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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我们的话》。(被人称为G.穆尼斯的)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在一九四八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创建了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那些赞成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想法的党员开除出党。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当时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并且正在阿拉贡前线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并肩作战的哈里·米尔顿说,“我们小组的负责同志”莫林(汉斯·弗罗因德)当年年初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除出党(哈里·米尔顿,与列昂·托洛茨基和乔治·科普通信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感谢哈里·米尔顿所提供的这些副本。不过,据斯蒂芬·施瓦茨说,“没有证据表明莫林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与施瓦茨的谈话,他的说法以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所著《革命与西班牙内战》为依据)。曾经担任瑞士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书记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并肩作战的另一名托洛茨基分子保罗·塔尔曼在一九七六年发表的一次访谈中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有一个强大的右派,他们迅速清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还枪毙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人们同样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克拉拉·塔尔曼和保罗·塔尔曼,《争取自由的革命》,第380页)但是,在一九八四年回答我的问题时,克拉拉·塔尔曼断然声明,她不知道丈夫保罗所说的枪决。 根据皮埃尔·布鲁埃向斯蒂芬·施瓦茨提供的信息(见本章注释1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发表过开除一个名叫卡尔·埃维尔特·伦斯(“坎彭斯基”)的人的消息。我没有发现开除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在答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作为一个拥有支部权利的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要求时,安德烈斯·宁以执委会的名义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作为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不能同时是其他任何政党组织的成员”,所以他们必须退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他还声明,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人必须“公开与那些自称第四国际的报刊针对我党所进行的诽谤中伤活动划清界限并表示反对”(一九三七年七月第四国际国际局《信息公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在一封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公开信中,他们再次要求作为一个拥有支部权利的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同时严厉地批评了党的领导阶层:“缺少一个对人民阵线支持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坚定的阶级立场的政党——它不仅是一个革命政党,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预示着走上反动道路的严重危险。当我们写第一封信时,这种危险在远远的地方隐隐可见。……今天,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你们不能坚持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因为就连党的执委会成员也不认为是这样。你们为工农政府和工人革命阵线提出的口号掩盖了这一真实情况;工农政府与工人革命阵线势不两立,但是,你们可以同时建立,因为你们以某种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相同的官僚主义眼光看待工人革命阵线,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将会通过在它与你们之间分配自治政府的专员职位来达到建立工农政府的目的。面对这种机会主义的混乱状态,我们赞成这个口号:建立以工农兵委员会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恳求你们反省,执委会的同志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犯了而且仍然在犯妨碍革命的根本性错误。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它所需要的理论方向,对原则进行充分的讨论十分必要。……只有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才会害怕基层组织。在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内部条件下,革命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开展思想斗争即派别斗争。”(同上)没有档案表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为了允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作为党内的一个派别参加政治活动甚或考虑过第二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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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伯特伦·D.沃尔夫,《西班牙内战》,第68—70页。另请参阅吉姆·科克(哈里·戈德堡)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时代》上的文章《托洛茨基分子对西班牙的看法是什么》。关于内战期间以及战后安德拉德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见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展示的安德拉德文件(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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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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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卡萨诺瓦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第四国际》上的文章《献给西班牙》,这篇文章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标题为《西班牙内战:人民阵线向佛朗哥敞开了大门》。感谢乔治·埃森魏因为我撰写了以下说明:“撰写这本小册子时,卡萨诺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的对加入政府是否明智的不同意见。(关于这些不同意见,见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20—324页。)他还忽视了党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反对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继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作出的与自治政府合作的决定这一事实。阿尔瓦没有提到安德拉德的名字,但是他说,在执委会内部,有两人投票反对加入政府,在范围更大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几位委员反对。他还证实,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均‘原则上’同意加入政府的建议,尽管政治书记宁是否在没有将政府方案提交执委会‘进一步认可’的情况下毅然承担责任作出了最后决定仍然存在着一些疑问。据内战结束几年后采访过安德拉德的罗纳德·弗雷泽说,安德拉德迫于压力接受了决定,因为,尽管他个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但他‘知道,如果投了反对票,他将会被开除出党’(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41页)。安德拉德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定加入政府的原因:‘一方面,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不会同意与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断绝关系,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孤立,造成的实际后果是,我们再也不能为我们的民兵获得物资和经济援助,我们的地方组织也将失去在地方上担任的一切职务。总之,党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还会成为一个非法组织。另一方面,几乎一半的战斗是斯大林分子打赢的,他们将因宣布我们非法而得益。需要认真考虑许多因素。由于这个原因,党的执委会决定将最终决定提交中央委员会,两天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展示的没有公开的文件)感谢安德拉德的遗孀玛丽娅·特蕾莎·加西亚·巴努斯向我提供了文件的副本。”安德拉德文件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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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战斗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加入政府是否明智的不同意见,见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20—324页。实际上,据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拉塞尔·布莱克韦尔(罗萨里奥·内格雷特)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受到八种“思潮”的冲击。见布莱克韦尔写给布兰代斯大学雨果·奥勒的信,雨果·奥勒文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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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预兆》,第288页。