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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普列托的友好表示与他过去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从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不久就开始坚决抵制共产党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肯定有所保留。普列托讲述的下面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接替拉尔戈·卡瓦列罗入主国防部以后，值得我们记录在案：“一天晚上，在并非常规的时刻，盖斯基[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接替马塞尔·罗森堡担任苏联大使的列昂·盖基斯]给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批重要的战争物资——我认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将要从苏联港口装运启程。看我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大使显得非常高兴。两天后他又来见我，要求我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在我拒绝之后他几乎是以威胁的语气重申了他的要求。他固执地不肯罢休，向我暗示他是在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而且将视我的态度奖励或者惩罚我。他的威胁对我没有起什么作用。第三次来见我时，[盖基斯]只字不提我们先前进行的谈话，但是他通知我，曾经提到的那一批急需的战争物资将不再发运。这就是我所受到的惩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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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当共产党人需要普列托的时候，他更需要他们以达到推翻卡瓦列罗的目的。普列托没有原谅他这位对手一九三六年五月阻止他担任总理的行为。实际上，普列托与卡瓦列罗的关系甚至在那之前已经因为相互竞争和对抗而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彼此几乎不说话。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在我被阿萨尼亚先生召见并与他和另外一些部长谈话时，有一次，普列托参加了。他与每一个人握手打招呼……但是只有我除外。我意识到我的存在让人讨厌，于是我就离开了。”[15]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说，尽管普列托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加入了同一个内阁，但是，他们尽量避免互相接触，并且通过中间人商讨与他们各自的部门同时有关的事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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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像共产党人一样，普列托被敌视社会党左派的情绪所激励，[17]同时受到这一希望的鼓舞：一九三六年七月席卷西班牙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的回落将使英法两国放弃它们的中立政策。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表达普列托观点的《社会主义者》写道：“我们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我们仍然希望某些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与通过促进革命可能导致的后果妥协将是令人遗憾的，将会酿成一场悲剧，目前，革命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后果。”[18]但是，普列托与指导西班牙共产党政策的共产国际在目的方面存在着某种严重分歧；因为，共产国际首先并且最为关心的是苏联的战略地位由于解除武器禁运而得到的改善，普列托则像阿萨尼亚总统以及另外一些将这位社会党温和派政治家视为领袖的自由共和派人士一样，关心的只是西班牙的形势。在他看来，英法两国的援助将抵消苏联不断增加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主要归咎于英法两国的中立政策。“对共产主义运动提心吊胆的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想到，”他在内战结束以后断言，“由于它们不进行援助，这一运动在西班牙发展起来。这些国家拒绝给予我们帮助，以致当人们听说苏联正在向我们提供保卫国家的物资时，公众的同情慷慨地给予了苏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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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目前他还需要共产党人以便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时由于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像那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一样，他最终也将成为共产党人的牺牲品，因此，普列托顾不上担心共产党的发展及其诱使人们入党的手段了。[20]共产党人不择手段地拉人入党一直使他对共产党与社会党执委会建立密切关系的尝试有抵触情绪，通过社会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以及另外一些坚定的支持者，例如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和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他对执委会仍然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共产党人也顾不上他们过去对普列托的不信任了，这种不信任一直妨碍他们向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以及他的社会党中间派示好。共产党人似乎一度认可普列托作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继任者的候选人，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谈到他的这个身份时对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所说：“就像你很清楚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朋友或者敌人；只有为我们办事或者不为我们办事的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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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底发表的一份反映共产党与社会党中间派的友好关系以及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关系破裂的声明中，共产党政治局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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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由于正确理解了人民阵线的政策，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关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这一事实以及对共产党的敌意实际上并非来自社会党本身，而是来自一些不理解群众正常感情的孤立的个人，政治局认为，必须加强它与社会党的联系。因此，它邀请社会党执委会召开一次联合会议，旨在审视当前的形势，然后通过组成地方和全国性的协调委员会，在［385］某种永久性的基础上建立比以往更加密切的关系。协调委员会将有利于磋商进而采取某些措施，以便实现两党统一行动并且尽快将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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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局已经委派一个代表团立即与社会党的领导阶层建立联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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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月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的结果，一个全国协调委员会组成了，拉蒙·拉莫内达在委员会中代表社会党，何塞·迪亚斯代表共产党。它的第一个行动是向两党的各级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它们在各自的地区建立类似的联络委员会。[23]在随后几个月，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以几乎不亚于共产党人的热情从理论上大肆吹嘘两党合并的概念，[24]但是，由于社会党执委会大多数成员的疑虑，它绝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它也并非一无所获。“在得知一些社会党人尚未为这种联合做好准备时，”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简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透露，“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出结论，共产党人‘不应强行推动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它们建议，应使那些已经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相信，继续留在社会党内工作更有利于加强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更有利于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作准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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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动荡不定的政治形势下，共产党人与社会党的普列托派立即建立密切的关系比组织合并具有更加迫切的重要性，而且注定要对即将到来的那一段决定性时期的事态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在表面上同意为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努力的背后，隐藏着将拉尔戈·卡瓦列罗赶下总理和国防部长宝座的某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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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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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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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塞·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国际通讯》（西班牙文版）上的文章，收入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3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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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工人世界报》，第三版和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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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二一年，作为西班牙社会党年轻而杰出的成员，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欢呼的拉莫内达成功地劝说执委会投票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此后不久他离开了西班牙社会党，随后几年在刚刚成立的西班牙共产党担任内务秘书的职务（见杰拉尔德·H.米克《西班牙的革命左派，1914—1923》，第144、365—366和448页）。在其思想政治历程中，他于一九三一年共和国成立之前再次加入社会党并在内战爆发之前当选议会议员，由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策略，他成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党执委会书记。尽管在内战的第一年他名义上是个普列托派成员，但他小心翼翼地与共产党人携手共事，最后支持反对普列托的胡安·内格林总理。他的力量基础是印刷工人的工会组织西班牙印刷业联合会，他是该联合会的主席。感谢前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书记和议会议员安德烈斯·萨沃里特向我证实了拉蒙·拉莫内达的亲共立场（萨沃里特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萨沃里特在社会党内有保存党派和工会领导人政治兴衰详细记录的名声。关于拉莫内达的政治沉浮，见路易斯·罗梅罗·索拉诺（共和国期间的社会党议员）的《西班牙内战前夕》，第176—177页；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66—69页；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10—111页；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23—624页。正如我们所知，后三部著作的作者都是著名的社会党人，虽然罗萨尔在内战初期就转投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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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自《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51—53页。在刊登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光明报》上的一次演说中，拉莫内达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必须由唯一一个政党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定性。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党人对与共产党合并没有异议。”（引自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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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5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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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5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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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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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的《辉煌不再》，第179—180和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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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陈述（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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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在共产党人当中尽人皆知，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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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彼得罗·南尼，《西班牙内战》，第67页，注释2。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普列托这种特别反常的政治举动：在一九三七年夏天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执委会会议上，据说普列托以政府有望得到的唯一援助来自苏联为由，直截了当地表示支持两党合并（见亲共人士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67页和《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8页，注释2；温和派人士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7页；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是罪犯》，第620—621页。比达特说，普列托“认为，在为时已晚之前考虑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必要性的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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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巴黎）《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据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说，（普列托接管国防部时成为外交部长的）何塞·希拉尔告诉他，苏联的战争物资运到西班牙共和国的港口后，“在政府预先同意给共产党人安排重要的警察和军队职位之前不能卸货”（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233页）。我没有发现支持这一指控的其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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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53页。另请参阅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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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陈述（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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