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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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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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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感谢费乌斯通讯社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向我提供了这一情况，他们和某些与政府及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关系密切的人保持着日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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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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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600—601页。另请参阅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95页。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意见一致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与普列托认为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是“高等军事学院”的“头号人才”形成对照，他在写给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说这位将军是一个“真正的傻瓜”（“verdadero atún”）（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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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拉尔戈·卡瓦列罗把罗霍和米亚哈的答复收入他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600—601页）。关于对罗霍任命的取消，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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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关于国防部向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致敬的公告，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巴伦西亚商报》。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说他没有找人填补空出来的这个职位（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5页），但有证据证明，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至少暂时被共和派军官阿尔瓦雷斯·科克上校所取代（见比森特·瓜内尔发表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新西班牙》上的文章；另请参阅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75—1076页）。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罗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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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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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比森特·罗霍，《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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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埃尔南德斯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演说，见埃尔南德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的共产党》，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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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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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六章［368］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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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在内阁和战时高级委员会中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苏联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一直在努力削弱卡瓦列罗的影响力，由于赢得接替阿森西奥将军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无条件支持，这种影响力在进一步加强。巴赖瓦尔是与卡瓦列罗关系密切的社会党左派圈子中的一员，由于严重的疾病，他起初并不了解最近发生的那些使卡瓦列罗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失去热情的事情。据他本人讲述，他得到的信息全都来自亲共产党的人，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与他交谈仅限于了解其健康状况，尽量不让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打扰他。[1]结果，巴赖瓦尔承认，他就任新职之后有意为两党合并发挥作用。“考虑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不能例外，我坦率地承认，”他写道，“有一段时间我和所有社会党左派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因此我认为，重新开始工作的我应当有些出色的表现，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推动两党迅速合并，以便把我们自己从正在陷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同时显示共产党的办法的优越性。”[2]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承认，“与许多社会党人的严重惰性相比”，共产党人的“能动性很适合”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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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赖瓦尔在即将复出之时从他的社会党同志嘴里听到了一些指责：“就在前线，甚至在战地医院里，社会党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社会党人，正在受到可耻的对待，而共产党人则在各个方面受到欢迎，甚至将荣誉据为己有”；人们可以看到，社会党或无政府主义连队的战士“打着赤脚、衣衫褴褛，相比之下，同一个旅但是属于共产党的另一个连队的装备仿佛是要参加阅兵式”，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指责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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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的印象令人非常震惊，”他写道，“以致我真的以为我听到的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了。此外，在与社会党人的各种谈话中，例［369］如在与我们后来知道早已效忠于共产党的德尔巴约的谈话中，他们十分巧妙的回答听起来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热情，深受两党联合这一伟大理想的鼓舞并且热切希望通过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消除那些指责中可能确实存在的现象，使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致力于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尽管我已不再处于脱离动荡的政治现实的天真状态，我仍然认为在我看来令人发指的邪恶不可能表现得那么优雅。由于这个原因，我愿意与那些不会行此不义——这种不义是某种精心策划的产物——的人一道，继续为这项全面联合的政策出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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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坐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巴赖瓦尔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在这个气象台里……我得到的印象是，我过的是一种最让人讨厌的生活，这粉碎了我在生病期间精心呵护的我最珍视的那种幻想。我渐渐发现自己轻信到了何种程度，以致面临受玫瑰色眼镜诱惑误入歧途的危险，这种玫瑰色眼镜像它们歪曲的世界一样丑恶。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改变部队的卫生管理和运输服务，并且为调整军需官队伍做准备。”