关于穆尼斯在共产党左派时期的活动情况,见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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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它由(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开除的)莱里达、塔拉戈纳和赫罗纳地方工会联合会以及一些自治工会组成(见其第一副书记佩德罗·博内特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巴黎]《战斗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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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瓦尔特·黑尔德,《西班牙革命》,第15页。另请参阅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教训》,第67—68页及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写给达尼埃尔·介朗的信,载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国际》,这封信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了不影响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上层的关系而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关于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所有政策最有争议的攻击之一,见费利克斯·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0—102页。作为对托洛茨基攻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领导人的回应,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展示的没有公开的文件是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安德拉德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见本章注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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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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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内战爆发之前,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是社会党工会的最小分支。据合并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四个组织之一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见本书第三十九章)领导人拉斐尔·比迭利亚说,七月十九日之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劳动者总工会会员只有两万五千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消息报》)。但是,就连这个数字似乎也是被夸大的。例如,(前劳动者总工会观察家)弗兰克·杰利内克在《西班牙内战》一书中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两千人,见第335页。另一方面,据国际工人协会书记赫尔穆特·吕迪格说,战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在十五万至十七万五千人之间(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吕迪格向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内战期间,由于大多数人感到带着一张工会会员证更安全,两个工会迅速发展。这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就它们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会员人数发表了夸大而且无法核实的说法。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组织宣称,它的会员人数增加到了三十六万零九百七十七人(《工人团结报》)。十天后,劳动者总工会声称它有四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九名会员,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它要求在政府和市政委员会中拥有同等的代表数量是完全正当的(拉蒙·富斯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劳动报》上的文章)。几个月后,劳动者总工会宣称它有四十七万五千名会员,《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对此回应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有一百万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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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167页,对宁的采访。另请参阅宁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战斗报》上的文章《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为什么加入劳动者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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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日、十三日、十九日和二十二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十六日、二十二日和三十日、二月五日、四月十七日和五月十二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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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报》。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战斗报》上的文章《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为什么没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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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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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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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见《战斗报》,被阿尔瓦在《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一书中引述,见第一卷,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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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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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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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见维克托·阿尔瓦《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255页;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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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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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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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一九二一年,戈尔金创建了巴伦西亚共产党,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一九二九年,他与共产党断绝了组织关系,因而被斥为托洛茨基分子。他在多年以后写道:“这个罪名一直是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的借口。……不过,我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进行权力斗争期间确实完全支持前者。我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间将这位红军组织者的几本著作译为西班牙文也是事实。……但是,我从未加入过任何托派组织。我必须补充的是,直到托洛茨基去世,我与他始终是论辩对手的关系。”(戈尔金,《我的斯大林主义经历》,载一九五九年十月《评论》,该刊物由布鲁塞尔的伊姆雷·纳吉研究所出版)佩莱·帕赫斯在他的著作《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出示了与戈尔金的说法相抵触的证据,见第40—41页和注释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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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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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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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根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的一次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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