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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2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斗报》断言，共产国际不希望西班牙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场并不是在第三国际特许之下取得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将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了革命正在进行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肯定要消灭那些不盲目地服从他们的纪律的党派组织。这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他们认为在理论方面打败我们更加困难，因此打算首先消灭我们。至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以后能够将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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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4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份向自治政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专员出示的文件中，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即司法专员安德烈斯·宁）逐出内阁，然后组成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的新政府。[36]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支持这些建议。十二月八日，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问题上没有公开表明立场的孔帕尼斯主席宣称，“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并且能够将其权力强加于所有人的强大的政府”必不可少。[37]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此回应说，“一个‘强大的政府’只能是个独裁政府。”[38]此前一直非常谨慎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39]大胆地反唇相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应“莫名其妙”。“值此战争与革命的关头，我们看不出一个‘虚弱的政府’能够显示什么优势，因为战争与革命的进行和取胜完全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建立在团结和行动的基础上，……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将其权力强加于人的……强大的政府才可以奠定这些基础。强加于所有人，必须是所有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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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6 由于消除对立双方的意见分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十二月十二日，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正式宣布内阁处于危机状态。当天上午，曾为列昂·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并被某些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最激进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41]在其发表于《战斗报》的《每日政治笔记》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决心支持现行的合作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革命同谋，还是支持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革命工人阵线，它……将阻止反革命前进并且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工农兵委员会掌握政权的问题。”[42]同一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即将卸任的内阁成员胡安·科莫雷拉公开要求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责它不忠于政府，因为其领［411］导人曾经抨击政府的法令，同时指责它在苏联“站在我国人民一边并向我们提供大量援助”之际进行反苏宣传活动。另外，他要求撤销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控制着革命民兵武装和巡逻队的防务秘书处和治安委员会，以便赋予政府专员“充分的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一种铁的纪律”。[43]几天之后他又说：“有些委员会比政府本身管的还多。”[44]另一方面，拥有自己的巡逻队和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坚持认为，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它在两个机构中均有代表——是“体现革命性质的机构”，以防止政府“由于最近掌握了权力”而变成“一个针对无产阶级的警察政府”。[45]它问道：“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能够允许从它手中夺走这些[控制]手段吗？如果允许这样做，那就将在革命的道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迈出非常危险的一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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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8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最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对于他们自身的威胁，或者由于他们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其战前渗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企图、[47]因为其经常指责集体化的热情已经引起城乡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48]而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什么好感，他们最终默许了十二月中旬将其逐出政府的决定。作为交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放弃了其撤销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要求，并且同意把防务专员的职位交给全国劳工联合会以换取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占据的司法专员职位。从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来看，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首先关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不过，苏联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作用当时不是特别明显。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十二月份去找孔帕尼斯主席，“坚决要求不许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继续留在政府中”。多年后塞拉·帕米埃斯亲口告诉我：“他提出了种种理由。苏联武器，国外形势，[西班牙工业的]原材料以及食品的运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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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0 不能肯定地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否也从孔帕尼斯或者直接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那里受到过这一警告，然而重要的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罗克一九三八年写道，“苏联大使”[原文如此]曾经以拒绝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相威胁，除非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50]无论如何，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的声音在十二月十三日明显地开始减弱，当天的《工人团结报》只是简单地把政府危机说成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竞争的结果。胡安·安德拉德对此反驳说，这不仅仅是两个组织之间的斗争。他警告说，危在旦夕的是“未来的整个革命进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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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2 被逐出内阁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失望，但它决定摆出一副满［412］不在乎的姿态。“没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可能进行治理，更不必说与它作对了。”十二月十七日的《战斗报》刊出通栏大字标题。它声称，经历了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显然更加坚强了。“它已经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唯一真正的反对派。