阻止了他按照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对正规军彻底实行军事化。他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这支军队，他知道，自由主义运动对这支军队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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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坦利·温特劳布，《最后的伟大事业：知识分子与西班牙内战》，第235页；另请参阅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2和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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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2和427页。二十八年后，费希尔在一九六九年重申了这一看法（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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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爱抬杠的卡洛斯”进行的私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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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值得注意的是，科利佐夫日记以其西班牙化名“德尔巴勃罗”多次提到戈列夫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帕夫洛夫将军（《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53、78—79和87页）——显然，直到一九四一年他还没有被清洗——却没有提到戈列夫，就连用化名也没有。斯大林死后，当科利佐夫日记作为《科利佐夫文集》的第三卷以书籍的形式于一九五七年出版时，它仍然没有关于戈列夫的内容。不过，苏联书籍直到六十年代才透露了许多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联军官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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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33—34和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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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伊利亚·爱伦堡，《战争前夕，1933—1941》，第146页。对戈列夫的其他描述，见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628—630页；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53—454页；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63、395和398页；奥瓦季·萨维奇（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塔斯社驻西班牙记者），《在西班牙的两年：1937—1939》，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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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森特·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31和214—215页。据罗霍说，戈列夫是一名上校，但在离开西班牙之前晋升为将军（同上，第214页）。不过，两位苏联军官（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马德里的Н.沃罗诺夫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或一九三七年一月到达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在到达时称戈列夫为准将（《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第72和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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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1936—1939：回忆与文献》，第516页；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52和176页；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235页。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通常无所不知的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底与路易斯·费希尔交谈时竟然没有准确地认出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扬·К.别尔津将军。“一天晚上，”费希尔写道，“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请我在豪华的马德里王宫酒店苏联人专用餐厅吃饭。那里少有地坐满了人。苏联军事人员到达了——他们全都穿着莫斯科生产的不太合身的蓝色哔叽制服。‘猜一猜，’科利佐夫说，‘谁是这里最大的官儿？’我指了指一个满头灰发的瘦高个。‘不，’科利佐夫纠正我，‘这是伊安[扬]·别尔津将军。那一个才是领头的将军。’说着，他向一个面色红润、慈眉善目、满头银发的矮个子的方向点头示意。我后来在西班牙总参谋部的指挥所遇见了这位‘格里申’将军。”（《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第27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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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例如，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革命与西班牙内战》，第346页，注释8；罗伯特·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西班牙内战的重要史诗，1936—1937》，第165页；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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