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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孔帕尼斯第一次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打交道。在君主制时期，他曾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赢得声誉。他与他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与他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有天壤之别，就像他放弃法律专业组织中下层中产阶级政党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农夫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代表了该地区的小工厂主、手艺工匠、商人以及佃户和佃农。这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喜欢他，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三年的一段评论概括了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与其他政客是一路货色”。[20]一九三四年孔帕尼斯当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以后，这种关系并没有改善，结果，在社会动荡的关键时期，自治政府查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总部并将它们的报纸停刊。“尽管《工人团结报》实际上是当地发行量居第二位的报纸，”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但在一九三四年，它长达几个月不能印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积极分子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继续出版。整个一九三四年，我们的［390］地方组织、我们的俱乐部和我们的文化中心不能公开活动，自治政府唯一关心的事情是，搞垮全国劳工联合会，消灭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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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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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加西亚·奥利韦尔与自治政府主席的交谈过程中，”巴塞罗那市长回忆说，“当孔帕尼斯表示，由于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打算辞去自己的职务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出现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担心，如果他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关系破裂，他们将完全控制这座城市，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最可怕的混乱局面，造成并肩战斗的各派之间统一战线的崩溃，最终导致一场军队和长枪党的残酷镇压。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局面就可能逐渐改善，政府就可能重新确立其当权的地位。”[22]简单地说，正如警察局长比森特·瓜内尔所指出的那样：“除了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政府门面’并且一点一点地努力恢复政府的控制之外别无选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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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西亚·奥利韦尔的话说，孔帕尼斯在其安抚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声明中表现出“灵活”和“务实”的姿态。“作为一个意识到国家的重大时刻已经来临的加泰罗尼亚人，作为一个并不害怕剧烈社会变革的进步开明人士……[他]使用环境要求的语言并以自尊和宽容的独特姿态从容应对非常困难的局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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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孔帕尼斯过去给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法律援助现在有助于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后来的声明加强了他们有所恢复的对他的信任。他在十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工人积极分子当然是那些最关心革命工作的人。我们这些肯定受到尊重和倾听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应当为工人阶级排忧解难。我们必须与他们同行或支持他们，但是，归根结底，发号施令的必须是他们。企图通过策略或力量防止工人阶级赢得未来将毫无意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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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以煽情著称但是仍对弱者怀有些许真正同情心的随遇而安的政客，他很快适应了当时的气氛。“在共和派人士中，很少有人如此准确地理解了七月十九日以后出现的局面，”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同时，也很少有人如此明确而有力地对工人管理之下的新的社会制度表示支持。”[26]显然，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达到胜利的高潮时，作为一名曾经反对它们的政客，孔帕尼斯过于精明。他知道，反抗将是危险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浪，在恢复自己的影响力之前，他的党派必须在沉没与独自忍受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对其追随者的忠诚以及某种保护他人——甚至保护那些被怀疑同情佛朗哥将军的人——的人性冲动使他无法默默忍受革命引发的暴力行为。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公开声明均含有呼吁制止暴力行为并且谴责暴力行为的内容，[27]而且，他的亲自干［391］预还使许多生命受到威胁的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当[路易斯·孔帕尼斯]被革命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加泰罗尼亚科学家告诉安赫尔·奥索里奥，“当我们大家不得不向自治政府请求保护我们的朋友和机构时，我看到他竭尽全力挽救他所能挽救的一切，尽管有时没有成功。我听说，多亏[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本图拉·]加索尔和[内务专员何塞·马利亚·]埃斯帕尼亚的干预，许多右翼政界人士，例如阿瓦达尔、本托萨—卡尔维尔、普伊格—卡达法尔奇、蒙特塞尼伯爵，以及大量教会上层人物还有无数神父和工厂主得以逃走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两位专员是应孔帕尼斯的要求并且完全按照他的指示采取的行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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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还谨慎地谴责了以革命名义的过激行为和目无法纪，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评论革命所造成的变化。这也是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29]及其舆论工具《人道报》的态度，[30]因此，即使敢于对革命提出批评，他们也是旁敲侧击而不是直接表明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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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二十四小时，一度看似顽固不化的头脑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在精神上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适应能力，他们不加反抗地接受了事物的新秩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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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某种绝对的专政表明自治政府已经过时，在它的地盘上建立了人民的真正权力。”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积极分子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当别人对我们实行专政时我们不承认专政，我们也不想以别人为代价实行我们的专政。[我们决定]以孔帕尼斯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应当继续留在它的岗位上。”[32]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有人说，选择实行我们的专政将更可取，这话说得太轻巧。不错，它可能对那些想当独裁者的人更可取，但是对劳动人民不可取。……且不论实际上我们将会走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主张的反面，对于西班牙来说，无政府主义专政就像法西斯或共产党的独裁一样邪恶。”[33]几个月后将违背其反政府、反国家的原则成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司法部长的加西亚·奥利韦尔也断言：“加泰罗尼亚在自由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正在决定西班牙的命运，前者相当于无政府主义专政，后者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合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决定支持合作和民主，放弃必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专政所扼杀的革命的极权主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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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会［392］议上，无政府主义者作出了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的决定。