它的革命政治立场比过去更加坚定，由于它的革命立场，它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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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4 尽管表现出乐观的姿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仍然显得忧心忡忡。“现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已经达到直接的目的，谁会相信它将放弃自己的图谋？……由于把我们逐出了政府，它已经赢得初步的胜利。暂时它会感到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继续前进的程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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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6 为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觉得牺牲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道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意正式退出内阁。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因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科莫雷拉、巴尔德斯和比迭利亚不过是以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新政府中而已，尽管众所周知他们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而且还在几周之内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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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组成的新政府的成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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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84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54]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佩德罗·埃雷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工人团结报》为新政府出现工会代表占多数的特征而欢呼，认为这是其工团主义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代表的政治党派的失败。“随着这次危机的化解，”它继续写道，“我们觉得谁也没有理由表示不满或者进行任何指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两个对手——他们的冲突导致了我们目前的处境——均被排除在自治政府的行政委员会之外。两党在劳动者总工会里都有代表；……两党出自同一个思想体系，尽管见解和策略的细微差别使它们分裂。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没有大声抗议的权利。”[55]马克［413］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如此简单地解释政府危机感到愤怒。胡安·安德拉德说：“我们被逐出政府不是因为狡辩所称我们在劳动者总工会里有代表，而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不妥协的革命立场。……无政府工团主义总是犯注重形式不注重实质的错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它宁愿屈服于要求把我们逐出政府的反革命倾向……也不愿意坚持人民群众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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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86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第一政委霍尔迪·阿克尔说：“我们不是顷刻间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打败的，而是被隐藏在这些组织背后的某种力量打败的，在我们这些抗拒其意志的人面前，这种力量能够巧妙地让我们产生被人抛弃的恐惧心理，而且产生面对佛朗哥的叛军时没有武器弹药的恐惧心理。”[57]《战斗报》还断言，有一个从国外输入的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周密计划。它说，这一计划包括三个步骤：（1）营造政治和心理气氛；（2）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自治政府以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3）采取措施实际将其消灭掉。“我们并不害怕战斗。”它威胁道，“我们不向任何人挑衅，但是，我们愿意不失尊严地回击一切挑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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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88 最终，党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有人希望通过某些野蛮的方法遏制革命并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推到一边。谁也不要抱有幻想。我们的党不可能被消灭，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亲骨肉。……我们无产阶级不会让人束缚。它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监护。它正毫不犹豫、不屈不挠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无论多么巨大的障碍都不可能阻止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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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0 [1]关于毛林和宁的情况，见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这部著作包括相当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起源的材料。另外，德国历史学家赖纳·托斯托夫即将在西德发表他的论文《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1939》。这篇论文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托斯托夫的这篇大学论文对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两部著作肯定被认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历史的基础性权威著作，因而将被有兴趣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与本书无关的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人当作参考。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烈斯·宁》；弗兰塞斯·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1930—1937》；乔治·埃森魏因为罗伯特·A.戈尔曼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人物传略辞典》撰写的毛林和宁的条目；安东尼·蒙雷亚尔，《华金·毛林的政治思想》；安德烈斯·宁，《民族解放运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和《西班牙革命，1930—1937》；佩莱·帕赫斯，《安德烈斯·宁的政治演变，1911—1937》和《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0—1935：西班牙的共产党左派和第二国际期间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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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2 [2]安德烈斯·宁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见宁《西班牙革命》，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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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4 [3]“在挪威迫于苏联的压力驱逐了托洛茨基之后，”乔治·埃森魏因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定为其寻求庇护很可能是念及他与宁和安德拉德过去的关系。正如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维克托·谢尔盖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宁、安德拉德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仍然用同志般的钦佩目光看待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35页）。另一方面，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托洛茨基发出的邀请只是向他表示团结一致的一种姿态，因为，由于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托洛茨基渐渐发现，在欧洲安全地避难越来越困难（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想让托洛茨基到加泰罗尼亚来的计划没有实现。