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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迪亚斯·滕德罗所授意的这篇文章之外，《我们》还对国防部长进行了下面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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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老了，太老了，不具备解决某些问题所必需的灵敏的脑力，而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全体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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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报纸——除了由国防部长本人操纵的报纸之外——都在指责一个人时；当人们在战壕里、军营里、委员会里、大街上以及政府本身的部门里私下或者公开地说阿森西奥将军不是因为无能就是因为背叛……而屡战屡败时；当尽人皆知现在担任拉尔戈·卡瓦列罗顾问的这位将军在得知马拉加失陷的消息那天晚上像一个自贬人格在泥沼里打滚的人一样在一家夜总会喝得烂醉时，国防部长不应当给报纸写信并且采取可悲的姿态企图使人们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这涉及拉尔戈·卡瓦列罗所写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卡洛斯·埃斯普拉，另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在二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版上用下面这句话含沙射影地攻击阿森西奥的继任者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表示抗议：“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将某人撤职而胜利在望的话，那么，不要让我们因为任命某人而导致失败。”在第一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质问埃斯普拉，《政治报》是不是准备开展“一场新的破坏运动，使我不得不失去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同时强烈要求埃斯普拉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这件事情继续发展。[25]他在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宣称，他不打算容忍一个人民阵线党派的官方喉舌开展一场可能给他信赖的合作者造成“不愉快的局面”的运动。[26]《政治报》在回应时有些委曲求全地辩称，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不满的那部分内容是在不知道阿森西奥继任者的名字时排印的，[27]而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样显得局促不安，它声称，它在这部分内容中看不到任何攻击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意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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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以充满敌意的目光发现，他们正在被愚弄。”《我们》继续对卡瓦列罗进行抨击，“阿森西奥的辞职是一个骗局，因为背着人民他受到吹捧，被提拔到部长身边的一个更受信赖的位置上。……国防部长拉尔［359］戈·卡瓦列罗同志应当记住他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正在变得老态龙钟，老态龙钟的人不应当管理国家，也不应当允许他们管理国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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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种辱骂性的语言和关于安排阿森西奥的指控——为了避免受到无视公众舆论和内阁意愿的指责，这一指控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让将军在国防部帮助他的所有想法，即使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所激怒，拉尔戈·卡瓦列罗让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暂时禁止《我们》出版发行。[30]同一天，国防部长宣布，一名涉嫌授意发表几篇文章的正规军军官已经被捕，在他家里发现了大约两百份《我们》，没有提到迪亚斯·滕德罗的名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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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攻击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颇为尴尬。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代表大会上，当全国委员会书记反对并且成功地否决了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提出的应当对禁止《我们》出版发行表示抗议的提案时，这种尴尬显而易见。[32]几个月后，关于其他自由主义报纸发表的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言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盟的国际工人协会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写道：“我们都知道卡瓦列罗的过去，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各省报纸的编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几个月前，卡瓦列罗已经成为共产党势力的反对者，因此，要求他下台可能帮了共产党的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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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五月下台几个月后，当西班牙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时，阿森西奥被控没有及时向马拉加前线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并被监禁起来等待审判。[34]一九三八年五月，他被释放并恢复名誉，这部分是因为一些有影响的朋友的干预，其中包括共和国副总统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当时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后者个人相信阿森西奥是无辜的；[35]部分是因为他能够提出有力的事实反驳主要控告他的人；部分是因为——由于当时共产党人不希望进一步扩大他们与社会党左派之间的隔阂——在不指控其上司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情况下对阿森西奥进行审判成为问题，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直接服从卡瓦列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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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件是共产党人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受到的最大侮辱和伤害。几个月来，他注意到他们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武装力量的暗中渗透，这种渗透已经使他失去了大量追随者，包括许多亲密的战友。