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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直到一九八六年，当我再次翻阅这些纪录时，我才发现这一段重要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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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91页。另一名外国无政府主义者也这么说过（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先驱》），但是，我发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没有证实受到过任何直接的威胁。戴维·T.卡特尔说：“苏联援助在加泰罗尼亚以几种方式用于歧视打击革命者。有非常详细的证据证明，苏联为援助加泰罗尼亚设置了这些条件：决不允许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共产党人再次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制定的总体方案。”（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09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此时坚信，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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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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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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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一九三七年三月初选出的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见佩德罗·切卡《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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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阿瓦德·德·桑蒂连加入政府的原因见本书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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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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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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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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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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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安德烈斯·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演说，见安德烈斯·宁《西班牙革命，1930—1937》，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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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414］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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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危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被削弱了。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顺从地同意将其逐出政府并且没有意识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这一胜利对他们自身意味着一种明显的威胁，全国劳工联合会唯一可能的盟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忧虑。作为日益临近的危险的证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并不令人意外地转载了从越洋通讯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中摘录出来的以下内容，这则消息刊登在墨西哥的《环球图片报》上：“苏联报纸表示，希望以与苏联同样的力度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收拾干净。”[1]尽管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斥责这则报道纯属捏造——《消息报》或《真理报》确实没有刊登过这种消息[2]，但是，它无疑使全国劳工联合会深切地感到自身的危险日益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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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下降之外，十二月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大的中产阶级共和派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的自信心和好斗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的恢复惹得《战斗报》在一月二十八日轻蔑地宣称：“五个月来，共和派一直委曲顺从。他们举起握紧的拳头严肃地听取‘国际’的指示。有时他们表现得比真正的革命者还要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开始再次感觉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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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有意避免对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是整个革命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一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证明。他们的演说极其好斗，充满了对未来的革命隐晦甚至公开的威胁，[3]以致路易斯·孔帕尼斯主席觉得有必要插话发出警告，他仍然认为，只要将自由主义运动“驯化”并逐渐剥夺其武装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政府中的合作必不可少。尽管指责“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盘根错节混乱不堪”，强烈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415］且警告说，“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活力而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话，革命注定要失败”，孔帕尼斯仍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进行了下面这一番安抚：“一些共和派人士相信甚至梦想，今后将会建立一种与七月十九日以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不过显示了他们的盲目和缺乏忠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既不正确也不合法。我曾经说过，我还要再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到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应当对监督政府的廉洁、效率和工作才智最感兴趣。”[4]这番话似乎使自由主义领导人感到欣慰，他们坚信孔帕尼斯当初对于革命的承诺。《工人团结报》写道：“路易斯·孔帕尼斯现在与无产阶级组织意见一致……尤其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见一致，他显示出一种比他的某些同志更敏锐、更真诚、更忠实的政治目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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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孔帕尼斯主席或安抚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治国之术多么精明，对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方式多么巧妙，都不能安抚更加焦急的中下层中产阶级追随者，他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经济破产。他们渴望立即剥夺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同时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力的领导和大胆的政策中看到了从革命的灾难中挽救自己的部分财产的一线希望。怪不得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竞争党派。另一方面，正如一位仰慕者对其想法的概括那样，塔拉德利亚斯确信，“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而自取灭亡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机会就将来临”，因此，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采取一种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和平共处的政策比迫使他们站在不妥协的立场上要明智得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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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坚决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强制实施政府的法令，塔拉德利亚斯仍然经常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免遭共产党人的攻击。例如，有一次，当格拉诺列尔斯市出现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时，他竭力阻止政府派部队增援。[7]另一次，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战争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塔拉德利亚斯主持——时，他站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一边。