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托洛茨基亲自写信告诉正代表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谈判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代表让·鲁斯，他‘非常乐意’得到去巴塞罗那的签证（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二月号《战斗报》[巴黎]发表了这封信）。不过，由于被当时在巴塞罗那活动的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的特工截获，鲁斯没有收到这封信。（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对意大利秘密警察的档案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这封信，同上。）但是，即使这封命途多舛的信到达它的收信人手中，托洛茨基几乎也不可能获准待在加泰罗尼亚。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的《战斗报》（巴黎）上——并于当月二十日在他们的马德里日报《红色战士》上——宣布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邀请，他们的建议却被自治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拒绝了（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孔帕尼斯当时不可能同意向托洛茨基发放签证，这主要是因为对该地区拥有控制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会容忍托洛茨基的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仅毫不宽容地一概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特别敌视托洛茨基，因为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曾经无情地迫害无政府主义者。胡利安·戈尔金在他（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中指出，孔帕尼斯的否定性答复很可能是基于另外一些考虑。例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对托洛茨基的敌视一点不亚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此，它会迫使孔帕尼斯不许托洛茨基进入西班牙。另外，据戈尔金说，孔帕尼斯本人肯定知道，托洛茨基出现在西班牙将严重破坏共和派为获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所作的努力。”感谢埃森魏因应我的请求对这封信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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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6 [4]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战斗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战斗报》（戈尔金的文章）。关于一九三四年宁与托洛茨基断绝关系，见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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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8 [5]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劳动报》上的文章《托派，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最佳代理人》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巴塞罗那）《消息报》上的文章《为敌人工作的那些托派在行动》。《真理报》驻西班牙特派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参加了共产党人开展的这一场宣传活动，实例见他发表在（巴黎）《人道报》上的文章，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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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100 [6]关于毛林的经历和他的妻子让娜为使其获释所作的努力，见让娜·毛林《如何解救华金·毛林：记忆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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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102 [7]詹姆斯·W.科尔塔达编，《西班牙内战历史词典，1936—1939》，第328页。关于伊格莱西亚斯写给阿尔瓦的那封信，见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一卷，第291—292页。一九七三年毛林在美国去世后，胡佛研究所得到了他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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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104 [8]据阿尔瓦说，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与毛林的七千名工农集团成员相比，宁的共产党左派只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也就是说，双方人数的比例是二十八比一，充其量也不过是二十三比一（阿尔瓦，《两位革命者》，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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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106 [9]据阿尔瓦说，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与毛林的七千名工农集团成员相比，宁的共产党左派只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也就是说，双方人数的比例是二十八比一，充其量也不过是二十三比一（阿尔瓦，《两位革命者》，第390—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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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108 [10]实例见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1930—1940》，第273—307页；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文集》，第123—132页；托洛茨基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我们的话》上的文章以及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新斗士》上的英文译文；还有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旬《我们的话》上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所著《列昂·托洛茨基与西班牙，1930—1939》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佩莱·帕赫斯在其研究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专著中写道，“托洛茨基针对新的党组织、特别是针对宁和安德拉德开展的宣传活动对西班牙革命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同时还在那些来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当中造成了新的意见分歧，这使他们作为新的党组织的领导人更加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帕赫斯，《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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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110 [11]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未公开透露过内战期间其成员的人数，不过，据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在洛桑举行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会议纪要记载，西班牙支部的人数在十到三十人之间（《第四国际文件：形成时期，1930—1940》，第289页）。感谢曾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间担任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G.穆尼斯）的英语代理人的斯蒂芬·施瓦茨让我注意到了这些数字并在阅读了本章的内容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当今研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世界头号权威人士皮埃尔·布鲁埃提供了关于内战第一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前线和后方的人数的有用信息（该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承认：“西班牙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人数不多。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必须承认，他们人数不多。那里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个党的年轻党员赞成我的思想。不过，这个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因此，我公开批评它的政策。”（托洛茨基，《列昂·托洛茨基的状况》，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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