然而，肯定是因为担心失去苏联的援助，而且还担心让外界知道共产党在共和国的门面背后对政府事务的严重渗透，尤其担心让英法两国——他仍然希望可以诱［360］使它们解除武器禁运——知道，[36]他被禁止公开发表任何针对其不知疲倦的对手的言论。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即他的政府下台五个月后，他才敢公开指责共产党。他声称，他之所以等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不希望人们说，他发表的言论对西班牙在日内瓦的地位造成了不利影响或者使前线的士兵士气低落。“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接着说，“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牺牲之一是过去这五个月我保持着沉默。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尽管诽谤者凶狠地撕咬我的肉体，我的良心使我确信，我是为西班牙的利益而沉默，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沉默。”[37]显然，这些因素也解释了他执政期间的克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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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被《我们》事件激怒的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二月二十六日，他从沉默中爆发了，以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进行回击。他在声明中所谴责的“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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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二月十四日，星期天，代表着反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的浩荡队伍在巴伦西亚的街头游行，证明他们对政府和共和国宪法的支持。（这里说的是马拉加失陷后在他的支持下由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书记处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在一份邀请巴伦西亚省的所有工会、政党和文化组织参加的告示中，该书记处声称，它想通过示威游行让政府看到，它拥有劳动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人接受了邀请，而且由于马拉加失陷所造成的有利气氛，他们在一次当地各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上成功地使一项建议得到采纳：在示威游行的当天向拉尔戈·卡瓦列罗递交一份包括十点要求的请愿书。除了其他要求之外，请愿书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且清理所有负有责任的军事岗位。根据示威游行前一天拉尔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在他们的报纸上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表明的以下观点来看，他们显然对这份请愿书不满：“我们不应当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应当在被征召时去军营报到。……我们不应当要求什么，而是应当付出一切。”[38]由于共产党人的参加并且用请愿书玩弄了一个大花招，社会党左派未能按计划利用这次示威游行巩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权力。相反，共产党人却非常成功地利用它得到了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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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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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示威者]表达他们无条件支持政府的愿望时，当西班牙共和国及其合法政府的地位因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世人的心目中得到加强时，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竟然变本加厉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的目的和阴谋在传统的共和派和工人阶级组织中得到了某种响应甚至帮［361］助。他们乔装打扮混入我们中间，骗取我们无产阶级和共和派的好心支持，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混乱、煽动狂热、怂恿不守纪律的行为。……当局知道，持有共和派各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党员证以及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证的法西斯分子代理人正在共和派控制区里自由活动，他们的罪恶行径已经成功地迷惑了许多共和派军人甚至平民，这些人过去的清白历史和自我牺牲证明了他们的高尚信仰和忠诚。……一部分报纸和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这些组织中的一些负责人以及心地善良但缺乏思考的人民已经卷入了敌人的阴谋，配合了敌人的活动。敌人费尽心机地在我们中间组织了间谍活动，因此，我可以非常坦诚地断言，阴谋和激情像蛇一样盘绕在我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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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组织楔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腐蚀了许多人的良心，激起最阴暗的欲望，这是一个有意无意地——我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破坏我们事业的组织，结果，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应当前进并且准备走在民主和工人队伍前列的人脚下，盘绕着背叛、不忠和阴谋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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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容忍这种事态不打算超过一个小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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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人在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发表的一次谴责性演说中公开将对他们的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称为“癞蛤蟆和蛇”的宣言，但是，三个月后，在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已经下台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也如法炮制。[40]当二月底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他的声明时，共产党人谨慎地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卡瓦列罗攻击的对象，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作出得体的反应。