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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当几周之后入主国防部的拉尔戈·卡瓦列罗颁布了一些旨在对民兵实行军事化进而建立一支正规军的法令时，自由主义运动的担忧加剧了，当共产党人对各种军事机构的渗透取得明显进展时，这种担忧变成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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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自由主义运动青年组织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因共产党人对军队的意图而产生的担忧，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声称：“我知道……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有些同志希望联合自由主义青年组织以便赢得这场战争，不过，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当战争结束军队从前线归来时，我们将利用这些军队镇压、消灭、杀害我们的自由主义青年兄弟。……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同志，必须抛弃这些想法，因为它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要求与自由主义青年组织联合的时候非常真诚。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主义同志是争取胜利必不可少的一支力量，而且我们同样确信，胜利之后他们将与我们并肩携手建设一个强大、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这是我们的信念，因此，我们仅仅要求他［324］们放弃他们的派别成见，不应把我们当作今天一时的朋友，到了明天便成敌人，而应把我们当作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朋友，并且永远把我们当作朋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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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讲，即便只是因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镇压，无论是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还是自由主义运动都不会对共产党人所造成的威胁的性质抱什么幻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已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提出建议，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控制的“战争民兵”，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共产党人的威胁。[8]但是，这两项决议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因此，由于共产党的威胁仍然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最终决定谋求内阁中的发言权，以此保证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些措施对军事机器产生影响。当然，这不仅意味着抛弃他们的反政府信条，而且意味着抛弃他们的反军事化原则。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开始担任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负责人的曼努埃尔·比利亚尔认为，事实证明这些信条和原则危害了自由主义运动。在他看来，由于知道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担任指挥职务极为反感，共产党人已经抢占了他们能够占据的所有指挥岗位。[9]“我们只能死板地拘泥于教条吗？”他问道，“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放开革命行动的制动杆，革命本身因我们的影响而受到的损害将减少。另外，由于革命是有目的的行动，而全国劳工联合会是革命最有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最符合革命利益的方针是，采取那些将使我们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措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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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几位部长在内阁议事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尤其是在与军事有关的问题上；因为他们发现，正如担任工业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佩罗所说，他们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或职责。[1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建议成立一个处理军队事务的内阁决策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在该委员会中拥有发言权。[12]这个建议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们相信，新的机构将使他们可以更严密地监督控制卡瓦列罗的行动。[13]十一月九日颁布的法令落实了这个建议，设立一个战时高级委员会，授权其“协调统一与战争和指挥战争有关的一切事宜”。[14]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左翼共和派人士、公共工程部长胡里奥·胡斯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以及亲共的外交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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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令规定了委员会的目的，但是，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这位总理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个新的机构从一开始就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这些分歧和对立使其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而且使其得不到恰当履行职能所必不可少的相关军事［325］情报。由于国防部长决意不把他仍掌握的权力交给对手，战时高级委员会很少开会，因此，共产党人很快就有了公开表示不满的理由，[16]而希望委员会有助于加强他们对军队事务的影响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发现，在对手强大的实力面前，他们的声音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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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自由主义运动没能通过加入政府增强自己在军事领域的话语权，甚至没能抑制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势力扩张，最终反而使其继续保持对自己民兵队伍的控制同时还要从国防部弄到武器装备的努力受到限制。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因为国防部决定，不再向那些不愿通过骨干队伍规范化而改编成为正规军的民兵部队提供武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上，阿尔科伊造纸工人的代表说：“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阿尔科伊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民兵队伍，政府以没有军官为由不向这支队伍提供武器；另一方面，因为符合政府的条件，人数较少的社会党人却能组织一支队伍并且得到所需要的武器装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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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绕过这些规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决定，他们的民兵以接受部队番号的方式假装默认改组整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队伍大都采用了这种权宜之计，包括中部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用无政府主义报纸《卡斯蒂利亚自由报》负责人的话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除了名称之外，一切保持不变”。[18]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上，阿尔科伊的代表表示，与其失去武器装备，不如采用军衔和番号满足政府的要求。“但是，”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对于我们来说，百人队代表就是百人队代表。”[19]这种策略没有帮助自由主义运动的部队弄到他们需要的武器，结果，他们不得不接受军事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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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自由主义运动委曲求全接受军事化概念的不仅是对军用物资的需要：而且还有克服民兵组织自身缺陷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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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下列内容充分显示了民兵组织最严重的缺陷之一，这篇文章是被派往马德里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的一名正规军下士所写的：“我们发现这支部队里有一名职业军人上尉……他悄悄地就他认为应做的一切给[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领导人]里卡多·桑斯出谋划策。具有军事常识的桑斯总是接受他的意见；但是，每当必须作出决定时，他不得不召开一个民兵大会，把上尉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提出来，巧妙地灌输给与会者，以使它看上去好像是讨论的结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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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加泰罗尼亚民兵攻打巴利阿里群岛名义上的负责人阿尔韦托·巴约上尉记录了他与无政府主义民兵委员会成员进行的以下谈话，当时他命令他们进攻马略卡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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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等一下，’主要负责人之一回答道，……‘我们只服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没有他们的同意我们不能执行你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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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在不通知他们的情况下执行我的命令，’我有力地反驳道，‘因为他们在巴塞罗那，而登陆行动是军事秘密，我不能冒险发报或用电台联系，即使用密码电报也不行，明天早晨必须行动，不得迟疑，不得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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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抱歉，’他们回答说，‘但是，如果明天行动，我们就不能参与。