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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亚尔瓦:与什么部队?我已经没有部队了,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我警告你,如果你不及时提供援助,不仅是马拉加,莫特里尔也将失守。但是,请注意,如果法西斯分子已在那里,我怎么可能返回马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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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西奥:法西斯分子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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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亚尔瓦:你是说我应当向佛朗哥投降。在你的位置这样说很容易。你不应当活着离开纳瓦尔卡内罗[话务员注明,这个地名“有点像”纳瓦尔卡内罗]。无论如何,我会努力进入马拉加;我将返回那里,但是,请记住,这是你又一次卑鄙地欺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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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西奥:在军队中,没有卑鄙的欺骗,只有命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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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利用马拉加的惨败推进他们的军事政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们一直在敦促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将其当政初期所认可的军事措施付诸实施,[8]现在,马拉加的失陷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当然,他们大肆进行鼓吹不能说不是出于私利,因为他们认识到,严厉实施这些措施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制造一部军事机器,只要党控制了这部机器,就将确保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因此,他们不能忍受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迁就,尤其不能忍受他在征兵问题上的拖延,特别是在自愿参军的人员减少而部队由于伤亡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新兵时。他们也不能忍受他在其他问题上懒散拖拉的表现及其战前养成的难以改变的生活习惯。“极其重要的军事文件堆积如山,无人看管,无人批阅。”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卡瓦列罗晚上九点就得睡觉,而且谁也不敢叫醒这位老人。即使马德里在半夜失陷,政府首脑第二天上午才会知道。”[9]曾经担任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苏联顾问的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写道,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使卡瓦列罗改变其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当他去睡觉时,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被切断,他的所有接见被取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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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苏联人的观察资料中,肯定有某些夸大的内容,因为,就连坚定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卡瓦列罗手下由国防部副部长掌管的战术参谋部门[346]负责人安东尼奥·科登也承认,国防部长为国防部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工作时间表”。“他严格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工作,上午八点准时开始……直到晚上八点结束,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进餐时间。他在八点钟就寝,除非事情非常严重和紧急,谁也不许打扰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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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卡瓦列罗的生活习惯如何,共产党人及其苏联盟友仍然可以忍受,就像他们尽量忍受另外几位更加顺从他们意愿的西班牙人的习惯一样,例如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胡安·内格林。但是,正如科登所说:“我很快发现,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坚定性格——它曾经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钦佩——建立在固执的基础上,由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素质和重要性,它往往变成一种负面特征。”[12]的确,共产党人发现这种人难以对付。此外,正如科利佐夫在日记中所说,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作风生硬”。“他不时地大声吼叫;他不允许有反对意见。作为国防部长,他亲自解决军事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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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主要由于共产党的压力,政府决定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适龄人员入伍,[14]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部分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志愿者的士气高昂并且具有更强的作战能力,[15]部分由于他知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反对征召他们的成员加入政府的部队,而他需要他们的支持,因此,这个决定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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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意对政府宣布的那两年的适龄人员进行动员,不过,这附带了下列条件:所有持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会员证的人应当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召入自己的民兵部队服役。在加泰罗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区委员会就此决定发表声明:“鉴于把我们的部队完全交给政府指挥非常幼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被动员的两年]适龄人员中所有属于我们工会组织的人应当立即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兵营报到,在没有这种兵营的地方,立即向工会或者[当地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委员会报到,它们将对报到者的组织关系、年龄、职业、社会阶层、住址以及所有必要的情况进行登记,然后把一份报告寄到尼古拉斯·萨尔梅龙广场十号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保卫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给登记入册的同志颁发民兵证,当然,这些同志今后将受地区委员会的调遣,委员会将把他们派往指定的部队或前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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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二月,马拉加失陷后不久,当共产党控制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指责政府不实行强制征兵时,拉尔戈·卡瓦列罗反驳说,政府既没有营房给征召的士兵驻扎,也没有资金和武器给他们发饷并训练他们。