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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个街垒迅速筑起。“这些街垒看上去古怪而神奇。”乔治·奥威尔目睹了主要街道之一兰布拉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他写道，“当西班牙人明确决定动手干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显示出那种富有激情的力量，男人、女人和很小的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撬起地上的鹅卵石，把它们装进从附近找来的手推车里运到前面，人们背着沉重的沙袋，摇摇晃晃地来来往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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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之前，巴塞罗那是一座兵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持武器回到了街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工厂、车间和仓库已停止工作。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自由的街垒重新筑起。七月精神再次征服了巴塞罗那。”[33]不知那些对袭击电话局负有责任的人是否预料到了如此广泛的公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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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着巴塞罗那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从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到城市商业公务区的边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着局面。不过，在哥特区那一小块商业政治地盘内，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例如，在位于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据着电话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则牢牢控制着它的总部哥伦布酒店，一九三六年七月它没收了这个酒店，从酒店的窗口用机关枪几乎可以对整个广场进行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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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萨里亚、奥斯塔弗兰克斯和桑斯以及巴塞罗那的沿海地区，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毫无战斗力。[34]一些士兵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另一些士兵则待在他们的营房里，坐视危机自行发展。“顷刻间，几乎整个巴塞罗那都被我们的武装人员小组控制了。”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他们没有从他们的阵地向前推进，尽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前进，打败那些进行抵抗的小股敌军。”[35]他强调说，如果全国［433］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想要夺取政权的话，它们将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违背了我们的团结原则和民主原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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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巴塞罗那港不远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阿萨尼亚总统不久前把他的官邸设在那里——附近，枪声断断续续响个不停。晚上八点，阿萨尼亚总统指示当时人在巴伦西亚的总统府秘书长坎迪多·博利瓦尔去找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要求派兵增援他的总统卫队。卡瓦列罗已经就寝，于是，晚上八点半博利瓦尔把生气的总理从床上叫了起来。在催促卡瓦列罗刻不容缓地派遣援兵之后，博利瓦尔离开了，他几乎不会想到他的要求将被置若罔闻。[37]没过多久，内政部长加拉尔萨通知卡瓦列罗，艾瓜德请求“紧急派遣镇压动乱必不可少的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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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一点，塔拉德利亚斯首席专员代表孔帕尼斯主席前去看望阿萨尼亚总统，为混乱的事态向他表示歉意。从自治政府宫到议会大厦通常只需几分钟的路程走了一个半小时。“经过每一座兵营时他都必须从车上下来长时间协商，饱受羞辱。”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在开口[为混乱]道歉时实际上所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他感到羞耻，我打断了他并且重复了我让博利瓦尔转告政府总理的话。‘不必道歉！镇压叛乱！就我而言，保证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就行了。’”然后，塔拉德利亚斯向总统告别。在战事余下的时间里，总统没有从加泰罗尼亚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自治政府没有人问到我，没有人打算让我做什么，也没有人关心我的立场。”阿萨尼亚总统愤愤不平地说，“这不只是一种可耻的失礼；这表现出一种无声的敌视。”[39]政府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也不关心总统的境况。“他既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给我发电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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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至四日的]整整一夜，叛乱分子控制着城市。”阿萨尼亚继续写道，“他们筑起了街垒，在没有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占领了建筑物和重要的地方。……我并不担忧，但是他们使我陷入的处境让我心烦意乱。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冲突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甚至还认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可能有助于[在西班牙]实现和平。让我讨厌和烦恼的是叛乱将在国外引起的流言蜚语，另外那些叛乱者将会从中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对战争的影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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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晚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地区委员会一起开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回忆说：“我们用下面这些精确的措辞阐述了问题：‘我们都没有要求巴塞罗那的群众采取这次行动。这是对斯大林分子的挑衅的一种自发的反应。这是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为了消灭内部的敌人，我们都要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否则的话，革命运动就将瓦解，敌人将把我们消灭。我们必须做出选择；革命或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几［434］个地区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们最大的要求是把那个向革命运动挑衅的[警察]署长撤职。要消灭的似乎不是他背后的各种势力！总是形式取代了实质！……我党站在革命运动一边，尽管我们知道它注定要失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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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艾瓜德再次请求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但是，遵照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指示办事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只给了一个敷衍的答复。“我已经命令卡斯特利翁、穆尔西亚、阿利坎特和巴伦西亚的[警察]部队集结待命，”他答复说，“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那应该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冲突加剧时，……你需要的部队将归你调遣。不过，总理和我一致认为，尽管应当做好一切准备，但是，在无须动用已在当地的所有部队而且不能证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驻扎在巴塞罗那以外的部队进行干预并不可取。”[43]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以敷衍的方式使战事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平息。在与共产党人进行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时，他不愿因为向加泰罗尼亚派遣援兵而引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或者加强他的对手对该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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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塞罗那的形势正在恶化。机关枪射击的嗒嗒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以及迫击炮的轰鸣响成一片。这种“可恶的噪声在成千上万幢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乔治·奥威尔写道：“砰—砰、嗒—嗒、轰隆—轰隆——有时逐渐变弱只听到零星的射击，有时突然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天亮之后仍然继续。”[44]虽然有个别攻占敌人据点的尝试，但公开进行的都是规模较小的战斗。大多数作战人员仍然待在建筑物里或街垒后面，不停地向对面的敌人射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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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每个人的房子都被战火所殃及，”几天之后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希望的是，扑灭战火，结束血腥的屠杀。”[46]然而，几个月后他又有了另一种想法：“也许……我们被一种忠诚和宽容的意识所支配，以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针对我们策划的阴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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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通过广播电台呼吁停火：“工人同志们！……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我们没有攻击任何人。我们只是保护自己。……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是兄弟！……如果我们自相残杀，我们就注定要失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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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打算给冲突火上浇油的大有人在。不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人马发起了新的攻击行动，而且势单力薄的托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杜鲁蒂之友会也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加入了后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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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态度悲观。