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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个问题在卡瓦列罗和其他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决定改变他们对两党合并的态度时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毫无疑问,与其说他们不喜欢共产党现行政策的温和腔调,不如说他们痛恨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破坏并且担心最终它将吸引那些无视这一问题的社会党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些社会党左派的重要人物进行了一次谈话,政府副总理鲁道夫·略皮斯对这次所作的以下描述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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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转向了所有真正的社会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即,共产党人的出尔反尔。有人当即描述了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情况:共产党人在前线和后方开展运动;他们迫使各种组织驱逐社会党人;……他们露骨地劝人改变政治信仰,在劝诱的过程中无耻地使用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的各种手段;他们一再对我们出尔反尔。他谈到了已经投靠共产党的那些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的行为,还谈到共产党人对两名社会党议员内尔肯和蒙铁尔的“征服”。……与此同时,他补充说,我们的党没有显示出一点生气;[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执委会始终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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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同志发了言。卡瓦列罗同样发了言。他只说了几句话,但是这些话清晰有力。“这里说的吸收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决不会有人吸收我。党有不能抛弃的传统和潜力。……党不能灭亡。只要我活着,[社会]党就会存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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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当拉尔戈·卡瓦列罗还在幻想可以通过两党合并兼并共产党时,他就对合并变得谨慎起来,因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摆在他面前的诱人条件,甚至让他成为统一社会党领袖的承诺,[42]已经不能使他同意他们的过分要求。关于战前那一段时间,他写道:“[共产国际]想使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然后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但它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共产党没有人具备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所需要的影响和声望。……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在共产党的报[352]刊上,我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一个革命者,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忠实朋友,未来唯一的希望,西班牙的列宁!我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悬挂在电影院,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在西班牙和国外到处都是,甚至在苏联也随处可见。他们想唤醒我的虚荣心和野心,这是始终存在于人类心中的邪恶本能。但是,这些情感在我的内心深处长眠不醒。他们不了解我,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想出这么愚蠢的昏招。”在西班牙化名梅迪纳的共产国际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曾经拜访拉尔戈·卡瓦列罗,催促他实施两党合并:“我将成为新政党的领袖从而成为西班牙的主人,因为合并一旦完成,所有工人都将加入这个政党,它将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卡瓦列罗没有同意:“[我]已经获得太多的经验,不会让自己受这些迷人的条件诱惑。”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成为总理之后,压力卷土重来。“[我]礼貌地予以了拒绝。”柯多维拉并没有灰心,他再次拜访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客人告诉我,这是进行两党合并的最佳时机;所有工人都在要求合并成为统一的党;由于我担任了总理,这将会是一个成就;尽快实现合并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就将赢得战争。总之,他暗示,我可以而且应当发动一场政变。我压住怒火回答道,所有工人要求合并不是事实,而且,即使他们要求合并,我也不会参与这一勾当。我要他不要再提这件事。如果谁想实现工人的联合,他只能加入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我]不打算以他建议的背叛行为给我纯洁的政治历史和工会生涯染上污点。……脸像熟透的石榴一样通红的梅迪纳离开了。……我将我担任的所有职位——总理、国防部长——以及未来的平静生活置于了某种危险的境地。”尽管遭到卡瓦列罗的断然拒绝,劝说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最终努力仍在进行。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带着一个紧急请求突然抵达巴伦西亚。“[他]以斯大林的名义问我会不会进行两党合并,我给他的回答是‘不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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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刚刚把苏联大使赶出其办公室的卡瓦列罗所做出的这一桀骜不驯的明确表示终于使苏联人认识到,继续尝试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是徒劳的,于是,它成为一个信号,标志着一场逐渐削弱其仍然掌握的权力的诋毁运动开始了。无形之中,“愚蠢”、“无能”、“老态龙钟”这些词汇口口相传,[44]这预示着内战期间最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最后成为内战初期左派领导人中最有影响、最受大众喜爱的那个人的政治生命的终结。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当时身为西共中央委员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注意到,这场历史性的斗争逐渐发展成为针对共产党以前的盟友、“针对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工人阶级政党、针对其毫无争议的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他承认,当脑子里想着下面这些事情时,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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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我们应当赢得这场斗争。我们应当赢得与社会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在群众的帮助下,在其他党派组织的帮助下!在社会党自己的帮助下!哈……哈。了不起!太了不起了!那些白痴指责我们对自己的盟友出尔反尔有什么关系?党正在做的不是它必须做的事情吗?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控制,可能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吗?傻瓜不应当感到惊讶!我们正在做的争取群众、完成一场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事不是什么新东西。这里有列宁和斯大林的教科书!想要了解其内容的人,想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战略和战术是什么的人,可以看看这些教科书。没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新东西!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你们——你们所有人——都这么蠢,以致没有设法弄清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但这不是我们的错。错在你们!……我们的盟友政治上的愚蠢无疑是我们最好的盟友之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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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西班牙从来没有见证过一场隆重的政治葬礼。现在它将见证了。政治家拉尔戈·卡瓦列罗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垂死挣扎。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他没有意识到一生中的许多重要事情一样。……[但是]这使他的政治死亡更加可怕,它将在一种近乎完全孤立的政治气氛中残忍而出其不意地降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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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了与无情的对手作斗争,拉尔戈·卡瓦列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完全相信其政治判断力的人给予指点和支持,然而没有这样的人。他多年来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和良师益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如今置身于巴伦西亚日常的云谲波诡之外远在巴黎当大使,尽管他是一个出色的辩论家,但是作为政治战略家却能力可疑。此外,曾经忠实地支持他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圣地亚哥·卡里略、玛加丽塔·内尔肯、费利佩·普雷特尔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等人已经改换门庭效忠于共产党。