[17]此外,几天前在回答共产党提出的实行征兵的要求时,他有些虚伪地宣称,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的对二十岁至四十五岁之[347]间的所有身体健康、有义务服役的人员实行征兵的法令,[18]已经在“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实施了义务兵役制。他接着说:“政府和国防部要求各个党派和工会组织应当督促它们的成员接受这一法令规定的原则,以便在军事当局认为有必要征召服役年龄的人员入伍时,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本部长认为,希望共同保卫国土抗击外国入侵的人应当这样进行宣传而不是向政府提出已经采取过的法律措施的问题,例如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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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这是为了掩盖没有实行强制征兵而进行的含糊其辞的诡辩,结果,几天之后,在共和派与社会党温和派内阁成员的支持下,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不仅迫使卡瓦列罗重申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适龄人员入伍,而且把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的适龄人员包括在征召的范围内。[20]不过,这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自由主义运动的问题。三月初,注意到政府动员令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敦促当地的工人向全国劳工联合会为给自由主义运动民兵部队招兵买马而设立的征兵站报到。[21]三月十五日是被动员的适龄人员分别向各地的征召中心报到的日子,[22]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和自由主义青年运动半岛委员会当天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禁止工人“加入正规军”,命令他们接受“指挥战争的机构”的安排,这当然指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各地成立的保卫委员会。[23]鉴于所有这一切,也就难怪几周之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报道说,已经得到证实的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些村庄,有人力劝那些按照政府的动员令应当加入正规军的人不要这样做,然后开始把他们组成具有“某种政治或者工会特征”的部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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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班牙共产党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利用马拉加的惨败:它要求清洗所有指挥岗位。虽然这个要求表面上针对的是受到怀疑或不称职的军官团成员,[25]但它很快就被证明是专门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任命的那些反对共产党渗入军队的人的。用本书经常引用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话说:“马拉加失陷与其说是一场军事失败,不如说是党为争夺‘控制权’而开展最困难的政治斗争——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的一个极好的借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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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目标自然应当是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因为,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在国防部占据着仅次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重要位置。[348]人们还会记得,为了回应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解除阿森西奥中部前线指挥权的要求,国防部长以对抗的姿态将其提拔到这个位置上。拉尔戈·卡瓦列罗多年以后写道,对阿森西奥将军的攻击“难以形容”。“我已经被迫解除了他的中路军司令的职务。……现在,[共产党人]决心将他赶出国防部。‘为什么?’我问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叛徒!’‘拿来证据给我看,证据!’……可是他们从未出示过任何证据。在每一次内阁会议上,那几个[共产党人]部长总是提出同一个问题:必须罢免国防部副部长;他在国防部是一个危险因素。我要他们拿出证据;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但却从来没有提供。莫须有啊!……在确信指责他是叛徒不起作用以后,他们指责他是一个酒鬼和玩弄女性的人。我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酒,另外,由于我确实知道他们吸收同性恋入党,所以我对他们因一位西班牙将军喜欢女人而谴责他感到意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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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人没有因卡瓦列罗的固执而气馁。阿森西奥现在已经成为他们夺取军队控制权的计划的一个重要障碍,以致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亲自出马要求将其撤职。拉尔戈·卡瓦列罗满腔愤怒地将这位苏联外交官赶出了他的办公室,以此回答了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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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生动地记述了得到总理的几位同僚证实并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在其发表及未发表的回忆录中确认的这一标志性事件,[28]他肯定地说,罗森堡威胁卡瓦列罗,如果将国防部副部长撤职的要求得不到重视,苏联将撤回它的援助。甘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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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使阁下的日常巡视最初给我们这些惯于出入国防部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他每天在总理兼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办公室里待几个小时。……罗森堡通常由一位翻译陪同,但可不是普通的翻译!那不是一名大使馆的秘书,而是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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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午,紧闭的屋门后面的巡视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这时,突然听见“老人”卡瓦列罗在大声说话。几个秘书聚集在办公室的门外,出于尊重没有人敢推开它。卡瓦列罗的声音急剧加大。接着,门突然打开了,年老的西班牙总理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伸出胳膊晃动着手指指向门口,我们听见他用一种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滚出去!滚出去!大使先生,你必须知道,虽然我们西班牙人非常贫穷因而急需外国援助,但是我们有强烈的自尊心,不会让一个外国大使把他的意愿强加在西班牙政府头上!至于你,德尔巴约,最好不要忘了你是一个西班牙人,而且是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因此,你不该伙同一个外国外交官向你的总理施加压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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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本人关于这一暴风雨般的事件的说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证[349]实,他不愿忍受莫斯科的干涉,后者“对待西班牙像对待苏联的殖民地一样”。在“傲慢而放肆”的巡视过程中,苏联大使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声称,苏联反间谍机构已经发现阿森西奥将军叛变的证据,过了两个半小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站起来,拍着他的大理石桌面对大使说,不要再提这件事。“[我]非常恼火,因此[我]必须把他赶出办公室。”