[35]曾经被认为是个“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加西亚·奥利韦尔说，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攻占那些重要的政府建筑”，但是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回答说，在占领萨拉戈萨之前不应发动政变，那里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据点和毗邻的阿拉贡地区的首府。他说，占领萨拉戈萨“用不了十天”。加西亚·奥利韦尔对此回答道，革命不应当“停留在街上等待占领这座或者那座城市”。[36]不过，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正式报告，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因为无政府主义专政将会导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合力战胜叛军的人全被消灭，因为它将由于外国的干涉被“镇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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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往往用反对专政的意见和外国入侵的威胁作为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决定不在巴塞罗那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38]但是，他们经常在农村地区借助于民兵小组和革命法庭建立某种形式的社区专政。不过，虽然他们在某些乡村不惜以武力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有计划地将政府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内战爆发前一年，老资格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父亲费德里科·乌拉莱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写道：“[尽管]我们不谋求权力或独裁，但是我们并没有解决在社会革命发生与基于所有人经济平等、权利相同的自由政治制度建立之间需要运用什么力量的问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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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温和共和派人士的治安总署署长埃斯科费特少校阐释了革命之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难处境。他回忆说，七月二十日，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现自己在巴塞罗那“实际上控制了街道、武器和运输工具，也就是说实际掌握了权力时，它的领导人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们都是积极勇敢、经验丰富的战士。他们没有计划，没有明确的信条，没有关于他们应当做什么或者他们应当允许别人做什么的想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共产主义观念不切实际，就其在革命时期应当遵循的路线而言，不能倡导这种观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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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AIT）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承认全国劳工联合会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在回应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时写道：“那些声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在一九三六年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要求什么。……全国劳工联合会将需要一个政府方案，一个行使权力的方案；[它将需要]行使权力的训练、中央指导的经济计划和操纵国家机器的经验。……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这些东西。那些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也没有这样一个方案，无论是关于他们本国的还是关于西班牙的。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393］另外，假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七月十九日以前就有这样一个方案，它就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假如它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革命，那将给予无政府主义以致命的打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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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没有夺取政权的计划，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尽管他们是反国家主义者并且反对一切政府）决定允许自治政府继续运转。但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争与革命不可能由一个对工人阶级队伍中人数最多、思想最激进的派别缺乏影响力的政府来指挥。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也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使这个政府恢复权威而不违背其反国家、反政府的原则。于是，一个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立了，在这个委员会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把持了关键的作战、治安和运输部门。[42]据加西亚·奥利韦尔说，委员会是根据孔帕尼斯主席的建议成立的。[43]这很有可能，因为没有人比孔帕尼斯更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打算赢得战争胜利的话，如果想从革命风暴中挽救一些共和制度的价值观念和部门机构并使革命的恐怖活动受到哪怕一点点控制的话，某种形式的中心管理机构是必要的——这个机构即使名义上不叫政府，本质上也是一个政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可以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参与其中，它可以在有名无实的政府重新掌握重要的实权之前进行战争。如果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的安抚声明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的话，那么，这决不是向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屈服，正如共和派法官和孔帕尼斯主席的传记作者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旨在使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孔帕尼斯主席作出让步的“无比明智”的一着。“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他要欺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奥利奥索补充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诚实更明智。主席想说的肯定是：‘现实地说，我只有名义上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在你们手里。……但是，你们不认为你们的努力需要一个指挥机构吗？如果没有指挥机构，你们就容易陷入混乱状态，劳而无功。那么，利用我的管理和领导能力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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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设想的可能是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作为自治政府的辅助机构发挥作用，但是，该委员会立即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实际上的行政当局。它的权力并不依靠遭到破坏的国家机器，而是依靠革命的民兵武装和治安巡逻队，依靠革命初期在该地区大量涌现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身为民兵委员会成员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在后方建立革命秩序，为前线组建民兵部队，组织安排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总之：“民兵委员会就是一切；它照管一切。”[45]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为唯一真正的权力，绝对的、革命的权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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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孔帕尼斯主席委派精明而且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作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民兵委员会中的代表，据塔拉德利亚斯的传记作者说，他的“双重目标”是“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组织战争行动”以及“实现权力从无政府主义者向自治政府的全面转移”。