只有当我们的领导人下令时，我们才能让我们的战士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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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劝说他们，我愤怒地命令他们，我哀求他们。……最后，他们答应他们自己讨论一下，是执行明天登陆的计划，还是等到他们接到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21]这种反军事化的民主程序的种种弊端很快就自动显露出来。“那些负责人下令行动，民兵将开会进行讨论。”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几个小时在讨论中浪费了，结果，当终于开始行动时，敌军已经严阵以待。这种事情让人发笑，它们同样让人哭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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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还做了另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使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领导人，尤其是持续承受着敌军压力的中部前线民兵部队的指挥官，放弃了他们对军事化的传统看法。“正是[在马德里外围的阿拉瓦卡和波苏埃洛失守之后]我对纪律和军事化的所有观念崩溃了。”后来成为第十四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几个月后承认，“我的弟兄们在战斗中的流血牺牲使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认识到，如果我们确实不想打败仗，那就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军队，必须为保卫工人阶级组建一支像敌军一样强大的军队，一支遵守纪律并且具有作战能力的军队。从那以后，我毫不犹豫地向所有战士极力阐述服从新的军事原则的必要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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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梅拉在回忆录《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中写道：“巷战或者简单的小规模战斗不再是问题，在这种战斗中，作战积极性可以弥补训练的不足。……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因此，我们需要军事化的部队，军官能够策划军事行动并且能够尽量用最少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抗击敌人。……我始终相信……在自由的人群中，没有比自我约束更强大的力量，对唯一理想的共同奉献压倒其他任何因素。我在战斗中注意到，信仰和伟大的思想可以产生高尚的姿态，也可以激励英勇的行为，……但是不足以使我们拥有战场上所需要的凝聚力。……我们已经［327］用许多同志的生命为我们的权宜之计和异想天开付出了代价。为了减少流血牺牲，即使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行为。……当人们毕生都在捍卫某种理想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赢得这场战争的话，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具有必要的纪律的军队。……我一想到身穿军装便不寒而栗，但是看来别无选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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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哈将军那位亲共产党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证明这并非空口说白话。谈到佛朗哥将军的军队攻到马德里市郊的十一月六日至七日那个夜晚时，只用其姓名的首字母M称呼梅拉的罗霍回忆说，凌晨两点，一支“作战最勇敢伤亡最严重”的民兵部队的指挥官来到他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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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请你授予我一个军衔，什么军衔都行。’梅拉说，‘任命我为中士吧。……我想像军官一样去指挥，以便使我的命令得到严格执行。我不想再当“负责人”M了。为了使今天的情况不再出现，我想成为M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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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况对你来说是一个成功，对你的部队来说是一次胜利。’罗霍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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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但那是以战士的伤亡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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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策略不可或缺的无情事实使这位像在战场上勇敢顽强地作战一样充满激情地坚守其工团主义政治信仰的战士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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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霍说，十五天后，经过改编整训的梅拉的部队成为“我们的一支最精锐的攻击部队，它的指挥官像一八〇八年我国独立战争的那些游击战领导人一样，从一个新手锤炼成为早期民兵武装涌现出来的骨干人员中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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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马德里前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在危急情况的刺激下稍微采取了一些纪律措施一样，在同样的激励作用下，他们开始用军队的组织形式取代民兵的组织形式并且大力推进骨干队伍的建设。马德里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喉舌《自由阵线报》声称，应当抛弃所有偏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把大批同志送到军事培训学校去，他们将会逐渐发现，军人这个职业就像他们干了多年的那些行业一样体面和重要。它还说：“正在组建的人民军需要军事专家，这种需要是国家的特点，必须关注自身力量不断壮大的我们的队伍特别感到有这种需要。”[26]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不仅受到政治考虑和马德里周围的残酷战斗的影响，而且受到国际纵队这个榜样的影响，后者效率更高的军队组织形式立即显示出其对民兵组织形式的优越性。渐渐地，无政府主义的《卡斯蒂利亚自由报》负责人证实，最初纯属名义上的改变深入进行。“人们已经注意到，而且事实业已证明，在英雄气概和力量消耗相同［328］的情况下作战，国际纵队的组织导致更高的效率。在我们的民兵部队中，干部队伍按照国防部的规定形成了。营长成为少校；百人队代表成为上尉，第一批下士和中士出现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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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自由主义运动重要人物所发表的言论明显看出，这种变化并非完全有名无实，他们告别了反权力主义的过去，成为军事化的积极推动者。例如，西普里亚诺·梅拉认为军队的纪律非常重要，以致决定“只与将领、军官、中士讨论问题”。[28]“我们所做过的对军队危害最大的事情之一是，”他后来说，“曾经当过民兵的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过于亲密。”[29]还有，被委以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重任的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在担任司法部长之前被认为是一名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今他却要求一所军官培训学校的学员记住，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应是你们的同志，而应成为我们军事机器上的齿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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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共产党人控制军官培训学校并且防止他们阻挠毕业的军官同情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31]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内阁部长谋求让加西亚·奥利韦尔担任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的负责人。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这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负责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是因为委员会成员无法就其他人选达成一致，这应当归功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其对手之间的敌意。一九三七年五月，当时不再是委员会成员的加西亚·奥利韦尔在一次演说中证实，他得到国防部长真诚的合作，而后者对他非常信任是因为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党派谋利益。[32]毫无疑问，卡瓦列罗支持这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不希望军官培训学校被共产党人所控制。不过，这一委任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由于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普遍反对建立一支正规军，这些学校招收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少得可怜。[33]“这使我郑重地把这个问题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提出来，”加西亚·奥利韦尔说，“结果，在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付诸实施之后，各地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保卫委员会都对培训学校招收学员特别关心。”谈到对于军衔存在的敌意，他证实：“当我们派遣一些中尉前去协助当时仍然反对军事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时，为了羞辱他们，那些领导人安排他们用镐头和铁锹挖战壕。”但他补充说：“在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当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再是政府成员时，当军事化向前推进时，正是以前羞辱过中尉军官的那些同志对获得共和国军队的高级军衔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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