“我们觉得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并没有强大得足以带头组织群众进行抵抗。”党的执［435］委会的一名成员承认。[49]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乔治·奥威尔参加了战斗，他证实：“当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那些人告诉我，整个事件实际上让他们感到惊慌，但又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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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已经走上街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战斗结束后的五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是什么立场呢？与革命运动断绝关系，谴责它，还是与它联合起来？……我们选择了第三种立场，……尽管我们事先知道，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以任何其他方式行事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当然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作为工人运动内部的少数派，我们无力承担喊出这一口号的责任，尤其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态度在战斗者中引起混乱和动摇时，他们通过巴塞罗那的广播电台紧急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斗争。号召工人夺取政权就意味着领导他们举行起义，这可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只能提出有限的口号：要求将挑衅的直接发起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撤职，废除关于社会治安的反动法令，成立保卫革命委员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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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机构并没有公开流露悲观情绪，因此，它表面上显得斗志旺盛，尽管它在五月三日晚上向自由主义运动的地区委员会建议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没有成功。第二天上午，《战斗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因为没有比进攻更好的防御手段。必须要求治安总署署长辞职并达到目的。……必须要求废除反动势力和改良主义分子所通过的社会治安法令并达到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切从而继续进行革命，即持续扩大革命的范围并使革命取得最终的结果，保持动员状态和攻势的工人阶级必须组成革命工人阵线并且立即着手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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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五月四日，佛朗哥的托派代理人……利用其喉舌《战斗报》呼吁他们的追随者……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臭名昭著的塞维利亚刽子手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广播向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分子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支持并将帮助你们。坚持下去！’屠杀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与巴塞罗那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呼吁看来是这些人民的敌人之间存在着思想和组织联系的最新证据。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充当着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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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与此同时，在（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担心共产党人可能利用这场冲突推翻其政府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召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政府部长。他告诉他们，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已经请求内政部长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54]“政府不能这样做，”卡瓦列罗表示，“因为这意味着派兵帮助那个可能与挑起这场冲突有关的人。在答应派兵之前，他将根据宪法接管治安管理部门。”[55]因此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应当立即前往巴塞罗那，努力争取结束敌对行动。[56]随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避免中央政府接管治安管理部门”，派代表去巴塞罗那。[57]全国委员会委派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去巴塞罗那，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同时委派的是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和马里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两人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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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中央政府开会。在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支持下，共产党人逼迫总理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求派兵增援加泰罗尼亚，而且要求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屈服于制造内阁危机的威胁，卡瓦列罗勉强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只是在到了傍晚局势仍未改善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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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十分，孔帕尼斯主席——肯定是他指示艾瓜德请求从巴伦西亚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局势已经“非常严重”，警察部队“不能胜任快速行动而且已经筋疲力尽”。[59]卡瓦列罗答复说：“我认为我有责任通知你，……全体[部长]已经决定，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如果有什么异议的话，请你直接告诉我。”[60]对于地区自治的主要监护人孔帕尼斯主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他当然希望派遣援兵而不牺牲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于是，他回答道：“我认为，[中央政府]应在加强内务治安专员可动用的兵力方面予以配合。”不过，由于担心如果不交出治安管理权对方将拒绝派遣急需的援兵，因此他又以顺从的语气补充道：“鉴于[社会治安状况]可能继续恶化的危险，共和国政府可以采取它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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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对话，普列托在下午三点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进行的交谈中给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说法。他说，内阁决定让卡瓦列罗向自治政府主席建议，后者应当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要求中央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内阁认为这一程序比自治法令所规定的另一种选择“更可取”，［437］即准许中央政府“在其认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或安全处于危险状态时自动参与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62]卡瓦列罗在与孔帕尼斯交换意见之后向内阁报告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但他得到的印象是，自治政府承认它无力制止动乱”。[63]不过，普列托非常乐观地告诉阿萨尼亚，他相信，在下午四点半内阁开会时，它将同意“在接到或者没有接到自治政府要求的情况下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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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孔帕尼斯对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任何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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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当着几名加泰罗尼亚流亡者的面签署的一份书面声明中，阿特米奥·艾瓜德的侄子海梅·安东·艾瓜德说，他的叔叔告诉他，孔帕尼斯主席既没有与他也没有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商量就把社会治安管理权交给了巴伦西亚当局。他进一步宣称，据他叔叔说，孔帕尼斯请求增援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胡安·科莫雷拉驱使的，科莫雷拉“在那几天片刻不离孔帕尼斯左右为他出谋划策，同时利用主席的沮丧心情提出符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益的解决方案”。这份文件断言，建议孔帕尼斯“接受巴伦西亚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就是科莫雷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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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也许是这样的，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孔帕尼斯同意将治安管理权交给巴伦西亚当局时，他得到了包括艾瓜德本人在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虽然勉强但心照不宣，因此，上面提到的这份文件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战后出现内部纠纷时企图将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责任完全推到孔帕尼斯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身上的一次明显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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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帕尼斯已经许可，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仍然不愿意采取行动。他还在希望派往巴塞罗那的使者通过斡旋结束流血。但是，他的社会党内竞争对手、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想要立即采取行动。作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个决不妥协的对手，据普列托本人说，他从革命一开始就认为，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对于权力的控制。[66]星期二中午十二点，他用电传电报通知阿萨尼亚，他已经命令两艘驱逐舰立即驶往巴塞罗那，舰队指挥官收到了“直接听从阁下调遣”的命令，另外，驻扎在莱里达的空军已经奉命“在巴塞罗那上空低空飞行以显示武力”。[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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