即使对于像塔拉德利亚斯这样精明能干的人，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也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能理解他们高尚的乌托邦目标”，他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友好关系成为“他开展政治活动的决定性因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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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塔拉德利亚斯确认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受到“孔帕尼斯主席高大形象的有力影响”，[48]但是，他还说，自治政府“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49]这并不是说自治政府一点权力也没有，因为它可以依靠残余的正规警察部队即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也可以依靠一些政治派别组织的民兵，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武装力量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些部队。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共同控制了该地区的银行系统[50]——部分由于主要代表该地区的蓝领工人，部分由于总是鼓吹废除货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忽视了这一权力资源，但是，财政委员会基本上是一枚为革命服务的橡皮图章，因为它的首要功能是满足民兵委员会的资金需要。当然，自治政府似乎也像一个最高权力机构那样颁布法令或行政命令，但是，在其官方刊物《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51]上发布的大部分法令只不过是一些事先经过民兵委员会批准的措施，或者是对既成事实的法律确认。的确，随着孔帕尼斯逐渐恢复了自信，他抵制了委员会某些更极端的建议——例如废除革命者认为是个过时机构的加泰罗尼亚议会的建议——并以如果他们采取行动他就辞职相威胁。据曾经是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孔帕尼斯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不需要我，你们可以不需要自治政府，你们可以逮捕我，但是，全世界明天将知道，合法权力被篡夺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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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喜欢夸张的举止。“他会大发脾气，”与他很熟的塞拉·帕米埃斯证实，“拽自己的头发，乱扔东西，脱掉外衣，扯掉领带，解开衬衫。这种行为很典型。”[53]不过，在革命初期，孔帕尼斯表现得比较克制和谨慎，因此，作为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的橡皮图章，他的政府主要扮演被动的角色。正如委员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之一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所有事情必须由委员会决定或批准”。[54]事实正是这样。证据如，将属于反对人民阵线的党派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暂时停职的法令；[55]规定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并将工资提高［395］百分之十五的法令；[56]暂时停止针对民兵的驱逐诉讼的法令；[57]没收教会财产和没收涉嫌参与叛乱者个人财产的法令；[58]必须重新雇用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工人的行政命令[59]以及劳工专员所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由各行业工会制定新的工作条件的行政命令。[60]“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刊物《照明与电力》报道说，“巴塞罗那自来水总公司和略夫雷加特河地下水特许经营公司的工人将两个公司收归公有并且接管了管理和技术控制权。……第二天，自治政府承认没收行为合法，随后，一名政府的审计员（interventor）加入了管理委员会。”[61]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份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没收城市横向地铁公司的报告写道：“自治政府任命了一名审计员，工人们原则上接受了他，但是，他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的革命委员会手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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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城市中下层中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分裂的权力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满意，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可以随意实行集体化的状况也不满意，[63]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佃户和佃农同样如此，他们代表了该地区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在占有土地之后，他们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了任务。这不是激进的态度。在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占优势的村庄，或是在那些因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的进驻而使局面对他们有利的村庄，个人耕种遭到禁止，经常不惜牺牲地里的收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承认：“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认为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听说，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把小地主们吓坏了，以致他们逐渐对日常劳作失去了兴趣。”[64]它在另一天的报纸上写道：“小资产阶级陷入深深忧虑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认为，最初的焦虑已经消失，但是，店主、商人、小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小地主的不安仍将持续。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信心。”[65]另外，关于巴塞罗那边上的一个三万居民的小镇奥斯皮塔莱特，一位批评集体化运动狂热分子的左翼人士写道：“所有做小生意的地方都被接管，像食品店、肉类市场、粮店、小电子工厂等等。结果现在人们说，由于革命信誉扫地、民众越来越感到不满，奥斯皮塔莱特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法西斯分子较多的地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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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下去，也就难怪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级为了抵抗汹涌澎湃的集体化运动而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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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该复函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脚步的回声》，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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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的胜利》，第286—287页；另请参阅该书第425—426页。关于埃斯科费特的生平介绍，见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95—120页。军事叛乱时担任巴塞罗那警察局长的比森特·瓜内尔战后告诉霍尔迪·阿克尔，七月十九日国民卫队在这座城市驻有两千人，还有突击卫队和治安部队总共一千九百二十人（见阿克尔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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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没有参与军事叛乱，两位将领战后均被佛朗哥将军处死。关于埃斯科瓦尔的生平介绍，见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267—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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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连一些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人也承认它们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决不会忘记它们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对让·里夏尔·布洛克说，见让·里夏尔·布洛克《武装起来的西班牙》，第34页）；“叛乱刚一爆发，无政府主义者就在巴塞罗那勇敢地向佛朗哥的军队发起了猛攻从而迅速镇压了叛乱”（路易斯·费希尔，《西班牙为何而战》，第41页）；“全国劳工联合会率先投入了战斗”（[《曼彻斯特卫报》驻巴塞罗那记者]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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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另请参阅哈维尔·费夫雷斯（埃斯科费特的传记作者）《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最后的流亡》，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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