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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情况，见巴柳斯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和二十四日以及七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杜鲁蒂之友会”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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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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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工人斗争报》。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创立和活动有关的资料，见“杜鲁蒂之友会”档案，其中包括巴柳斯战后写给我的信和霍尔迪·阿克尔主要根据对巴柳斯以及其他成员的采访整理的关于该组织的打印资料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保罗·夏基，《杜鲁蒂之友会年表》和海梅·巴柳斯的《迈向新的革命》。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杜鲁蒂之友会代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的一批极端激进分子，他们在阿拉贡前线和巴塞罗那得到了明显的支持。通过坚定有力地反对民兵军事化并且反对解散防务委员会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巡逻队，这些人希望遏制逐渐高涨的反革命浪潮。从某种理论的角度看，杜鲁蒂之友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阶层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的改良主义立场提出了挑战。据该组织的主要发言人巴勃罗·鲁伊斯说：‘新组织的首要目标是要维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宗旨像七月十九日时那样完好无损，以保证工会组织在没有政治党派参与的情况下承担社会经济事务的领导责任。’（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晚报》，被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在《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一书中引述，见第11—12页）难以估计杜鲁蒂之友会在战争的这一紧要关头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直到五月这个组织才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人民之友》，尽管查不到其发行量的统计数字，但巴柳斯声称，第二期发送了大约一万五千份。据巴柳斯说，该组织设法将这份报纸一直出版到一九三八年底，同一年，他撰写的小册子《迈向新的革命》[作者没有署名，但是后来翻译成英文出版时在标题下面有他的名字]秘密散发，估计散发了三万到五万册（‘杜鲁蒂之友会’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除了副干事巴柳斯和干事费利克斯·马丁内斯之外，杜鲁蒂之友会的其他重要成员包括巴勃罗·鲁伊斯、弗朗西斯科·卡雷尼奥和埃莱乌特里奥·罗伊格。由于早年造成的瘫痪，巴柳斯放弃了医学训练成为一名政治活动积极分子。最初，他加入分离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直到一九三一年，接着他短暂地成为华金·毛林的工农集团的成员（霍尔迪·阿克尔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写给博洛滕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不过，阿尔瓦和施瓦茨在他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对巴柳斯的工农集团成员身份提出严重质疑）。一九三二年，他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最终成为《工人团结报》的一名编辑并在内战期间担任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晚报巴塞罗那《晚报》的主编（见巴勃罗·鲁伊斯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工会斗争》上的文章《海梅·巴柳斯的挽歌》，这篇文章还用英文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至三月号旧金山的《警钟》杂志上）。毫无疑问，杜鲁蒂之友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巴柳斯的领导能力。瑞士托洛茨基分子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以下面的方式描述了巴柳斯的领导能力：‘甚至在第一次与巴柳斯和他的朋友见面时我们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对付人的非凡才能。他对形势的估计很简单：由于加入了人民阵线政府，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抛弃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政策的坚实基础并且成为共产党的战略的附庸。’（克拉拉·塔尔曼和保罗·塔尔曼，《争取自由的革命》，第189页）”感谢埃森魏因应我的要求撰写了这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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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尽管伊斯格莱亚斯三月二十三日就辞职了，官方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并没有对外宣布政府处于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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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言，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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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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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科莫雷拉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塔拉德利亚斯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劳动报》；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塞赛对《环球新闻报》发表的声明，转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广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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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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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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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93和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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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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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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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安德烈斯·宁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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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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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路易斯·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内战期间巴伦西亚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将这份珍贵资料的副本送给我（现存胡佛研究所）。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助手费利佩·乌瓦奇向我确认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他说，他在塔拉德利亚斯的文件中见过这份资料的副本而且阅读了它。此外，根据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在其撰写的孔帕尼斯传记中所引用的简要摘录判断，他显然也有这份资料的副本，见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77—178页。里卡多·德尔里奥是从著名的自由主义记者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弗朗西斯科·阿吉雷那里得到的这份文件。关于阿吉雷的讣告，见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西班牙共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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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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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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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关于民兵部队的改编，见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43页和桑斯的《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126—127页。阿拉贡前线部队的真正兵力是多少？宣传的估计兵力高达十五万人，但是，这个数字被严重地夸大了。迈克尔·阿尔佩特在他的学术专著《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里说，根据可以利用的有限资料，“阿拉贡前线的兵力总数在任何时候似乎都不可能超过两万五千人”，见第45—47页。这得到了赫尔穆特·吕迪格和莫林（汉斯·弗罗因德）的支持。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吕迪格在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中说，四月中旬，与属于其他党派组织的九千名民兵相比，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为一万六千人。莫林是巴塞罗那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之一，他提供的数字是两万三千人，由下列部分组成：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万三千人；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千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五千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伦敦《战斗报》）。他没有把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民兵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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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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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劳动报》。另一方面，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青年运动总书记的拉蒙·利亚尔特断言：“共产党人自己暗杀了罗尔丹·科尔塔达，然后嫁祸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不法分子’。”他声称，共产党人必须找到一个点燃“反法西斯主义火药桶”——影射巴塞罗那五月的战斗——的“‘道德上的’正当理由”（拉蒙·利亚尔特，《革命与内战之间》，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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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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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巴塞罗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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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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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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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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