[41]他们还与其他组织一起参加了总理召集的一次确保得到这些组织公开支持的会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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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埃尔南德斯在他脱离共产党多年以后所写的《我是斯大林的一个部长》一书中说，三月初，一次“意义深远的”政治局会议在巴伦西亚举行，由斯特凡诺夫、柯多维拉、杰罗和陶里亚蒂组成的莫斯科代表团以及国际纵队的组织者马蒂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奥尔洛夫和苏联代办盖基斯。埃尔南德斯提醒注意，后两个人是第一次出席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总之，”他讽刺地说，“外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他说，在会议上，推翻卡瓦列罗被陶里亚蒂作为首要的短期目标提出来。在身为政治局委员的热情之花的赞助下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无视埃尔南德斯对这次会议的记述，[43]而它遭到奥尔洛夫的激烈批评并且至少包含一处严重的错误。[44]本书将呈现这一记述，因为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证明在幕后围绕着推翻卡瓦列罗的建［362］议存在着与莫斯科代表团的不同意见。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证实，确实存在这样的不同意见。[45]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亲密战友圣地亚哥·卡里略（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没有出席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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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南德斯说，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会议开始时说明了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当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理由：他们将招致大多数社会党人的仇视，将被指责企图谋求政治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并将受到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孤立。“我发现同志们被种种疑问所困扰，心中充满了犹豫和担忧，”埃尔南德斯评论道，“……不得不——第一次！——与莫斯科的代表进行一场政治斗争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埃尔南德斯说，他表示支持何塞·迪亚斯，坚持认为卡瓦列罗对共产党人以诚相待，帮助他们在军队中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没有阻止给他们分配最好的武器；多亏了他，他们才能组成人民阵线并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二为一；他对苏联顾问“言听计从”；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问题上，他是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他补充说，与卡瓦列罗决裂将是他们能够让佛朗哥将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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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韦、切卡、热情之花和米赫等人[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在前线]呆若木鸡。在听到莫斯科的声音之前他们不敢发表意见。”接着，斯特凡诺夫发言了。他说，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正在捍卫一项有害的事业。谴责卡瓦列罗的不是莫斯科而是“历史”。马蒂对卡瓦列罗向国际纵队定量供应汽油而且没有给他的指挥部提供足够的汽车表示不满。“‘你的问题在于你有一部过于庞大的官僚机器。’迪亚斯反驳道。‘我不是官僚！’马蒂用拳头捶打着胸膛怒吼道，‘我是革命者，是的，先生，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们都是革命者，’迪亚斯回答道。‘这还需要看看再说。’马蒂反唇相讥。‘你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埃尔南德斯插话说，‘你的年龄和资历都不允许你对我们不尊重。’‘你就是一摊大粪。’马蒂反击道。迪亚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你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客人。如果你不满意的话，门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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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随后乱成一片。“有些人一时说不出话来……另一些人则大发雷霆。不动声色的奥尔洛夫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冷漠得让人琢磨不透的陶里亚蒂以做作的平静注视着会场。柯多维拉……试图让马蒂安静下来。格雷[杰罗]若无其事地梳着头发。紧张得无法自控的热情之花大声尖叫‘同志们！同志们！’就像一张破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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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基斯发言说：“‘卡瓦列罗正在摆脱苏联的影响。几天前他竟然把罗森堡赶出了他的办公室。’”接着轮到还没有发表意见的那些政治［363］局委员。“‘这不会起什么作用。’”埃尔南德斯想，“‘他们将坐在阳光下面最暖和的地方。’……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并且表示他们同意苏联代表团的意见。‘我可以看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代表团提出的办法，’迪亚斯讽刺地说，‘由于纪律我只能接受这种办法，请把我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接着，被埃尔南德斯称为代表团“重炮”的陶里亚蒂发言。“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他的话不是为了辩解或说服。它们是命令，不必圆滑或委婉。……‘我建议，立即开展削弱拉尔戈·卡瓦列罗地位的运动。我们应当在巴伦西亚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埃尔南德斯同志将是这次会议的演讲者。’”埃尔南德斯说，最初他拒绝了，但是经过迪亚斯的提醒，他服从了党的纪律。会议结束时陶里亚蒂说：“‘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继任者……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排除法来进行选择。普列托？德尔巴约？内格林？这三个人中内格林可能最合适。他不像普列托那样反对共产党，也不像德尔巴约那样愚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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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南德斯对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记述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不能忽视。他声称，奥尔洛夫出席了会议。这几乎根本不可能，不是因为奥尔洛夫否认自己出席了会议，[47]而是因为埃尔南德斯对他的描述完全错了，埃尔南德斯说他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48]奥尔洛夫叛逃美国多年以后亲眼见过他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写道：“这种通过精确的描述造成逼真效果的热情使虚构露出了马脚。两米应当是六英尺六又四分之三英寸。