[5]巴赖瓦尔在另一篇文章里证实，由于军需官队伍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这个营私舞弊、招降纳叛的可怕武器被肆无忌惮地滥加使用，从为某个朋友弄一张特别证券的小型骗局，到根据部队或其指挥官的政治色彩决定给不给整个一支部队发放食品和服装的大型丑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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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在一些前线，共产党的部队受到某种令人气愤的优待；给他们发放鞋、服装、烟草和食品。其他部队的待遇像前妻生的孩子一样——说得更准确一些，是没有在背后挨黑枪的时候。我还听说，在一些医院，就像过去神父和修女对待不信教的人那样，没人照顾不是共产党的伤病员。他们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也得不到适当的食物；所有关照都给了共产党员和将要皈依共产党的人。”[7]马德里的社会党左派议员卡洛斯·鲁维埃拉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为了得到一双系带凉鞋，士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在[军队的]医院里，与修女时代相同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时候，为了得到一碗炖菜或者炖鸡，或者无论什么吃的，你必须恭敬地披着教徒的肩布或者佩戴十字架。现在你需要佩戴锤子镰刀的标志。”[8]就连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社会党温和派也谴责共产党人在前线享有的特权地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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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冒犯那些占据着责任最重大的岗位的人，”巴赖瓦尔表示，“但是我必须说，除了不值一提的极少数例外，他们依赖的所有手段都掌［370］握在斯大林分子手中。这些斯大林分子以最无耻的方式控制着军队的各个部门，利用军队的资金和职务特权谋取私利，他们只关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只关心加强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在国防部副部长管辖的部门发生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总参谋部的各个部门。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而且置许多在责任最重大的技术岗位上任职的非党派专业人员的诚信于不顾，……共产党人控制了所有指挥岗位，然后在其保护下，开展了一场来势汹汹、厚颜无耻的拉人入党运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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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几周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宣称：“共产党指示受其控制的军官利用军纪命令士兵改变信仰加入共产党，结果我们发现下述情况成千上万次地出现：军队指挥官使用权力和军规不是为了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是为了消灭革命组织并且削弱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力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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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赖瓦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那一刻起，大都会酒店的苏联人就开始讨好取悦他，该酒店是苏联人在巴伦西亚的指挥部。他还在国防部定期接受苏联人的拜访，在拜访的过程中，苏联人竭力诱使他背叛拉尔戈·卡瓦列罗。[12]尽管巴赖瓦尔不愿详细讲述这些拜访，但他仍然透露：“我受到各种各样的恭维奉承，他们称赞我是唯一一位能够意识到迫切需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党人——当然，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总之，为了使我背叛拉尔戈·卡拉罗，他们一直在谨慎地与我培养感情。”[13]但是，巴赖瓦尔拒绝抛弃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结果，从他使苏联大使认识到他不会扮演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希望他扮演的角色那一天起，他不再是他们诱骗的对象。[14]他的断然拒绝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因为不久前他还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主意，尤其是这个主意当时在他的许多同志眼中已经开始失去魅力，这一情况使共产党人相信，他将在国防部为他们谋取利益。让他们大失所望的巴赖瓦尔成为卡瓦列罗政策的后盾，在随后几周，他协助国防部长对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地位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到三月底，这一打击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以致引起共产党政治局的公开谴责：“赢得战争所必需的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正在受到一系列行为的破坏，例如从指挥岗位上撤换那些已经多次证明其能力和才干的军官和政委——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行为，尤其是在最近几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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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拉尔戈·卡瓦列罗怒火中烧的无疑是共产党人在国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正在引起他注意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做法。这些做法从禁止前线的士兵阅读非共产党的报纸，[16]到强迫士兵加入共产党。[17]他最近还听说了［371］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宗派主义行为，我们应当记得，为了规范政治委员的委派，一九三六年十月设立了这个部门，但是，由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的背叛，它已经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国防部长选择这两个人负责总政治部是因为他们享有他的高度信任，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布命令规定，所有政治委员将由他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提名任命，而后者的提名将通过总政治部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提交。[18]虽然这一命令并未授权总政治部主任在国防部长的正式任命下达之前批准候选人就任拟议中的职务，但是，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以及负责总政治部组织部门的共产党人米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经常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他——推荐的这些候选人被允许“临时”行使他们的职权，这种做法使共产党受益匪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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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最应当对此负责的那些人之一，”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直到那时他还说他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他自称是个社会党人，但是却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党效劳并且为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推波助澜。……我[把他]召来严厉训斥了他的行为，因为他在我不知情也没有签字的情况下，任命了两百多个共产党人。听着我的训斥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然后没有一点表情地回答说，任命的都是连指导员，他任命这些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我把手边的法规给他看，根本没有任何例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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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不久，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作出了下面的解释：“在西班牙设立[总政治部]以后，共产党……对它的发展扩充比其他党派更感兴趣。在其他党派看来，它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此最初把它当做舶来品和多余的东西冷眼旁观，满足于提出并非特别用心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派出了他们最能干的人。这种差异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期加大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马德里前线的形势使得必须增加政治委员的人数。临时任命了几百人，这些人只能使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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