[8]还有一次，针对共产党人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及其副手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拖延执行政府法令的指责，他为他们进行了有力的辩护。[9]由于经常保护自由主义者，塔拉德利亚斯受到他们的热情赞扬。[10]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与党内那些更加好斗的领导人产生了矛盾，例如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后者喜欢大胆地冒险并且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不妥协政策。“[我]知道，”塔拉德利亚斯多年以后坚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416］的某些重要人物为了解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党人串通一气，有人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一个下午得到解决而且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这不诚实，一点也不诚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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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谨慎策略最初得到孔帕尼斯的支持，还得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另一些领导人以及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小型中产阶级政党共和行动党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讨厌这种策略，但是直到战后才公开批评了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份文件写道：“资产阶级领导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政策相勾结，暗中希望加快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崩溃瓦解，然后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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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人对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感到失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用塔拉德利亚斯的谨慎策略不仅可以将比较焦虑的那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吸引到自己一边，而且可以将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大量佃户和佃农以及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办公室职员和零售业营业员的工会组织，简称CADCI）的大量追随者吸引到自己一边，内战爆发之前这两个组织均属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13]如今，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的传记已经告诉我们，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主席、历届战时自治政府的农业专员何塞·卡尔韦特不仅“与科莫雷拉密切合作”，而且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名积极分子。[14]因此，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真正影响力比他们的正式官员数量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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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月改组政府的过程中达到目的之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在革命初期夺取了食品批发业控制权的委员会。为了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领域里的权力并且重建自由贸易，在新政府中担任物资供应专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颁布了解散这些委员会的法令。他在颁布法令之前不久声称，这些委员会取代经纪人“不利于社会”，它们对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负有责任。[15]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称这些委员会防止了富人从事损害工人利益的投机买卖，但是，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委员会“在‘自由与革命’的名义下”也犯了“不少错误”，[16]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延续了老板们的恶习并像他们一样做投机生意”。[17]然而，双方争论的实质问题与其说是这些腐败行为，不如说是委员会掌握的经济权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记安德烈斯·宁断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自由贸易并且破坏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物资供应专员多梅内奇同志针对投机商人所开展的整个革命工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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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革命者的武装力量完好无损，科莫雷拉的法令从颁布到实施就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为了逐渐削弱革命者的地位，十二月危机之［417］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采取措施不断施加压力以结束该地区治安力量的二元状态。正如我们所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治安力量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治安委员会手下的巡逻队，另一方面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控制下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十二月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附带后果是前共产党员艾瓜德[19]任命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为治安总署署长即警察署长，取代了不太好斗而且惧怕无政府主义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马蒂·罗雷特。继科莫雷拉之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很快成为自由主义者主要谴责的对象。作为一名前无政府主义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在内战之前早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加入了毛林的工农集团，最终成为人数不多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党员，将其具有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特征的大胆鲁莽带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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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危机过后不久，在自治政府中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21]建议，解散所有治安力量——巡逻队以及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并将它们合并组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22]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巡逻队不仅应当继续保留，而且应当扩大规模。”《工人团结报》写道，“对它们的一切攻击实质上都是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攻击。”[2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也宣称：“我们肯定不同意这个建议。同意它就等于把自己五花大绑交给资产阶级，就等于帮助建立用来镇压我们的军队。社会治安必须继续由工人阶级来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治安部队必须建立在巡逻队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秩序。”[24]然而，由于得到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专员的支持，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要求解散各种治安力量的法令，包括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然后将它们重新组建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支部队中，指挥岗位将由被解散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军官所占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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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运动——它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是同意了法令中的某些条款，就是在另一些条款的表决中被多数击败，[26]但是他们仍然恪守政府团结的原则——没有谴责这些法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如果其他党派组织没有看出事态发展的趋势因而没有做出形势需要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将承担历史的责任。……革命的前途处在危急之中。那些天天向革命表示忠心的党派组织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所奉行的那［418］种无论对革命多么有害也要保持团结的政策只有利于改良主义。……关于这些法令我党只有一个任务：不停地公开谴责它们，坚持不懈地为废除它们而努力，从而保证工人阶级利用自己的治安力量强行维护革命秩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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