但是，我曾经数次采访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比那矮了一英尺多，比埃尔南德斯还矮，肩膀宽阔，有点肥胖。他看上去既不优雅也不高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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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我试图通过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对这一错误描述作出解释，这次经历使我相信，埃尔南德斯谈到的不是奥尔洛夫，而是某个名叫别拉耶夫的人。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我担任合众社驻巴伦西亚记者时，我遇见了奥尔洛夫和另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特工，我在《西班牙革命》中认为后者是别拉耶夫。我不记得向我介绍他们时使用的名字，但是我在多年以后发现了奥尔洛夫的身份。一九七三年奥尔洛夫去世后，美国联邦印刷局出版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其中包括他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证词的文字记录，附有他的一张摄于一九三三年的照片。多亏这张照片并且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个人，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奥尔洛夫绝不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他是一个矮个子壮汉，貌不惊人，在几乎任何人群当中可能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认为是别拉耶夫的那个人的体形外表与埃尔南德斯认为是奥尔洛夫的这个人的体形外表非常吻合，以致我相信别拉耶夫就是埃尔南德斯所描述的这个人。现在看来，这种假定是错误的，因为，在莫斯科见过别拉耶夫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对他的描述是，“笨重、强壮、中等身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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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埃尔南德斯根本不认识奥尔洛夫，［364］至少，一直被他当作奥尔洛夫——以其书中他本人与这个所谓奥尔洛夫的长篇对话为证，在对话中，他用这个名字称呼后者不下十几次[51]——的那个高大优雅的叫这个名字的人，既不是奥尔洛夫也不是别拉耶夫，而是另外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另一方面，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他对奥尔洛夫的描述纯属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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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根据埃尔南德斯所捏造的叙述判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尔洛夫没有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问题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我们已经知道，奥尔洛夫本人否认自己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也否认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在场：“埃尔南德斯其实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彻底毁掉了他的故事。按照他的叙述，这次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可是，根据[意大利共产党作家]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所写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传记，[52]我们知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六月[根据这部传记，实际上是七月]到达西班牙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即，拉尔戈·卡瓦列罗已经从政府辞职后。因此，陶里亚蒂不可能出席埃尔南德斯所说的这次会议并且主张卡瓦列罗必须下台。由于陶里亚蒂不在场，这次虚构的会议连同埃尔南德斯所有异想天开的添枝加叶土崩瓦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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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尔洛夫的这一部分反驳并没有建立在十分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据西班牙共产党作家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实际上”整个内战期间都在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54]埃尔南德斯对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作了详细的描述，陶里亚蒂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他还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另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研究的问题是大举进攻埃斯特雷马杜拉。[55]此外，国际纵队大本营所在的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陶里亚蒂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就在西班牙，他还记录了当年十二月与陶里亚蒂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陶里亚蒂试图在“清洗”国际纵队中的“间谍分子和不良分子”方面得到他的合作。[56]更为重要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的证言，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其他人更全面：“关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及其亲自对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直接干预，一场争论开始了，主要是在意大利进行，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他的授权传记作者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宣称，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才来到西班牙。……根据我所保存的仅限于由与他合作的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和莫斯科的代理人所提供的大量证据，我可以证明以下几点：1）作为共产国际拉丁地区负责人，陶里亚蒂早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就已干预西班牙事务。……2）陶里亚蒂属于一九三六年七月［365］二十六日在布拉格任命的指挥西班牙行动的委员会。……3）[正是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法国代表]杜克洛（一九三六年九月）在马德里强行推出了西班牙共产党必须遵循的路线。4）在西班牙或者在频繁前往巴黎和莫斯科期间，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因此，他直接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决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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