[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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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苏联大使赶走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单独留下。“我为他按共产党的要求办事训斥了他。”卡瓦列罗回忆说,“他能回答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都在说[阿森西奥是个叛徒],即使不公平也应当解除他的职务。一个多么好的理由啊!但这么说的是什么人?除了共产党再无他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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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曾经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非常简单而且片面地解释了西班牙总理对苏联大使的态度,他说,与罗森堡的第一次个人冲突发生时,“卡瓦列罗处于某种长期烦躁的状态”。他告诉我们,在以前的各种场合,所有事情显示正常,“符合两国良好的外交关系,尤其符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与一位享有革命盛誉的老资格社会主义战士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大使一如既往,而卡瓦列罗发生了变化。“他毫无理由地讨厌大使;这是由某种新的精神状态、某种政治上的变化、更可能是某种政治伤害所导致的个人应激反应。……罗森堡是卡瓦列罗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可靠而且忠实的顾问,唯一一个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国家的代表。总理怎么可能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代表产生敌视、抵触的态度呢?只要卡瓦列罗忠于一九三六年的卡瓦列罗,一切都将顺利进行;但是,到他开始背离使他掌权的政治路线时,他将因自相矛盾而陷入困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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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在同一本书中说,“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是不正当的”,它“出于自私的职业野心”,阿森西奥是个“伟大的军人,实际上妨碍了另一些军人的前程”。[33]其实,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这显然说的是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正如科登本人公开宣称的那样,他一直与阿森西奥不和。[34]尽管个人的心计和野心在倒阿森西奥活动中肯定起了某种作用,尽管科登的共产党同志在除掉阿森西奥的过程中肯定利用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他在一年之后成为胡安·内格林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然而,毋需赘言的是,反对这位将军的活动首先而且主要是为共产党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为科登在国防部的个人野心服务的。人们应当记得,在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中,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共产党代表也竭尽全力向拉尔戈·卡瓦列罗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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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阿森西奥事件表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苏联大使的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就在将苏联大使赶出办公室几周前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回答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来的信中提出的“西班牙政府[对罗森堡]感到满意还是必须用另一名代表替换他”这个问题时,拉尔戈·卡瓦列罗还令人放心地说,“我们对他的表现和积极性感到满意。他工作一直过于努力,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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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这一友好答复,或者因为他们希望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对控制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并没有彻底绝望。实际上,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像其曾经促进两党青年运动合并那样,利用他的影响促进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苏联人在整个内战过程中热衷于两党合并的计划。”他与卡瓦列罗的密切关系使他的话具有特殊的权威性,内战爆发之前,他个人像卡瓦列罗一样支持两党合并。[36]“新的政党将叫做统一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那个政党的名称一样,但实际上它将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由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控制并指挥。党的名称将会蒙蔽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同时希望它不会使西方列强提高警惕。斯大林强烈希望拉尔戈·卡瓦列罗利用他的政府权力及其在社会党内的巨大影响力促使社会党被共产党兼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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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一目的,将向共产党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建立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迈出一大步,谁能对此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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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卡瓦列罗所控制的有影响的西班牙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阿拉基斯塔因属于该组织——战前拥护两党合并,[38]但是,他的经历已使他对合并失去了最后一点热情。一九三七年五月被人设法赶下台后,卡瓦列罗说出了他对合并问题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我唯一要求的事情是,”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那些曾经希望进行这种合并的人应当坚持我们制定的共同计划,那就是,应当在一个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合并。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由于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共产党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来,每当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总是说,我们应当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这一段话与内战爆发以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封建议两党合并的信有关。在人民阵线形成初期所写的这封信使用的是旨在迎合以拉尔戈·卡瓦列罗为首的人数占据优势的社会党左翼激进派而不是迎合以因[351]达莱西奥·普雷托为首的社会党温和派的语言,它特别提出了下面这些条件:“完全独立于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政体彻底决裂”;“承认必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并且以苏维埃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39])“[共产党人]现在还像以前一样坚决主张我们应当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吗?”拉尔戈·卡瓦列罗接着说,“不,恰恰相反,他们现在的口号是,我们应当回到七月十八日以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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