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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他的态度在其舆论工具（马德里）《消息报》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委会机关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的一些社论中反映出来。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消息报》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十日和十一日《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负责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是普列托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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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另请参阅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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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普列托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墨西哥城发表的演说，见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墨西哥“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俱乐部开业》，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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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些手段是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尖锐批评甚至猛烈抨击的目标。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五日、三月六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五月十五日《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另见社会党执委会的通报，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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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大骗局》，第311页。拉维内斯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编辑部工作（同上，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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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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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红色阵线报》上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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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见拉蒙·拉莫内达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社会主义者》；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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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共产国际简史》，第443页。在该书的英文版中（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420页），俄文版中的“更有利于”几个字被“更有助于他们”所代替。这两句话的不同含义值得深思。另请参阅（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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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八章［386］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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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社会党温和派就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达成协议——一些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也参与达成这个协议——而实力大增的共产党人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以便使他们与卡瓦列罗的矛盾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当一场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个机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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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军事叛乱在巴塞罗那失败以来，随着由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指导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它们显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该地区实际上的控制者和革命的推动力量，巴塞罗那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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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声称挫败巴塞罗那军事叛乱的大部分功劳是他们的。作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断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两天令人难忘的战斗中挫败了军事叛乱，四百多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他在攻打阿塔兰萨纳斯兵营时战死。[1]另一方面，军事叛乱时担任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comisario general de ordén público）、主张地区自治的温和共和派人士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则声称，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没有“治安部队的英勇奋战”，这些组织并不足以阻止巴塞罗那驻军占领这座城市。[2]他所说的治安部队就是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后者由何塞·阿朗古伦将军和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指挥，两人均为忠诚的共和派人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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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挫败军事叛乱的过程中各自作出了什么贡献，它们的参战[4]——尽管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387］拒绝向它们提供武器[5]——对于负责指挥叛军的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投降[6]以后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局面立即发生的彻底改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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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斯科费特拒绝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供武器这件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七月十九日约凌晨三点，巴塞罗那爆发军事叛乱一小时前，加西亚·奥利韦尔去治安总署要求得到武器。据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埃斯科费特少校答复道，他对自己的人马有信心，同时也不能将任何武器分发出去。几小时前，突击卫队奉命重新配备一些步枪，结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上发现了这些步枪并将其夺走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运输工会。“要不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从中斡旋……一场屠杀可能在运输工会发生，他说服工会会员交出了一些明显有所磨损的武器。于是，在叛乱的兵营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紧要关头，一场冲突得以避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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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温和共和派人士、军事叛乱期间在埃斯科费特身边担任警察局长的比森特·瓜内尔描述了挫败军事叛乱后革命者的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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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拿着他们抢来的武器涌上街头，其中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战斗。……不可能恢复秩序。我们也无法使自己的队伍保持纪律，包括国民卫队。热情高涨的国民卫队队员被街头的气氛所感染，他们身穿衬衣开着卡车，车上插着许多旗帜，旗帜上写着各种组织的名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组织占大多数。像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众开始焚烧教堂和修道院，焚烧著名右翼人士的住宅以及其他私人建筑。……我们下令警察分局以及突击卫队和治安部队收缴枪支，……但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不可能收回群众抢走的步枪、手枪和各种武器，由于担心再也找不到这些武器，迄今为止一直否认它们被抢走了。驻军部队的新老士兵被马德里政府颁布的一项奇怪的法令免除了[效忠服从其军官的誓言的]义务[8]……他们加入了民众的队伍或者试图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交通方式返回故乡。我们无法解决的这种绝对混乱状态是军事叛乱所造成的许多灾难之一。警察部门和政府当局似乎逐渐恢复正常运转，但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治上的领导权，他们占有了大量战争物资并且表现出某些方面的组织才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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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左翼共和派人士、巴塞罗那市市长卡洛斯·皮·苏涅尔写道：“在[战斗的]结局还没有确定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不顾一切地忙着抢夺败军丢弃在街道上和兵营里的武器。这在随后那个可怕的时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是，［388］市长的责任……有赖于军队，[军队没有预见到]，军人被打败可能意味着他们为保证秩序领取的武器将成为制造恐怖和混乱的工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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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人占领了邮政局和电话局并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其他城镇和乡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和民兵小分队，同时通过他们的工厂、运输工具和食品委员会对该地区的大部分经济生活确立了他们的支配地位。[11]在巴塞罗那，飘扬在已经更名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前雇主协会全国就业促进会总部上方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红黑旗帜见证了他们的权力和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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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诗人和共产党员约翰·康福德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鼓舞了他，后来他在战斗中死去。“在巴塞罗那，”康福德写道，“人们可以切身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民兵委员会手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武装的工人和民兵，他们还坐在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的咖啡馆里。雄伟的科隆酒店俯瞰着城市的主要广场，它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占据。再往前走，位于西班牙银行对面的一座大楼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武装的工人控制着街道，仿佛身在伦敦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多数人专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12]“在我们这个地方，”中产阶级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著名成员海梅·米拉维特列斯断言，“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管理大型冶金厂和纺织厂以及公用事业公司的是工会。”[13]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控制着法—西边境的大部分地区，这本来是中央政府所保留的诸多权力之一。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的第九条，授权马德里政府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负责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其本身已经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它既没有行使权力的意愿，也没有行使权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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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国宪法由于革命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一样，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也已成为一纸空文。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38）以来，加泰罗尼亚就没有如此彻底地摆脱过马德里的控制；然而，这种自由并不能使鼓吹加泰罗尼亚自治的主力军中产阶级感到满意，因为，革命在摧毁马德里的强权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财产安全赖以存在的政治结构。自治法令使加泰罗尼亚拥有了一个自治政府，它由议会和行政委员会所组成，以中下层中产阶级为主的加泰罗尼亚最强大的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其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这两个机构的实际作用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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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七月二十日，刚刚挫败军事叛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路易斯·孔帕尼斯就向包括加西亚·奥利韦尔在内的一群得意洋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下面一番安抚性声明：“今天，你们是这座城市和加泰罗尼亚的主人……因此，如果我提醒你们你们并不缺乏我党的忠诚党员——无论他们人数多少——的帮助也不缺乏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青年卫队（Mozos de Escuadra，自治政府的特别警卫部队）的帮助的话，希望你们不要见怪。[14]……你们取得了胜利，一切由你们来决定。如果你们不需要我或者不想让我担任加泰罗尼亚的主席，现在就请告诉我，我将立即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又一名士兵。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我和我的党员……能够对这场斗争有所帮助，……你们可以信赖我和我的忠诚，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我相信，今天，可耻的过去已经结束，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加泰罗尼亚将会走在社会发展最先进的国家的前列。”[15]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这番声明的真实性曾经受到埃斯科费特少校——正如我们所知，当时他是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的质疑，[16]但是，在其所写的为孔帕尼斯歌功颂德的传记中，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对这番声明毋庸置疑地予以确认；它还得到共产党作家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和巴塞罗那市长、孔帕尼斯主席亲密的政治伙伴卡洛斯·皮·苏涅尔的确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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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应孔帕尼斯主席的邀请前往自治政府宫。“步枪、机关枪、左轮手枪，这些武器把我们武装到了牙齿。”加西亚·奥利韦尔回忆说，“孔帕尼斯站着接待我们，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很快不再拘泥于礼节。我们坐了下来，步枪放在两腿之间。”[18]“在会见的过程中，”同样在座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说，“自治政府的一些成员脸色苍白，不停地发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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