更糟糕的是,他身边可以信赖的政治追随者只有三个人,由于共产党人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练就了分裂敌对组织、消灭政治对手的列宁主义权术,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他们的对手。首先是副总理鲁道夫·略皮斯,卡瓦列罗忠实的追随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曾任社会党控制的教师联合会主席),既没有必要的活力[47]也缺乏政治敏感;第二个是一个名叫“阿尔法赫梅”(欧斯塔基奥·阿帕里西奥)的政治上的小人物;最后是一个年轻的新贵,傲慢而缺乏经验的前社会党议员信使何塞·马利亚·阿吉雷,他设法博取总理的欢心,因而得到不只是政治军事秘书职位和上尉军衔的慷慨奖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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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共产党人开展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诋毁运动期间,阿吉雷深感力不从心并且对阿拉基斯塔因不在感到遗憾。在二月二十八日致驻法大使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阿吉[354]雷写道:“要是你能与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我对我们的头儿很有信心。但是,他太孤独了!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开展那些必须开展的工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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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然产生的疑问是,肯定知道自己的头儿处境危险的阿拉基斯塔因为什么从未表示愿意返回巴伦西亚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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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诋毁运动正在聚集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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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开展[反对我的]这种运动?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离开政府几个月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次公众集会上问他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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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想成为某些人在我国的代理人,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军事、政治和社会领域捍卫国家的主权。因此,在这些人认识到——当然,他们认识到得太晚了——卡瓦列罗绝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之后,他们改变了方针路线并且开始进行反对我的运动。但我可以证实,就在这一运动开展之前不久,有人向我提供了可以满足一个人的野心和虚荣心的一切:我可以成为统一社会党的领袖;我可以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将得到与我打交道的那些人的支持;但是都有一个条件,我要执行他们的政策。于是,我回答道,我决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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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刚才我所说,他们了解我了解得太晚了。他们应当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既没有叛徒的性情也没有叛徒的本质。我断然拒绝[执行他们的政策],结果,有一次……我与某个国家的官方代表之间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场面,更加谨慎是他们的义务,但他们没有履行这种义务。于是,当着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尽管是一个担任着某部部长的代理人[指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面,我告诉他们,拉尔戈·卡瓦列罗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对于我国政治生活的干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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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其他关于马拉加溃败的重要文件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找到,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集,第六十三档案盒,普通文件1,特定事件1,马拉加。这些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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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803—8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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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安达卢西亚战役》,第139—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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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93页。另请参阅该书第264和292—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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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控告比利亚尔瓦的起诉书文本见马丁内斯·班德《安达卢西亚战役》,第218—224页。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好友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马拉加的共产党议员兼马拉加前线政治部主任卡耶塔诺·博利瓦尔应当对马拉加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在这场失败中,博利瓦尔通过“随心所欲地怂恿撤换非共产党员军官和负责人干扰了军事计划”(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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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先驱报》。内战爆发时,比利亚尔瓦上校是阿拉贡的巴尔瓦斯特罗要塞的指挥官。他不参加军事叛乱对半岛谋反的组织者埃米利奥·莫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使毗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有足够的时间占领阿拉贡地区的大部分地方。莫拉后来指控比利亚尔瓦索要十万比塞塔作为他的部队参与谋反的条件(莫拉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演说,见《莫拉文集》,第1188页),但是,据我所知,尽管莫拉的秘书伊里瓦伦提到过这一点(斯坦利·G.佩恩,《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队》,第508页,注释59),它并没有得到其他资料来源的证实。更多关于比利亚尔瓦的情况,见科登《历程》,第292—295页;比森特·瓜内尔中校,《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泰罗尼亚,1936—1939》,第169—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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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赫尔·戈略内特和何塞·莫拉莱斯,《马拉加:血与火》,第258—259页。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二月八日早晨七点,内格林派了几辆卡车去马拉加运回据信存放在那里的白银,卡车开进马拉加,他们高兴地看到任何地方都没有敌军(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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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工人世界报》、(巴伦西亚)《真理报》和《人民战士报》那一段时间所刊发的社论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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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西班牙日记》,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号《新世界》,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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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在人民军队中:回忆录》,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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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科登,《历程》,第258页。曾经坚定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玛加丽塔·内尔肯确认了科登的说法:“[他]总是在晚上八点半离开办公室,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回来。在此期间不可能与他进行联系。……副部长决不会允许这样做。”(一九四〇年对内尔肯的采访,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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