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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金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谴责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西班牙扮演的角色并让重要的《信使报》发表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那本书的长篇摘录之后，他指使他的朋友费拉拉夫妇写了那部传记。”京特·诺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一书中论述了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回答《新话题》杂志的问题时企图掩盖他在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只要我们记住从诺劳的书中摘录的下面这段话，陶里亚蒂的传记作者竭力否认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来到西班牙的目的就清楚了：“陶里亚蒂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西班牙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助于揭穿他最近散布的谎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间各国[共产]党组织——所作出的政治决定及其采取的实际措施——例如在西班牙——完全是它们独立自主的产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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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有一点应当予以澄清。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说，他在西班牙已经“一个多月了”。[59]这无疑指的是七月底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他被派到西班牙的时间，并不表明他此前多次出现在西班牙的说法站不住脚。总之，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所谓独立性，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另外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斯特凡诺夫和柯多维拉都把这个党当作下级来对待，他们也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它决定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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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尔南德斯没有提供这次会议的准确日期，但是他说它是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几天之前举行的。[60]这次中央全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在巴伦西亚召开。[61]埃尔南德斯似乎暗示，他发表演说的那次会议不是一次特别会议，[62]而是三月七日在蒂里斯电影院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公开会议——作为合众社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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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面对会议的听众，他声称，何塞·迪亚斯对他说：“鼓起你的勇气来。推翻卡瓦列罗的决定已经作出。如果你不执行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你在政治上完蛋了。因此，无论如何不应出现这种情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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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政府内外，”埃尔南德斯写道，“我充当了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的急先锋，后者是他在军事方面信赖的人。我的名字引起憎恨。没有人看得出我个人的表演、隐忍和伪装。当然，人们根据我的行为判断我。这不是我第一次为了服从莫斯科而压抑自己的感受，同样不是最后一次。……我的良心与公开的行为之间［366］的冲突是一种无声、痛苦、秘密的斗争。党对我表示满意，我的追随者把我奉为雄辩有力的演说家，称赞我是党的领导阶层中的‘铁腕人物’。我的声望越增长，我觉得自己在我们奉命遵循……并且的确遵循了的政策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地陷得越深。实际上我充分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把我的表里不一变成了一种精神折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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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推翻卡瓦列罗现在成为莫斯科首要的短期目标，但是直到两个月后，才出现了一个把他赶下总理宝座的合适机会。在此期间，共产党人继续抓紧时间争取将所有妨碍他们取得支配地位的军官从军队上层清除出去。佛朗哥将军的意大利盟友三月八日对马德里前线的瓜达拉哈拉防区发动的一次进攻在这方面帮助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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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军推进的第五天，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胜利前进，在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下，两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要求不久前刚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接替共产党人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的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辞职，并且要求立即召集战时高级委员会开会决定其继任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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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因为对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和另外一些军官不放心而在几天之前强烈要求战时高级委员会应定期开会讨论所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例如“对军官的任命和控制以及清除军队中的所有敌对分子和不称职者”，[67]卡瓦列罗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现在他已无法拒绝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开会的要求。委员会由卡瓦列罗主持召开会议，根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比森特·乌里韦的支持下提出的建议，委员会投票决定，应由何塞·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中校接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68]尽管罗霍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将军在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中说，由于意大利军队的进攻，他没有罗霍不行，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前也应当征求一下他的意见，[69]尽管一场激动人心的反击战很快就使意大利军队由向前推进变成仓皇逃命，但是，并没有让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继续任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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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声称，共产党人提议罗霍担任总参谋长以及后者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是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一个花招。[71]这就解释了罗霍本人的说法：他在拒绝这一职务之后受到国防部长的敌视。[72]共产党人当时不承认他们与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有关，但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以后，埃尔南德斯公开声称共产党在罢免这位将军的过程中起了作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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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失去了国防部里可以帮助我的那些人？”拉尔［367］戈·卡瓦列罗问道。他认为原因有三个：（1）他们拒绝像米亚哈那样对共产党人亦步亦趋并且加入共产党；（2）共产党人想用自己的支持者填补空缺“以便详细了解国防部正在发生的一切”；（3）共产党人想让他“感到厌烦进而放弃国防部长的职务”。[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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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另一场胜利紧随着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接踵而至；因为，这位将军刚被解职，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及其在内阁中的盟友就使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和亲苏联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成为政府派驻总参谋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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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工人世界报》三月十八日写道，“最高军事机构隶属于国防部长并不合理。政府在总参谋部的一切决策过程中直接发表意见要合理得多。这样一来，总参谋部的军官就能随时向政府本身提供帮助和建议。……另一方面，国防部长的艰巨任务需要两位部长直接帮助来完成。我们为这一重要共识的达成向政府致以真诚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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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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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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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内战结束以后，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内阁中的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之一）在回答我通过阿古斯丁·索奇提出的问题时声称，四位无政府主义者内阁部长对阿森西奥投了支持票。这当然与蒙特塞尼完全相反的诚恳承认背道而驰，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所有报刊对阿森西奥的敌视态度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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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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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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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对阿森西奥将军的攻击，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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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217页。另请参阅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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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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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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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前总参谋长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的副官、本人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向我证实，阿雷东多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对加西亚·巴尔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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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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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320页。科登断言，他们被解职“肯定是在那位将军[阿森西奥将军]的建议下”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共产党采取的一种“报复形式”，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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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丁·布拉斯克斯，《我帮助建立了一支军队》，第121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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